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色崛起」到「綠色海嘯」,馬來西亞最長壽在野黨伊斯蘭黨的前世今生

從「綠色崛起」到「綠色海嘯」,馬來西亞最長壽在野黨伊斯蘭黨的前世今生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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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黨是馬來西亞最長壽的在野黨,其特點在於,雖是個地緣性濃鬱的政黨,但最終目標是取代巫統或其他馬來政黨,成為馬來社會的政治主流,因此該黨逐漸從宗教本位過渡到附帶族群面向的意識形態

綠色,往往代表的是天然與清新,也警惕人們時刻關注環境的維護。在馬來西亞,綠色卻有著另一種含義,它同時有著伊斯蘭教的意義,馬來西亞伊斯蘭政治的大本營——伊斯蘭黨(Parti Se-Malaysia Islam,多簡稱為伊黨或PAS )便利用充滿信仰色彩的綠色底面配上白色圓月,作為該黨的象征。

談到馬來西亞政治,離不開族群和宗教,至於宗教,伊斯蘭教在政治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尤被關注。而以伊斯蘭本位起家的伊黨也經常被指為原教旨主義,擇走激進路線,煽動支持者宗教熱情,使得大馬的世俗氛圍遭到威脅。但此種觀點實是對伊黨了解不深,或片面地從非議伊黨的角度解釋其政治操作,是此,筆者試從伊黨的興起和發展探討,附上部分研究淺見通過本文呈現不一樣的伊斯蘭黨。

20世紀初,馬來社會興起留學中東的熱潮,許多學返鄉的馬來穆斯林成為出色且受敬仰的宗教司群體,他們在偏僻的故鄉投入教育工作,在清真寺主持宗教儀式,生活上嚴守宗教規範,並將伊斯蘭價值觀灌輸給鄰里,這種生活作息與英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大城市形成鮮明對比。

在英國殖民時期,馬來社會的結構可簡略分為:王族權貴、行政官僚、宗教司和底層。各邦(州)王族一般與行政官僚有較深的聯繫,因為協助英國政府統治的行政官僚都從王族中遴選出來的菁英,且王族生活也受到英政府的貢金支配,久之這兩個群便對英國殖民體制產生一定的情感乃至崇拜。

反之,宗教司群體和身在漁村、農村的社會底層與英殖民沒有太多互動,因此對英國未有太大情感,甚至心生反感。畢竟英國殖民統治除了破壞馬來土地(Tanah Melayu),還引進來自南印度和中國華南地區的成批勞工進入,榨取馬來人的資源,顛覆其簡樸、寧靜和舒適的傳統生活。

是此,殖民地時代的馬來社會對英國殖民者的態度尤為複雜,而排斥華印移工的態度是各方都有的感受。另外,因為英國的分而治之,導致馬來社會的意識形態出現極化,按Syed Husin Ali的觀點,王室與官僚組成的上流社會是一種順從的體現,而宗教司、底層是屬於反抗本性。進言之,這種取向也延伸到戰後的馬來政治光譜中,形成巫統、伊黨二分政治板塊的局面。

1942年日軍南下東南亞,馬新兩地陷三年的入戰火光陰。日據期間,日軍將分而治之進一步深化,促使各族群間的矛盾被銳化,因此在戰爭尾聲時,馬來半島部分地區爆發華巫衝突,華人居多的抗日武裝到馬來村落施暴,受日軍「大東亞」感召的馬來民族主義者發起「朝向真主之路」運動(Sabililah Movement)以報復華人社會。

戰爭結束後,英人在1945年重返馬來亞,為了重整戰後的混亂秩序,便於1946年退出馬來亞聯邦計劃,除將新加坡排除在聯邦外,英殖民企圖削弱蘇丹的影響力(即便蘇丹在戰前只剩下宗教和習俗上的發言權),讓更多華印移民歸化公民。但是,馬來亞聯邦計劃觸動了馬來社會的鐵板,致使馬來各階層公然抗議,由王室、官僚、宗教司和底層的代表組成統一的馬來組織——巫統,用大規模的罷工向英殖民施壓,最終迫使英人讓步,與巫統協商且在1947年另擬馬來亞聯合邦代之以討好馬來社會。從戰前到戰後,不難發現馬來社會確有階層分化,惟當共同敵人浮現時,各方即迅速且短暫地團結一致,例如壓縮非馬來族群的政治參與。當這股威脅消失後,便返回互相爭執的樣態,這也對應到往後巫伊兩黨多次分合之勢。

馬來亞聯合邦在1948年成立後,巫統內部開始分裂,傾向印尼的馬來國民黨(左傾)、多元路線的國家獨立黨,以及半島東海岸的宗教司所組成的伊斯蘭黨,都從不同光譜出擊巫統。伊黨使用宗教作為精神武器,譴責由行政官僚操盤的巫統向異端(kafir)出賣初衷,誓與綏靖的巫統勢不兩立,況且巫統腐敗奢華的權貴文化不是馬來社會的正宗所在。故此,伊黨在1951年創立始,旨在自我建構為反抗巫統和代表底層馬來穆斯林的草根勢力,並且擁有很濃厚的地緣特性——伊黨的基本盤集中在半島東海岸和北馬地區,最終使命是取代巫統的代表性。

從1955年邦自治選舉、1957年馬來亞獨立、1959年第一屆大選到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伊斯蘭黨都扮演著反對派角色。不僅在宗教上發動攻勢,伊黨不惜聯繫左翼勢力,於選舉中挑戰巫統以期撼動國父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聯盟」政府。

1969年馬來半島舉行第三屆大選,當時由於經濟不景氣,社會不滿聲浪趨高,而且左翼和共黨在國內的勢頭不再,使聯盟喪失「投聯盟,示愛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各在野黨達成競選協議,避免同時逐鹿同一選區,伊黨則單單挑攻巫統的馬來選區。

當年大選巫統遭伊斯蘭黨在族群、宗教正統性的攻擊,馬華公會則面對華基在野黨(以華人為基礎的多元政黨)挑戰,此情景致使聯盟政府丟失國會三分二優勢,根據學者黃進發的分析,伊黨共獲得24%馬來選票,比起1964年選舉增加約10%。結果是巫統爆發黨爭,少壯派發動政變拉倒東姑班底,吉隆坡在5月13日發生種族暴動,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國會受令停擺,少壯派領袖拉薩接下黨國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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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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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的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病死的。前副總統、公衛專家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台灣人展現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造成疾病、進而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無水之地的悲劇不只影響當地居民,其衍生的疾病也可能會衝擊全球的未來。

為了呼籲讀者重視全球缺水議題、重視其所帶來的公衛挑戰,本文專訪具有公衛專家背景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從公衛的角度談缺水問題。並邀請社會各界付出行動,別因為輕視缺水衍生的公衛危機,而造成下一次的大流行瘟疫。

當人們病死在無水之地——乾旱、缺水、髒水與公衛的關係

在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乾淨可負擔的用水、以維持個人健康衛生及永續管理,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的目標之一,也是當今世上所有人都應共同努力的任務。除了要確保現有的水源維持乾淨安全、減少污染,也要確保雨露均霑、人人有水,同時也不能忽視氣候變遷導致的乾旱、洪水對水資源造成的影響。儘管要努力的方向還有很多,「飲水思源」仍是世人時常忘記的課題。

2021年初,台灣曾遭遇旱災缺水危機,幸運的是我們有足夠因應的措施與設備,國人仍能保有安全衛生的淨水生活,但也可能因此未有深刻的缺水之痛。事實上,現在仍有許多國家或地區深陷乾旱的痛苦,並因為缺水或骯髒的水源導致大量疾病與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2022),光是因為洪災及水媒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就佔了整體天災死亡率的70%。對此,陳建仁表示:

「其實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COVID-19目前造成全球約5億人感染,且隨著病毒株變化和疫苗興起,這場流行病或許耗費2~3年就會減緩。但全球缺水問題卻有高達8億多人受影響,若不付出行動改善,當地居民只能一直面臨無水之苦。」

接著,陳建仁為我們上了一堂課,娓娓道來「水源與疾病」兩者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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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總統陳建仁,中央研究院 院士

「一直以來,人類期望從大自然取得乾淨水源,但是隨著人口增加、城市中的水源污染、氣候變遷造成的水災或乾旱,乾淨水源只會愈來愈得來不易。而不良水質當中,可能含有微生物細菌、病毒、化學污染物等,會造成霍亂、傷寒、阿米巴痢疾、病毒肝炎、癌症等疾病,因此缺水地區的人往往不是渴死,而是病死的。」

回顧人類歷史上跨國性的重大流行傳染病,就是起源於水中細菌的「霍亂」。19世紀中葉,霍亂從印度傳到歐洲,甚至傳播到中國和裏海;最後終結全球霍亂的關鍵,則是「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在倫敦霍亂流行時發現霍亂是因為嚴重的水污染所傳播。陳建仁說明:

「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約翰・斯諾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是公共衛生學上一項重大事件。」

陳建仁也強調,因為污水引起地方性疾病、後來蔓延至其他地區的案例,至今仍相當常見。「尤其因為氣候變遷而引發的洪水或暴雨,其過境之地使糞水、污水被沖刷出地面,更容易引起大範圍地區的公共衛生污染,所以,通常水災後的三個月內,受災地區又會流行好一陣子的腸胃道疾病感染。」

「時至今日,全球仍約有8.4億人無法享用安全乾淨的水,其中有3.4億人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為了取水,當地人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取水,兒童也因此無法上學受教育。連飲用水都不足,遑論吃飯洗手的用水、或有沖水馬桶的廁所。水的問題尚未解決,公共衛生措施又該如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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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下的霍亂弧菌。「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發現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

不潔淨飲水,曾引發台灣地區性烏腳病

而台灣因為水污染引起疾病的經典案例之一,就是1950年代在西南沿海盛行的「烏腳病」。「烏腳病的患者,主要病徵是手掌與腳蹠皮膚發紫、角化、潰瘍,手指或腳趾末梢只要稍微受傷,就會壞疽發黑並且壞死脫落,而且伴隨劇痛。」陳建仁接著向我們說起這段故事。

在台灣盛行烏腳病的年代,當時的孫理蓮牧師娘(Lillian R. Dickson),與王金河醫師、謝緯醫師三人心疼受苦病患,便展開義診與照顧服務。不只免費為病人截肢,還設立「烏腳病患手工藝生產中心」,由王金河醫師的太太王毛碧梅女士教導病患編織竹簍等工藝,習得一技之長以自食其力,照顧病患的生命尊嚴。

「然而,光是截肢並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烏腳病病例。」因此,謝緯醫師找上台大醫學院的陳拱北教授(後被譽為「台灣公衛之父」),與當時多位台大醫學院菁英組織研究團隊,試圖找出烏腳病的原因。「後來發現是居民飲用了深達地下30至100公尺的「地河井」水源,由於部分深井水的砷濃度很高,因此居民飲用後產生砷中毒現象,烏腳病也就是其中之一。」陳建仁說。

而在這段台灣烏腳病的流行史上,陳建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0年,我從美國學成返台,當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主任吳新英教授就給了我一筆經費,授命我去研究烏腳病。」因此陳建仁走訪烏腳病盛行地區,採訪了300多位病患,發現慢性砷中毒不只造成烏腳病,還引起多重健康危害,包括缺血性心臟病、頸動脈硬化、癌症等。」

為了徹底解決烏腳病問題,陳建仁積極投入砷中毒研究,並估計出飲水砷濃度的可容忍極限。後來這項台灣研究算出的標準,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採用,修法將標準濃度從50μg/L改為10μg/L。

而當時全世界最嚴重的飲水砷中毒地區還包括孟加拉。為了解決缺水、污水引發的消化道疾病與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世界銀行援助孟加拉的公共衛生工程處共同開發地下水,以提供人民「安全」乾淨的飲用水,殊不知又遇到砷中毒的挑戰。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取經陳建仁的研究,陳建仁也大方分享台灣經驗,推廣並協助檢測井水砷濃度含量,篩選可飲用的水源,才得以緩解這項全球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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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陳建仁研究團隊在宜蘭地區發現因飲水造成的砷中毒、烏腳病案例。當時陳建仁火速建議宜蘭縣縣長游錫堃改善之道,後來宜蘭縣在短短三年內完成自來水管線的全面鋪設,確保民眾享有乾淨安全飲用水,減少砷中毒罹病風險。

再將時間往前推移,相信不少讀者的童年,有著每逢開學都要吃驅蟲藥、貼蛔蟲貼片的回憶。「台灣早期農業習慣直接用水肥灌溉,因此很多寄生蟲卵會接觸到蔬果,若沒有清洗乾淨,誤食寄生蟲卵污染的食物或水,即會造成腸胃道寄生蟲病,例如:蛔蟲。」

另外,早年的偏鄉或山區較少公共廁所,尚未有自來水廠,民眾多取用山泉水,或習慣隨地便溺,容易造成水源污染,大量引發兒童下痢、A型肝炎等案例。雖然這些經驗因為環境衛生措施和人民衛生習慣改善而愈來愈少,不過陳建仁也強調:「隨著台灣經濟發達、人口愈來愈多,水源供應的挑戰仍不會結束。」

從污水處理下水道的普及化,水庫集水區、河川遭到農業農藥或工廠廢水污染的問題,以及水資源再利用等,仍是近年台灣必須直接面對的水資源課題。萬一忽視水資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終付出代價的仍是人類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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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

疫情下的反思: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別讓地區性缺水釀成全球大瘟疫

「住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但我們必須要知道世界上仍有許多人連喝水都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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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陳建仁期許國人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水資源資助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從歷史上有名的幾次全球霍亂大流行,到近年最令人感同身受的COVID-19,無不揭示著全球化時代、國際交流與旅遊盛行的現代,傳染病的擴散之速,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世界上仍有許多偏遠角落的居民面臨缺水帶來的死亡威脅,而COVID-19疫情也印證了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若人們持續對缺水議題保持冷漠,那麼其所衍生的公衛問題,將是全球人類共付代價。

陳建仁不只祈願世人能發揮愛心、疼惜他人,也期許台灣人能實踐地球村一份子的義務,透過資助的方式加速國際救援的影響力。陳建仁說:「我和台灣世界展望會是老朋友了,一直以來都有關注展望會的行動。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倡議關注水資源議題,並且看見水源與疾病的關係,我很敬佩也很支持。」即使無法以犧牲奉獻的精神到實地服務,或許也能透過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水資源救援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事實上,在世界展望會的行動下,每10秒就多1個人獲得乾淨的水;每1天多3所學校因安全飲用水受益。光是2021年,世界展望會即幫助300萬人擁有安全水源、230萬人改善家中衛生環境,並向350萬人宣導建立良好衛生習慣。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國人付出實行,展現台灣人的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I can help! I am helping! 立即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展開水資源救援行動

閱讀數位敘事:把水送進最遙遠的地方|台灣世界展望會#WASH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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