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的中國(二):香港到處是間諜,中共對此又恨又愛

例外的中國(二):香港到處是間諜,中共對此又恨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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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世界上有幾個地方非常的特別,他們都是近代國家制度下的特殊產物。這些地方在國際法的保障下,從事收集情報的工作,相互利用,並因此讓這些城市得以受到特別的待遇,經濟繁榮。香港的繁華,其原因就在於此。

文:李弘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凱佩德(Peter Gay)在他那本《威瑪文化:圈外人的圈内觀》(Weimar Culture:The Outsider as Insider)裡,說威瑪政權的民主政府雖然曇花一現,但是它在藝術、建築、音樂和文學上面的成就卻影響深遠。凱佩德認為自己是一個圈外人,但是用一個圈内人的眼光來看這一個短暫而充滿動力的時光。

我不好認為自己是香港的圈内人,但是畢竟在那裡度過了美滿成長的時光。香港固然是充滿了不斷進步的步伐,卻也是製造各樣虛虛實實的消息和真真假假的希望的地方。

香港在戰後被認為是東方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或伊斯坦堡(Istanbul)。這是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來往的各國旅客固然如過江之鯽;它更是一個各種消息交會,各國間諜在收集情報的重要中心。說香港是當年的卡薩布蘭加或伊斯坦堡,一點也不為過。我們甚至與可以說它作為間諜匯聚的中心時間之長、數目之多恐怕是前兩個城市所不能相比。

對我這一個單純的學者來說,香港作為一個情報網絡的角色其實與我的生活是完全沒有關聯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也還是不免遇到有特務身分的記者、學人或外交官。這些人的存在固然使得香港的生活顯得多彩多姿,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們強化了香港人對浪漫式的自由有更為深刻的矛盾心理和憧憬,形塑了過去半個多世紀香港的獨特性:例外的中國。

下面所說的一些故事可能有人會覺得我是在談充斥著刀光劍影的情報販子的暗黑世界。其實不盡然如此。即使鷄鳴狗盜的行徑,當中也有輕鬆意外的情節。也許從人類歷史的眼光看來,刺探情報的工作本來就逃不掉詐騙窺伺、口蜜腹劍、乃至於刑訊暗殺,不一而足。但是這些很多都是誇大的想像故事。

我並沒有遇到像瑪塔・哈里(Mata Hari)、川島芳子或戴笠那樣的神奇人物,因為他們的生平都曾經被誇大。另一方面,誰知道我所遇到的人說不定也有一天會被演繹成為傳奇的人物也不無可能。

我首先想到的有兩位,第一個是一個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他的名字是勞達一(László Ladány)。在冷戰的日子,西方的記者很難進入中國,他在香港大學宿舍裡,架設了一臺收音機,天天收聽中國的廣播,然後把這些林林總總的消息編印出版,每周或每兩周出版一次,稱為《中國新聞分析》。這份資料於是變成了西方記者發佈新聞的重要來源。差不多當年所有研究中國當代事務的人沒有不參考他的資料的。

我到了香港很快就聽到它,雖然我並不是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這是因為我認識了一位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中國近代史教授,叫做西伯(Joseph Sebes;按:這個名字蠻有意思的)。他和勞達一同為耶穌會會士,而且都是匈牙利人,早年在中國時就合作過,算是老朋友。所以我就跟他們一同吃過兩次飯。

《中國新聞分析》在當年收集中國資訊(information,中國過去直接翻譯這個字為「情報」)的貢獻那豈止是「非凡」一句話可以概括的。他退休時,連《新聞周刊》都登了消息,附上他和他心愛的狗合拍的相片。死後《紐約時報》也替他登了訃聞。

這裡順便說兩句有關西伯教授的事跡。他年輕時決心去當神父,被天主教會派來中國。1934年,他搭西伯利亞大鐵道東來,結果在火車上被蘇聯警察懷疑是德國的間諜,不過沒有遇上真的麻煩就是。他在中國時,帶領了單國璽入天主教。單國璽後來成了中國及台灣天主教的重要人物。宋楚瑜在喬治城讀書,指導他的博士論文的就是西伯。另外,抗戰軍興,許多外國人困在北京,日本人把他們軟禁了起來,西伯也不例外。當時一起被軟禁的還有著名的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事實上,有人還甚至說德日進的名著《人的現象》,是西伯與他合寫的。德日進也是耶穌會的會士。

美國人在香港收集各樣資料的則有更為有名的「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它設立於1963年,是當年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一定要來朝聖的地方。它主要是收集各地從中國流出來的文字資料(從各地報刊到各種地方政府的出版品),幫助來港研究的人尋找他要的材料,而更重要的就是安排去訪問難民或逃港的異議分子。它大概每一周都會有一次午餐會。

我曾經跟朋友去過一兩次。當時負責的人是John Dolfin——順便說一句:第一任主任是有名的哈佛大學中國法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他後來是馬英九前總統的指導教授,也曾經教過呂秀蓮前副總統。

Dolfin的背景是如何,我並不知道,在Google上面也幾乎找不到任何的消息。很多人都說這個中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出錢支持的。有名的傅高義(Ezra Vogel)的名著《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廣東省治的組織和政治》(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所用的材料就大多是來自大學服務中心的收藏。他也透過這個中心訪談廣東來的難民,因而有各種前此人所不知的事情和消息。

冷戰結束,中國開放,這個中心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此在中美正式建交前一年(1978),它就由香港中文大學接收,收藏的寶貴文件報紙也就變成中文大學的永遠資產。

在政府的心目中,外國記者通常被懷疑是在替他們的政府收集情報。所以最近中美關係交惡,雙方就找對方的報社人員開刀。就美國來說,《紐約時報》是影響力最大的報紙。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他們馬上派了一位非常優秀的記者去北京。這個人名叫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先此,他已經相當有名:以第一名畢業於哈佛大學(1961),而在1971年就得到了普利兹獎。可見他的優秀。在進入中國之前,他已經先在香港待了兩年,學習中文,因此我們曾經見過一次面。我相信他與當時的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就一定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麥理浩本人就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在中國抗戰初期,他被派駐廣州當領事,主要的工作就是組織廣東的中國地下游擊隊,有很好的表現。在那一段時間,他遇到了蕭約(Barclay Preston Schoyer),合作了一段時間。蕭約的生平也是與中國政治無法分割。他在二戰發生時被困在湖南,當時在湘雅醫學院教書,是雅禮學會(Yale-China Association)的代表,暗地帶領二十多位美國人逃到廣州,得到麥理浩的幫忙。以後他們就合作在地下工作。

戰後他回去雅禮學會工作,幫忙香港剛成立的新亞書院,並曾安排讓錢穆先生去耶魯大學短期講學。他也推動每年有兩三位耶魯大學畢業生來香港中文大學教英文,並同時研究中國文化及政治。他也幫忙成立上面提到的「大學服務中心」,擔任第一任董事長。可見他是國民政府很忠誠的友人。

麥理浩出任香港總督(1971)之後,就聯絡了蕭約見面敘舊。當時由雅禮協會在中文大學的代表史伯明(Douglas Spelman)聯絡。以後史伯明也轉入外交界,在中美建交以後出任美國駐上海的總領事,後來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中心的副主任。

當年介紹我跟包德甫認識的就是史伯明。史伯明在香港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經與羅孚合拍了一張相片。這張相片曾經登在《七十年代》上面。羅孚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員,負責主編《新晚報》,頗具文人性格,交游廣闊,後來卻因此反被中共提訴是間諜,被關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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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麥理浩(左)與時任美國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右)會面|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以上談的大多是美國,這些人相信都不是正式拿薪水的諜報人員,所以他們的活動應該是一般愛國的人不免會有的活動,尤其是學者或讀書人。不過香港這樣的地方就特別會使得許多人的一般活動被用特務的眼光來審視。

已故耶魯大學歷史教授Robin Winks,曾經寫了一本有關美國學者在二戰後在各地(主要是東亞)參與反共的地下工作的歷史,書名叫做《風衣與學士袍:1939-1961年間秘密戰爭的學者》(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其中就隱約有蕭約的身影。所謂「風衣」指的是特務,說他們的風衣裡面藏的是匕首。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們在二戰期間參與情報工作的特別多。最有名的就是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香港政府與美國關係密切,這個不用多說,不過其他國家也都在香港活動。他們偶爾會遇上問題。負責處理及應付這些情報工作的單位是政治部(Special Branch,香港回歸以前已經解散)。這個單位隸屬香港警隊,他們的工作不能不說是非常出色,回歸以前是中共政府的眼中釘。

他們除了負責監視各國情報工作之外,也負責監視各種黑幫活動。例如九零年代,竹聯幫想去香港的娛樂事業發展。當時他們拍了一些台灣富人去港、澳發展,當大亨,動刀動槍的電影,這些台灣大亨如果壞的,就一定講一些不三不四的「台灣國語」,令人嫌惡到了極點。這樣大約三、四年,香港政府看不行了,一聲令下,在竹聯幫入會發誓歃血時,一網打盡,收拾得很乾淨。用台灣駐香港的地下代表的話說,這個當然是因為大陸方面不希望竹聯幫來發展(所以陳啟禮後來只好逃去柬埔寨。)

更早台灣的地下工作人員(我記得是1970年代末)在旺角儲藏彈藥被破獲,據說也是因為中共暗通消息,不然可能半個旺角會被炸掉。當時報紙都避免說是台灣的特務工作。無論如何,以我的經驗來看,香港因為到處是間諜,所以它的政治部是工作得很有聲有色的。不過中共政府對它當然是又恨又愛。幾年前,政治部的舊檔案公開,證明早從它創立之初(1930年代)就已經被國民政府滲透。不過我想當時中英關係很好,所以說滲透恐怕也是誇大之詞。

有一次一個持菲律賓護照的以色列特工在通過海關時,「意外」被捉到,因為海關沒有收到政治部的通知,這個特工只好乖乖鋃鐺入獄,關了一年。當時以色列與中國尚未建交,但是中國要買以色列的武器,所以以色列特工只好拿假的菲律賓護照從香港進出中國。

我個人也曾處理過以色列學生希望在我主持的國際計劃修習之後希望去中國的事情。當時以色列正在與中國談判建交,在哪裡談判?當然就是香港了!以色列派來駐港的第一任總領事是誰?Reuven Merhav。這個人年輕時除了服役之外,就是在情報單位工作(聽說就是赫赫有名的Mossad),長達二十多年。他到香港之後就到中文大學來尋找機會,要派學生來入學。我是一個很不敏感的人,但是一個總領事找到我來,我都感到意外,所以馬上就往校方報告。後來果然有兩位學生來中文大學的國際亞洲課程就學。結束後,這兩位學生成了最先持以色列一般護照進去中國的以色列公民。Merhav先生回國後不久就晉升為以色列外交部長。不過中以正式建交還是晚到幾年後的1992年。(最近,中國駐以色列大使被發現猝死在他的官邸,死因不明。)

1974年我剛剛到香港,曾經寫信給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教授,告訴他我到香港教書的事。艾伯華先生是德國人,精通中國、中亞(特別是土耳其)的歷史,曾經因為反對希特勒(Adolf Hitler),逃難到伊斯坦堡,最後到加州大學的伯克萊教書。很有趣的是,他回信給我說,他很不喜歡香港,因為香港有很多間諜,常常令他想起伊斯坦堡。這個感受一點也不意外。

世界上有幾個地方非常的特別,他們都是近代國家制度下的特殊產物。這些地方在國際法的保障下,從事收集情報的工作,相互利用,並因此讓這些城市得以受到特別的待遇,經濟繁榮。即使像日、俄競爭下的哈爾濱,也因而得享一段美麗的繁華時光,更因此變成科技轉移的中心。香港的繁華,其原因就在於此,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所有在香港裡面活動、交換利益的人其實都不是她的圈内人,都只能在圈外霧裡看花。我就是一個。痛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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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