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色崛起」到「綠色海嘯」,馬來西亞最長壽在野黨伊斯蘭黨的前世今生

從「綠色崛起」到「綠色海嘯」,馬來西亞最長壽在野黨伊斯蘭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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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黨是馬來西亞最長壽的在野黨,其特點在於,雖是個地緣性濃鬱的政黨,但最終目標是取代巫統或其他馬來政黨,成為馬來社會的政治主流,因此該黨逐漸從宗教本位過渡到附帶族群面向的意識形態

綠色,往往代表的是天然與清新,也警惕人們時刻關注環境的維護。在馬來西亞,綠色卻有著另一種含義,它同時有著伊斯蘭教的意義,馬來西亞伊斯蘭政治的大本營——伊斯蘭黨(Parti Se-Malaysia Islam,多簡稱為伊黨或PAS )便利用充滿信仰色彩的綠色底面配上白色圓月,作為該黨的象征。

談到馬來西亞政治,離不開族群和宗教,至於宗教,伊斯蘭教在政治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尤被關注。而以伊斯蘭本位起家的伊黨也經常被指為原教旨主義,擇走激進路線,煽動支持者宗教熱情,使得大馬的世俗氛圍遭到威脅。但此種觀點實是對伊黨了解不深,或片面地從非議伊黨的角度解釋其政治操作,是此,筆者試從伊黨的興起和發展探討,附上部分研究淺見通過本文呈現不一樣的伊斯蘭黨。

20世紀初,馬來社會興起留學中東的熱潮,許多學返鄉的馬來穆斯林成為出色且受敬仰的宗教司群體,他們在偏僻的故鄉投入教育工作,在清真寺主持宗教儀式,生活上嚴守宗教規範,並將伊斯蘭價值觀灌輸給鄰里,這種生活作息與英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大城市形成鮮明對比。

在英國殖民時期,馬來社會的結構可簡略分為:王族權貴、行政官僚、宗教司和底層。各邦(州)王族一般與行政官僚有較深的聯繫,因為協助英國政府統治的行政官僚都從王族中遴選出來的菁英,且王族生活也受到英政府的貢金支配,久之這兩個群便對英國殖民體制產生一定的情感乃至崇拜。

反之,宗教司群體和身在漁村、農村的社會底層與英殖民沒有太多互動,因此對英國未有太大情感,甚至心生反感。畢竟英國殖民統治除了破壞馬來土地(Tanah Melayu),還引進來自南印度和中國華南地區的成批勞工進入,榨取馬來人的資源,顛覆其簡樸、寧靜和舒適的傳統生活。

是此,殖民地時代的馬來社會對英國殖民者的態度尤為複雜,而排斥華印移工的態度是各方都有的感受。另外,因為英國的分而治之,導致馬來社會的意識形態出現極化,按Syed Husin Ali的觀點,王室與官僚組成的上流社會是一種順從的體現,而宗教司、底層是屬於反抗本性。進言之,這種取向也延伸到戰後的馬來政治光譜中,形成巫統、伊黨二分政治板塊的局面。

1942年日軍南下東南亞,馬新兩地陷三年的入戰火光陰。日據期間,日軍將分而治之進一步深化,促使各族群間的矛盾被銳化,因此在戰爭尾聲時,馬來半島部分地區爆發華巫衝突,華人居多的抗日武裝到馬來村落施暴,受日軍「大東亞」感召的馬來民族主義者發起「朝向真主之路」運動(Sabililah Movement)以報復華人社會。

戰爭結束後,英人在1945年重返馬來亞,為了重整戰後的混亂秩序,便於1946年退出馬來亞聯邦計劃,除將新加坡排除在聯邦外,英殖民企圖削弱蘇丹的影響力(即便蘇丹在戰前只剩下宗教和習俗上的發言權),讓更多華印移民歸化公民。但是,馬來亞聯邦計劃觸動了馬來社會的鐵板,致使馬來各階層公然抗議,由王室、官僚、宗教司和底層的代表組成統一的馬來組織——巫統,用大規模的罷工向英殖民施壓,最終迫使英人讓步,與巫統協商且在1947年另擬馬來亞聯合邦代之以討好馬來社會。從戰前到戰後,不難發現馬來社會確有階層分化,惟當共同敵人浮現時,各方即迅速且短暫地團結一致,例如壓縮非馬來族群的政治參與。當這股威脅消失後,便返回互相爭執的樣態,這也對應到往後巫伊兩黨多次分合之勢。

馬來亞聯合邦在1948年成立後,巫統內部開始分裂,傾向印尼的馬來國民黨(左傾)、多元路線的國家獨立黨,以及半島東海岸的宗教司所組成的伊斯蘭黨,都從不同光譜出擊巫統。伊黨使用宗教作為精神武器,譴責由行政官僚操盤的巫統向異端(kafir)出賣初衷,誓與綏靖的巫統勢不兩立,況且巫統腐敗奢華的權貴文化不是馬來社會的正宗所在。故此,伊黨在1951年創立始,旨在自我建構為反抗巫統和代表底層馬來穆斯林的草根勢力,並且擁有很濃厚的地緣特性——伊黨的基本盤集中在半島東海岸和北馬地區,最終使命是取代巫統的代表性。

從1955年邦自治選舉、1957年馬來亞獨立、1959年第一屆大選到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伊斯蘭黨都扮演著反對派角色。不僅在宗教上發動攻勢,伊黨不惜聯繫左翼勢力,於選舉中挑戰巫統以期撼動國父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聯盟」政府。

1969年馬來半島舉行第三屆大選,當時由於經濟不景氣,社會不滿聲浪趨高,而且左翼和共黨在國內的勢頭不再,使聯盟喪失「投聯盟,示愛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各在野黨達成競選協議,避免同時逐鹿同一選區,伊黨則單單挑攻巫統的馬來選區。

當年大選巫統遭伊斯蘭黨在族群、宗教正統性的攻擊,馬華公會則面對華基在野黨(以華人為基礎的多元政黨)挑戰,此情景致使聯盟政府丟失國會三分二優勢,根據學者黃進發的分析,伊黨共獲得24%馬來選票,比起1964年選舉增加約10%。結果是巫統爆發黨爭,少壯派發動政變拉倒東姑班底,吉隆坡在5月13日發生種族暴動,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國會受令停擺,少壯派領袖拉薩接下黨國領導權。

拉薩拜相,促使大馬政治進入新的層次。按照歷史學家謝文慶的說法,馬來西亞走向傾馬來中心的道路。拉薩當政期間,著手多項改革,推行優待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落實以馬來文化為主流的國家文化政策,在政治上將三黨聯盟擴充為涵蓋多數在野黨的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縮寫為國陣或BN)。拉薩以不同號召招納在野黨,對伊黨釋出馬來人大團結論述,以聯邦和州的資源分配為誘餌,讓黨主席阿斯裡慕達領導的伊黨甘與合作,在1974年加入國陣,成為執政黨一員,實踐第一次巫伊合作。

惟好景不長,伊黨開始察覺國陣通過政治資源腐蝕基本盤,巫統觸手更伸進伊黨內部紛爭。1977年伊黨內訌延燒到吉蘭丹州政權,伊黨州務大臣納西爾率領追隨者聯合巫統策反伊黨,使得丹州進入緊急狀態,伊黨中央旋即退出國陣示威。雖然隔年進行閃電大選,丹州卻落入親巫統的納西爾派手上。從此,得不償失的伊黨始終將1974年加入國陣視為慘痛的歷史教訓。

1981年,巫統強人馬哈迪接任首相,大馬進入經濟起飛和威權獨裁的馬哈迪時代。由於當時伊朗爆發伊斯蘭復興運動,大馬穆斯林學界也受到啟發,巫統和伊黨隨即轉向伊斯蘭主導地位的爭奪戰,馬哈迪動用公權力和收攏伊斯蘭青年的手段,伊黨則以更激進的論述反擊,也嘗試通過巫基在野黨(人民黨、46精神黨)為窗口,與意識形態對立的民主行動黨互動,商業共抗國陣大業。

可伊黨在這階段仍處於劣勢,國陣政府運用國安法搜捕包括伊黨領袖在內的異己。而且伊黨有激進化的趨向,登嘉樓州議員哈迪阿旺發佈《哈迪訓示》,將巫統批為殖民主義代言、反馬來人、反伊斯蘭、串通非穆斯林異端的買辦,號召馬來穆斯林團結起來推翻巫統,進而讓國陣趁機動用國家機器施以壓制,觸動1985年發生在默馬里的流血事件。

進入1990年代,顯然伊黨吸取巫統腐蝕黨內外的教訓,通過分裂自巫統的馬來菁英籌組在野陣線,不管是1990年到1996年的人民陣線(People Concept,縮寫為民陣或GR)、1999年的替代陣線(Barisan Alternatif,縮寫為替陣或BA),乃至2008年308大選後建立的人民聯盟(Pakatan Rakyat,縮寫為民聯或PR),當中儘管分合連綿,可伊黨顯然在持續調適政治光譜,在詮釋伊斯蘭教上於保守和自由間奔波。並且,不斷地撮合也為伊黨注入新世代黨員,包括馬來城市中產階級、社運分子、專業人士,把伊黨帶入各種社會議題的討論,參與社會運動(烈火莫熄運動、淨選盟集會、反萊納斯集會),使該黨具現代、進步和開明的色彩,逐步受到城市選民和非馬來穆斯林的歡迎。

2008年到2015年間伊斯蘭黨跟公正黨、行動黨在國州層級合作,共同以民聯的姿態回應國陣。雖然,民聯的合作獲得黨元老兼丹州大臣聶阿茲的背書,但是黨主席哈迪阿旺領導的宗教司保守派卻按捺不住,是此,伊黨產生黨元老、基層開明派堅持合作,而主掌黨權的保守派則有離棄民聯之意。

畢竟伊黨自2008年308大選到2013年505大選,選票增幅低於1%,得席率近於1%,而且還喪失308取得的吉打州、登嘉樓州,即便在半島西海岸得到的支持相對提升,惟伊黨發現基本盤的得失計算不成比,是此離開民聯乃可預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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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伊斯蘭黨主席哈迪阿旺(Abdul Hadi Awang)。

分水嶺在2015年6月,隨著黨元老聶阿茲突然病逝,還有民聯精神領袖安華因雞奸案再度入獄,伊黨保守派遂而得勢,公開提倡強化伊斯蘭刑事法的懲罰力度來挖苦盟黨,隨後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在6月15日宣佈退出民聯,斷伊黨斷交。而伊黨內部也因伊刑法爆發內亂,開明派出走建立國家誠信黨,於當年7月成立由公正黨、行動黨和誠信黨組成的希望聯盟。

無論是民陣、替陣或民聯,伊黨從未放棄過伊斯蘭國議程,只是適時地淡化或強化而已。顯然伊黨對伊斯蘭議題的表態與其選票考量息息相關,而伊黨有很強勁的基層組織作為依靠,憑草根力量孕育出敏銳的「嗅覺」,曉得在何時何刻表達最有利的立場——無論是保守或開明。是此,如將伊斯蘭黨視為盲目地保守、極端或激進乃對該黨理解不深,伊斯蘭只是比任何政黨更懂得投入政治,比起他人更懂得計算票席得失而已。

2018年第十四屆大選前,伊黨拒絕與希盟合作,自居第三勢力與國陣、希盟捲入三角選戰,許多論者指出伊黨必將大敗,甚至喪失東海岸選民支持,但結果顯示,伊黨在東海岸掀起「綠色海嘯」,斬獲18個馬來半島的國席(14席落在東海岸),在吉蘭丹、登嘉樓二州獲得絕對多數州席並取得州政權,而且在霹靂州和吉打州成為決定州政權花落希盟或國陣的造王者。伊黨反而乘著不滿國陣和時任首相納吉(第二任首相拉薩的長子)的反風中分得一杯羹。

第十四屆509大選後,希盟入主中央,13黨組成的國陣因下野而爆發退盟潮,威震七十二年的巫統也引燃退黨潮,不到一年從原本的54席降為37席(後來在2019年金馬崙和2020年金馬利兩場補選取勝,目前為39席),雖然巫統席次佔優,但伊黨從選後未如其他政黨發生黨內危機,反而把持強勁的基層,憑高昂士氣跟巫統談判。最終以馬來穆斯林大團結(Penyatuan Ummah)之名,巫伊兩黨於2019年9月定盟約,通過各種論述煽動馬來人仇恨希盟的情感,將各議題種族化、宗教化。而這層關係上,實有深刻的政治計算,巫統希望藉伊黨的聲勢穩定黨內團結,伊黨則透過巫統在全國的平台拓展勢力,抬高該黨歡迎度,「綠化」巫統的支持者並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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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4日,馬來西亞在野黨巫統和伊斯蘭黨在吉隆坡正式簽署結盟協議。

儘管與世仇巫統合作,讓伊斯蘭黨基層感到不舒適,特別是東海岸的支持者長期與巫統維持敵對關係,難以在旦夕間轉態。惟支持者對該黨的忠誠未見消減,沒有退黨風潮或公開炮打司令台之事,側面證明伊黨基層工作做得極為周到。

因為巫伊兩黨操弄馬來社會的恐懼感,一方面讓希盟政府的改革議程受阻,甚至動搖希盟四黨的關係。另一方面起到集中馬來選票的效應,於10場補選中贏下5場,當中以2019年11月的丹絨比艾(Tanjung Piai)補選最突兀,巫統讓路馬華候選人黃日升披甲上陣,伊黨為顯示影響力,借用「已馴服異端」(kafir zimmi)協助拉票,成功將馬華候選人的多數票推高1萬5千多票。從而用伊斯蘭本位的思考,建構以穆斯林團結為前提的多元主義論述。

2020年2月,希盟因馬哈迪與安華的相位移交之爭白熱化,土團黨主席慕尤丁決議退出希盟,馬哈迪隨後宣佈辭去首相,導致希盟中央政府垮臺。土團黨的慕尤丁派系(土團黨已分裂為馬哈迪和慕尤丁兩個派系)、國陣、伊黨、東馬砂拉越、沙巴二州的政黨及不滿安華領導的前公正黨派系組織國民聯盟(Perikatan Nasional,縮寫為國盟或PN),在中央和各州組織新政,闊別四十多年後伊黨再次登入執政寶座。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大選後伊黨用盡各種種族、宗教論述詮釋希盟施政,上台至今卻在許多議題相顯中庸成熟,激進叛逆的本色不再,特別是在新冠疫情來襲之際,諸如禁酒令、羅興亞難民、清真寺祈禱、酒駕肇事等課題,伊黨的、表態有別於以往風格,雖然並不像坊間所言是個類比恐怖主義的極端團夥,伊黨跟行動黨一樣,善於在支持者群體操作同溫層效應。

至此,這個馬來西亞史上最長壽在野黨的誕生到國盟政府成立,一路走來不難發現其特殊性:

  • 伊斯蘭黨在多次分合中不斷調適政治光譜,惟萬變不離其宗,在伊斯蘭本位從不妥協。
  • 強勁的基層支配伊黨高層的決策,黨的凝聚力和號召力非常出色。
  • 伊斯蘭黨是個地緣性濃郁的政黨,因此在基本盤上相對穩固。
  • 伊黨不會輕易與隊友主動提出「分手」,反用各種手段迫使對方率先撕破臉,進而用受害者姿態面向支持者。2015年民聯瓦解前的拉扯就是最好例子,伊黨在提高伊刑法地位的堅定立場迫使行動黨先撕毀盟約,這反讓伊黨在馬來社會有著因捍衛信仰尊嚴而受辱的形象。
  • 伊黨重視選舉上的票席計算,且準確度偏高,無論如何盡可能地把政治收益最大化。
  • 伊斯蘭黨的最終目標是取代巫統或其他馬來政黨,成為馬來社會的政治主流。
  • 伊斯蘭黨逐漸從宗教本位過渡到附帶族群面向的意識形態。

是此,論者不應用有色眼鏡看待伊斯蘭黨,反要套用馬來西亞的政黨生態來看待它,如此觀察政治博弈的運作便更為明了,因為不管從任何方面切入,打著宗教牌坊的伊斯蘭黨,只是比起許多政黨更能在鬥爭掌握求生之道而已。

參考文獻:

  • Syed Husin Ali著,賴順吉譯,《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策略咨詢研究中心:雪蘭莪,2010年,頁33至頁34。
  • Farish A. Nor,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1951-2013>, SIRD: Selangor, p29-p30.
  • 黃進發,《共業》,大將出版:雪蘭莪,2018,頁75。
  • Cheah Boon K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ISEAS: Singapore, p127-p129.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