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不是罰多重而是下架私密照,「侵犯性隱私專法」如何保障受害者最在乎的事

重點不是罰多重而是下架私密照,「侵犯性隱私專法」如何保障受害者最在乎的事
圖為情境圖,非任何新聞事件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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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性私密影像外流,多數受害者最在乎的不是加害者被罰多重,而是已經在對方手中的性私密資料,必須拿回來;已經上傳到公開平台的必須下架。但目前,台灣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能「無害的」完成被害者的期望。

杜瑛秋分享一名受害者的案例,他的性私密資料被上傳到公開網站,雖然一開始被下架,但因為當初被其他網友備份,每隔幾年又會被重新被上傳。

此外,3個草案版本也都提到另一個重點「隱匿個資」。杜瑛秋說,假如被害人資訊沒有被隱匿,「如果有媒體採訪,名字可能會被秀在上面,或是法院的公告、開庭判決,可能會(讓民眾)知道這個訊息。如果他的東西又還沒有下架,很多人就會去點閱。」

因此,3個草案都規定:

  1. 警察、法院等製作偵訊、開庭文書時,必須隱匿被害人個資。
  2. 媒體不得揭露被害人個資。
  3. 審判不得公開。

只規範「影像」比較好?還是連文字、聲音都可以納入比較好?

然而,3個版本仍有不同的地方,最特別的莫過於蘇巧慧的版本。不同於洪孟楷與賴品妤僅規範「影像」,蘇巧慧的法案希望規範的是所有「侵害性隱私」的形式,因此除了影片、照片,還包含圖畫、文字、音檔,比如素描出對方性私密的圖畫、口述性愛過程的音檔都包括在內。

此外,蘇巧慧的草案所規範的,不見得是「肢體方面」直接的性行為,即使是沒有實際肢體接觸的文愛、電愛,如果符合該草案的法益及要件,的確都可能觸法。

「文愛」與「電愛」是什麼?

文愛與電愛是「文字做愛」與「電話做愛」的簡稱,是無法見面的伴侶間常使用的一種虛擬性愛的形式(比如遠距離戀愛的情侶、透過網路認識的曖昧對象等等)。文愛是透過互相傳送具挑逗性的文字訊息,電愛則是藉由挑逗性的對話,使當事人達到性滿足。兩者都沒有實際的肢體接觸,但都能滿足性需求。

蘇巧慧説,2018年她第一次提出相關草案時,也是聚焦於較常見的「影像」,但她說:「假設我知道影像的部分大家都在抓了,我就把你的聲音錄下來,那一聽就知道是你,我一樣散布出去,是不是一樣侵犯到你的性隱私?」她強調,「所以後來我們發現,重點不是在討論色情『影像』,而是你的『性隱私』。」因此才有了現在範圍極廣的草案。【註1】

相較於此,洪孟楷跟婦女救援基金會的版本,僅規範「實際肢體接觸」性行為的紀錄,文愛、電愛並不在規範中。洪孟楷表示,之所以範圍比較狹隘,「因為這個法是『防制條例』,是專法,專法會授與(執法單位)比較強的權限,包括主動偵查、24小時內要下架等,行政部門會希望有比較明確的規範。」【註2】

杜瑛秋也說,之所以限制在「影像」,一個原因是因為「影像很清楚就看到這個人是誰、可辨識度最強。」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因應現實,「把聲音跟文字放進去,會更混雜,因為範圍太大不清楚,一些行政人員、主管機關會不願意做,條文會更沒辦法過啦。」杜瑛秋説,「我們跟律師很期待這個可以過,我們覺得『先求有,再求好』。」【註3】

警力不足?現行法律可管?專法難過關

根據婦援會的紀錄,台灣最早從2014年就有這類案件,但至今已經6年,今年3個版本的草案,也未能在這個會期三讀通過。《關鍵評論網》詢問,推動專法最困難的地方在哪?

杜瑛秋說,最大的阻力來自行政部門。第1,很多行政部門認為目前都有法令,只是散落在個法令中,沒有統整成一部專法,比如如果是「偷拍」性行為影像可以用《刑法》妨害秘密罪,如果對方揚言散佈可以用《刑法》恐嚇罪。但杜瑛秋強調,現行法律就是缺乏最重要的機制「下架」,也無法保護受害者個資。

杜瑛秋説,第2個原因則是「他們會說警力不足」。專法若通過,包括報案、偵查,後續通知網路平台下架,都可能需要警察來通知,其中2個草案的版本也將中央主管機關設為內政部(警政署隸屬於內政部),勢必影響警察人力。而警察機構對的回應也相對保守,當《關鍵評論網》記者去電警政署,公關室說這要由刑事警察局回應;刑事警察局公關室則說草案還沒定調、不便回應。

蘇巧慧則説,「這部法推動有個很大的困難點,是大家會很怕動輒得咎」。但她強調,要觸法有幾個條件必須符合,至少要先確保當事人是「惡意」的「紀錄或散布」,且紀錄或散布的內容「侵犯性隱私」,再經過法官認定,才會觸法。她說:「這部法律和我所要規範的,絕對不是你有了這些(形式)就觸法。」。杜瑛秋也說,過去很多人會擔心這類法令侵害言論自由,直到韓國N號房事件發生後,大眾才慢慢比較能理解,這是必須要解決的犯罪問題。

社會或許對這個專法還有一些疑慮,但點開長期分享這類案件的粉專數位女力聯盟widi,每週都能看見類似的新聞又出現。對服務了受害者5年的杜瑛秋來說,已經等不及了,在沒有專法的狀況下,她只能無力呼籲大家「小心不要變成受害者」:「大家性行為的時候要留意(有沒有被偷拍),受害者不要覺得這是你的錯,要是遇到可以來找我們,可以陪同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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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對於相關草案,曾有人提出疑慮,假設有性侵受害者,為了蒐證把性侵過程偷偷錄下來,或是Metoo受害者,為了告誡他人,把性侵或性騷擾過程以文字公布在社群媒體上。這些受害人「竊錄」或「公布」時,肯定不會取得加害人同意,那麼加害人是否可能援引這些法案提告。

對此,蘇巧慧和他的助理表示,法官在考慮是否觸法時,除了「構成要件」,也會考慮「違法性」,比如某件「看起來」違法的事情,是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蘇巧慧說:「當你在做Metoo或是性侵害的蒐證,是有其他的阻卻違法事由⋯⋯你要告也是可以啦,但是案例累積久。大家可能就會知道根本告不成。」

【註2】洪孟楷、婦女救援基金會的草案雖然也提及文字、聲音等不同紀錄形式,所記錄的仍然必須是「性行為」,文字方面,洪孟楷舉的例子就是:「加害者描繪、描寫出性愛的過程,什麼樣的姿勢等等」,聲音方面,他則以説「就是把性愛錄音錄下來,比如隔壁房聲音很吵,就偷錄下來去散播。」

少數並非「實際肢體接觸者」,也必須扣合法案的重點「影像」。洪孟楷就説,如果是「LINE視訊電愛,你可能以為只是視訊,但對方把它側錄下來,⋯⋯比如羅志祥曾經裸身視訊、彭恰恰自慰的影片被外流,這種都是沒有真實的性行為,但也是性私密的部分,這可以在委員會討論時,看是否要從寬認定。」

【註3】杜瑛秋雖然認為「先求有,再求好」,但還是覺得法令要滿足至少4個條件:下架(取回)機制、禁制令、被害人的隱私不要被揭露、可以讓社工等福利服務介入協助受害者。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