《不存在的3億人》:這本書要寫的,是一群與「爆買」無緣的中國人的故事

《不存在的3億人》:這本書要寫的,是一群與「爆買」無緣的中國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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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據說最近爆買的趨勢暫緩,訪日中國人的消費從「財貨」轉移成「服務」。不過看我那群朋友最近的樣子,他們不僅無力消費「服務」,甚至連爆買的邊都沾不上。換句話說,在日本人認知中的「中國人」印象中,農民工從未存在過。

文:山田泰司(Yasuji Yamada)

這本書要寫的,是一群與爆買或反日無緣的中國人的故事。身為日本人的我,與生在中國內陸農村地區的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也就是二十一世紀初來到上海,並在我來到這塊土地上工作與生活將近二十年的期間內,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而相識。

在藉由二○○八年北京奧運和二○一○年上海世博等活動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國,他們是一群靠著身體,將國家描繪的偉大藍圖,體現在上海或中國其他城鎮的功臣。在中國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的這群人,如果不是他們忍著肌肉撕裂般的痛楚揮下鶴嘴鎬,挺著嘎嘎作響的背部或腰骨不停搬運鋼筋,如今可能就沒有狀似鳥巢、造型充滿個性的奧運體育場,或上海那一幢幢充滿近未來感的摩天大樓;如果不是有她們擔任家庭女傭,接下煮飯洗衣、接送孩童、照護年邁雙親等各種家事,上海的男男女女肯定無法在好不容易建設好的摩天大樓中,全心投入辦公室作業。

另一方面,中國在戰後依然屢屢發生像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等動搖國家的亂事,直到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國家才開始安定下來,其中一群成長於特別落後的農村、到大約二十年前都還沒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無學歷農村出身者,儘管表面上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受到「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這樣的推崇,實際上卻陷入無法賺取現金收入的「難謀生者」窘境。對那些難以謀生的農民來說,大都市確實起到了提供「賺取現金」門路的作用,而這是農村或地方城市都難以做到的。

其中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約一百年間,曾為英國、法國、美國租界和日本人居住區的上海,正如一九二六到二九年間、共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的詩人金子光晴,將租界時代的這塊土地評為:「儘管皆為難謀生者投奔之地,二者卻有些許差異,滿洲是攜家帶眷去種松杉之處,上海則是獨自從人前消失,耗個一、兩年去澆熄熱情之處。」(金子光晴著,《骷髏杯》(暫譯),二○○四年,中公文庫)一樣,這裡向來都在接收那些在其他土地上一敗塗地或難以翻身,以至於走投無路的人。

雖然說是接收,但從來就沒有人熱情招待他們,更沒有上海人舉雙手歡迎他們加入。在居住方面,有些低所得者的住所不僅沒有廁所隔間,甚至連沖水馬桶也沒有,只有一個他們稱為「馬桶」的便盆突兀地放在那裡,環境往往十分惡劣。
即使如此,無論是沒有學歷的農民或失業中的外國人、無論勤奮或懶惰、無論有錢或貧窮,就接收背景成謎、來歷不明的人這一點來說,上海算是整個中國獨一無二的特例。這個來者不拒的寬闊胸懷,孕育出中國第一商業都市上海的活力,形塑出這座過去被形容為「魔都上海」、與中國其他都市有明顯區別的城市的獨特魅力。

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沒有上海這般自由,而且如果在規模不大不小的都市出現不說地方話的外人,立刻會引人注意,被由中國共產黨安插在居民之間,一個名為「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網給網羅通報,肯定無法自在地生活。倘若不是上海的話,我這個不屬於任何組織的外國人,恐怕沒有機會邂逅來自中國農村的勞動者吧。

我是因為在生活了八年的香港無法繼續謀生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雖然已找到落腳的職場,但維持不到半年就失業,至本書出版(二○一七)為止的十七年間,大部分都是以沒有歸屬的自由業者身分維生,但每次都順利得到簽證,可以長居在這座城市。

在這十七年間,居民委員會的相關人員只造訪過我家一次。三年前,在我搬到現居處的隔天晚上,三名中年女性來訪。由於那是我第一次與居民委員會的人接觸,因此稍有防備,但她們問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你有固定工作嗎?」我回答說我自己一個人住,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寫東西,她們便你一言我一語地嚷嚷了起來:「真虧你有辦法寫文章」、「我就寫不出什麼東西來」,隨後又莫名其妙地瀟灑離開了。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過去這二十多年來,儘管經濟方面稱不上充裕,許多農民工還是得以在上海找到安身立命之處,然而他們最近這一、兩年卻面臨不少艱辛與波折。

有的人工作減少,有的人每轉職一次薪水就縮水一次,有的人在失控的房地產泡沫下因付不出房租而流離失所,有的人則一次面臨以上所有衝擊而走投無路。他們在瀕臨極限的狀態下,沒有一天不想著離開上海,其中也有人真的離開了。不過不久之後,所有人又都鬱鬱寡歡地重返此地,因為無論是到其他都市或返回鄉下,他們所處的環境絲毫不見好轉。

農民工的這種行動,究竟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若從結論說起,這代表包含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都市,都已經沒有餘力接收「難謀生者」了。尤其是沒有學歷也沒有技術的人,無以謀生的現象益趨顯著。無論是在大都市、地方都市或農民工的故鄉,他們甚至連不求「滿足」但求還能「接受」的東西都已經開始無法獲得了。

這些農民工如何才「能接受」這一切呢?關鍵就是,他們能否至少在還無法確信「下一個會輪到我」之前,還能擁有做這個夢的機會。這些農民工住在如同廢墟的破屋中,視而不見高級公寓的都市人,做著都市人不想做的基層勞動或雜活,一直支撐著他們的就唯有這個「明天就會輪到我」的希望而已,但那個希望如今正迅速破滅。

他們這樣的情狀在中國,尤其在都市地區,已被認知為社會問題了嗎?不,事實正好相反。

二○一七年初夏,我向一位在上海數一數二大報社擔任記者、目前獨立出來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上海朋友提到,最近上海愈來愈艱困了呢,沒有工作的人也變多了。他卻說:「啥?艱困是什麼意思?你說誰很艱困啊?」

他一臉不可置信地反問,似乎聽到了什麼真的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於是我告訴他最近發生在上海農民工身上的狀況,他只說了一句:「喔,或許真是那樣吧。」

然後就沒有其他反應了,彷彿這事是發生在其他國家一樣。

一想到他是前報社記者,我對他的反應就不勝唏噓。但即使如此,他在上海出身的中國人之中,並不是特別遲鈍的人。因為不光是過去幾乎形同免費從國家取得的房地產,在這兩、三年的失控泡沫下,價格如天文數字般飛漲,而且在上海生活,還會時常聽到附近鄰居成為億萬富翁的傳聞,所以看在上海人應該無法想像那些家庭女傭、工地的體力勞動者,或最近興起的宅急便、外送員等每天出現在眼前的農民工,明明跟自己一樣居住在上海這塊土地,卻遭遇生活狀況比幾年前惡化等情形。農民工的身影肯定投射在上海人的視網膜上,但實質上卻形同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

明明存在卻看不見的這個現象,跟日本傳聞中的中國人形象正好相合。近年來,中國人給日本人留下最強烈的印象,應該就是他們在日本觀光時的爆買行為了。然而,我在本書中提及的我的農民工朋友,沒有一人去過日本爆買。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那個時間與金錢」。

據說最近爆買的趨勢暫緩,訪日中國人的消費從「財貨」轉移成「服務」。不過看我那群朋友最近的樣子,他們不僅無力消費「服務」,甚至連爆買的邊都沾不上。換句話說,在日本人認知中的「中國人」印象中,農民工從未存在過。

務農的年收入不足生活

身為「難謀生者」的農民工,究竟在鄉下要無以為繼到什麼程度,才會來到都市呢?

我在二○一七年夏天,向來自河南省農村的朋友鄭凱先生提問。他在上海從事廢棄物回收,說得更貼近現實一點,就是靠「撿垃圾」維生。

鄭凱先生說:「很簡單啊,因為我在鄉下的話,除了吃東西之外,什麼事也做不了。」

鄭凱先生是在一九九八年時來到上海,他說因為在老家的農村賺不到現金維持生計,只好來上海討生活。

轉眼就過了二十年。我問他,如果一直待在農村的話,現在還是沒辦法維持生計嗎?他說:

「待在鄉下的話,可以吃自己田裡種出來的食物,一天三餐是沒問題的,但真的就只有那樣了。不過這樣講你也沒辦法想像吧?我家有三畝(約二千平方公尺)田,半年種小麥,半年種玉米,賣掉這些的話,幾年前一年還可以有五千元(相當於新臺幣二萬二千元,以臺灣銀行二○一八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四.四元換算,以下皆同)的現金收入,可是今年只有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而已。不僅如此,我父母那一代領的年金是一個月六十元(新臺幣二百六十四元),上海則是三千元(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上海人每月的年金比我的年收入還高耶,況且我們還得養孩子呢,就算我有五千元好了,那也是年收入而不是月收入喔?連一件衣服、一雙鞋子都買不起吧?」

即使薪水減少,即使付不起房租,還是必須到都會賺錢,這就是農民工的現狀。

四分之三的農民工沒上過初中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於二○一七年四月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中國農民工的人數截至二○一六年底,是二億八千一百七十一萬人。中國的人口約五人當中就有一人是農民工。

此外,在學歷方面,「未上過學」的占全體的一%,「小學」占十三.二%,「初中」占五十九.四%,實際上農民工的七十五%,也就是四人中有三人都是初中以下學歷。另外,在年齡層的組成上,「十六到二十歲」占三.三%,「二十一到三十歲」占二十八.六%,「三十一到四十歲」占二十二%,「四十一到五十歲」占二十七%,「五十一歲以上」占十九.二%。平均月收入是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新臺幣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元)。這是用數字描繪出來的農民工樣貌。

那麼只要前往大都市,農民工就得以溫飽了嗎?如果不到大都市賺錢的話,他們或他們的家人又會陷入何種境遇呢?且從我在最多農民工來上海賺錢的安徽省某村莊遇到的農民工孩子,與他們今日的遭遇來開始訴說農民工的故事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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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田泰司(Yasuji Yamada)
譯者:劉格安

中國版的《絕望者之歌》!
「賺錢的,都是有錢人。」
「那才不關我們的事,上海已經人滿為患了,我們沒有餘力養那些農民工,他們趕緊滾回家鄉去就好了。」
即便苦苦掙扎、萬般忍耐,也注定無望的低端人生。
和爆買、豪奢無緣,始終懷抱希望,卻瀕臨絕望的中國農民工。

「上海正要把他們驅逐出去。」

長居中國的日本記者山田泰司,親眼目睹自己的農民工朋友生活日漸艱難,國家愈壯大,人民就愈渺小而愈微不足道的殘酷過程,並寫下最真實的第一手記錄。

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讓世界見證了中國的繁盛與強大的國力,但隨著城市的擴張與經濟的成長,遠離家鄉、自四面八方聚集而來,追逐「中國夢」的農民工,不僅沒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反而陷入難以謀生的窘境。山田泰司親身與這些生活艱苦卻樂觀的農民工長期往來,發現他們腹背是敵,不但被城市人排擠,也被制度排擠,更深深受制於政策的瞬息輒變。愈做愈窮已經不再是最大的困擾,問題是即便犧牲自己的人生,卻似乎再也成就不了什麼。

努力的人,不是該獲得回饋與獎賞嗎?
為何卻彷彿總是在受懲罰?
貧窮,注定是一代傳一代的嗎?

他們像被限制在農村出生的詛咒裡,只能遙望城市人注定更好、更光鮮的未來。原本就懸殊的貧富差距,更在這十幾年內劇烈擴大,大得就連原先樂天、欣然樂見國家富強的農民工,都忍不住要嘶吼一句:「政府到底要我們怎麼生存下去啊!」

占了先機、具備條件的人冷漠以對,政府則沉默不語,而掙扎、痛苦,甚至絕望無處申訴的農民工們生活的空間,又被一紙又一紙的拆除公文漸漸限縮,甚至面臨被切除的命運。

中國經濟富強了,城市欣欣向榮。對此,山田泰司說道:「入住率如此低的地方,摩天大樓卻一棟接一棟的蓋,到底是蓋給誰住的呢?」

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_-_ISBN978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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