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苗若是研發成功,能否兼顧「人道」與「獲利」?

武漢肺炎疫苗若是研發成功,能否兼顧「人道」與「獲利」?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疫苗研發除了要審視公私合夥關係,解決公與私利益間的平衡之外,人道考量也是需要關注的重點。

文:賴姿蓉(英國格拉斯格大學衛生與福址研究所)

「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簡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造成全球近40萬人死亡,其高傳播力的特性,讓病毒學家斷言此新冠肺炎恐將「流感化」

從已知的結構來看,新冠病毒具有較大的RNA基因組,複製過程容易出錯,需要依賴本身的校對機制,因此突變速度相較慢一點,目前其似乎正以與其他冠狀病毒(如2002年的SARS、2012年的MERS)相似的速率突變著。

雖然這個速度沒慢到為流感病毒突變速度的一半,但流感已是我們能夠每年生產疫苗去應對的病毒。因此,「疫苗研發」就比起藥物更加關鍵重要了。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6月2日最新公佈的資訊(常態更新)裡,顯示目前已有10種候選疫苗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還有123種候選疫苗在臨床試驗前期階段。

從這10項近期最有可能成功發展疫苗的試驗來看,鮮見疫苗產業龍頭(如輝瑞Pfizer、美商默沙東MSD、葛蘭素史克GSK、賽諾菲Sanofi和強生Johnson & Johnson),這些大型公司並未如眾盼的積極發展疫苗。

美國Loncar Investments生物技術投資者兼首席執行官Brad Loncar指出:「要成功開發預防性疫苗或治療,以解決公共衛生危機是很困難,尤其需要大量時間和金錢成本。」可見疫苗開發談何容易,驚人的研發成本、風險和不確定性,讓龍頭們也不敢承擔,因此興趣缺缺

然而,在疫苗研發製程門檻高的情況下,還是有願意投入的國家與公司,他們正是看中其宣傳、建立國際聲望的效力、籌措更多投資經費機會,以及拉提經濟頹微的潛力。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狀況,大多國家採取封城策略延緩疫情,而造成經濟停擺;相關經濟損失更勝2008年的金融風暴,此波經濟衰退可能將持續到2021年甚至更長。因此,這次除了疫情控制的公共衛生層次問題外,如何讓社會重開放、使經濟復甦,更是各國所重視的。

以目前WHO列出的全球候選疫苗清單中,最有望推出疫苗的國家/製藥商來看,分別為:

  • ChAdOx1-S:英國牛津大學與AstraZeneca共同開發
  • AD5-nCoV(重組新冠病毒腺病毒載體疫苗):中國康希諾(CanSino Biologics Inc. )與北京生物醫學研究所(Beijing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共同開發
  • LNP-encapsulated mRNA:美國Moderna和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合作

在這三大國家「秀肌肉」下,不難看出其中的疫苗經濟學,除了美中世界經濟老大的競爭關係以外,還有英國在脫歐後的經濟缺口,皆寄望這疫苗能夠拉提一把。

從疫苗研發到國際救援,背後都有「疫苗政治學」

面對全球大流行的公共衛生危機市場需求下,疫苗研發除了藥廠研發資源、政府、公眾資源的挹注,也投入恢復經濟正軌的寄望。因此疫苗開發除了解決眼前公衛危機、經濟衰退的公利益,也包括製藥生技產業壓力的私利益矛盾議題。

近期已有病人團體公開要求AstraZeneca,揭露疫苗開發的專利權議題,尤其這項開發來自大量英國與美國的公基金共同資助,並對藥廠從中長期獲利、甚至藥品壟斷風險表示擔憂。AstraZeneca對此回應公開表示,目前簽署的合作協議中,包括與其他供應商積極合作,確保「提供世界各地的所有人能有公平、公正的服務」。

世界衛生組織於5月29日,啟動全新的開放性Covid-19研究和技術無專利權的自願登記機制,即COVID-19技術專利池(Technology Access Pool);以此集結專利權、管理試驗數據以及其他可共享的資訊。但有趣的是,即使英國政府在備受公共藥品支出壓力下,仍未公開表達支持或採取強制性措施

Global Justice Now與Just Treatment組織皆表示,AstraZeneca研發疫苗的經費來自NHS預算、來自人民稅收,除了英國的資金還包括美國經費的投資,即公司本身不需要承擔偌大風險去研發生產。既然是公眾資源,製藥商就必須揭露專利授權條款,而政府有責任在經濟環境的預算壓力下,防止製藥公司利用相關機會壟斷賺取獲利。唯有在公資金投注下才能要求無專利問題,確保生產並分發給最需要的人

此外,疫苗研發除了要審視公私合夥關係,解決公與私利益間的平衡之外,人道考量也是需要關注的重點。從過去幾次的WHO啟動「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保障應對、國際人道救援,協助衛生系統較弱的中低收入國家的機制,大多由已開發的高收入國家主責,因此疫苗成功研發後,更要面對的是牽涉的倫理議題的討論。

國際間除了要面對專利歸屬以確保使用,該如何處理適當的優先順序、資源分配議題,並在保證足夠供應量之餘,還考量各國購買經濟能力,這些才是挑戰。

從疫苗研發到國際救援,背後都有「疫苗政治學」。自近期新聞媒體美、中兩國大外宣來看,顯見兩國都想扮演這波全球疫情中「救世主」的老大角色。

台灣重返世衛之路的「Taiwan can help」,其角色定位在哪?

台灣在這波新冠疫情的卓越表現,無疑提供世界在多元民主和威權社會體系的兩個極端中,提供一個第三路線的成功典範,而「台灣模式」中,信任與透明成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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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長吳釗燮(左)與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 Brent Christensen)(右)共同為裝載台援美口罩的紙箱貼上「台灣能幫忙」(Taiwan can help)貼紙。

在「Taiwan can help」的框架下,台灣除了口罩外交,在檢驗試劑、藥物治療技術,也有亮眼成績。在全球致力於治療和疫苗開發下,台灣可運用本土製藥場已全面符合國際規範(PIC/ SGMP),在原物料的供應優勢,接續台灣價值。

從台灣目前疫苗研發動態來看,國衛院正全力投入新冠病毒疫苗開發計畫,合成胜肽疫苗;而高端生技正和美國國衛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技術合作開發次單位疫苗;甚至國光疫苗亦表示有興趣投入雙價流感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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