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權與生存權之爭：生物辨識系統強化了公民參與，還是政府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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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市場和公民交織在一起，利用科技取得生物數據和個人資訊，從而將從前屬於某個文化社群的政治文化身份轉變為只屬於個人的、去政治化的、強調個體獨特性的經濟身份。國家的角色逐漸企業化，透過個人資訊的蒐集，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與福利。
文：潘靖
Aadhaar Scheme : 世界最大的生物辨識系統
2009年，印度政府推出全球規模最大的生物辨識系統（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program）Aadhaar，為印度居民提供一組可供生物識別的身份編號。Aadhaar身份編號含有12個隨機組成的數字，申請者需提供基本資訊 （如性別、地址、手機號碼與E-mail）以及生物辨識資訊（十指指紋登記、虹膜掃秒及臉部照片）。
Aadhaar如同全民電子身分證，而這個構想最初是由印度資訊科技部（Indi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為印度電子和通訊技術部的前身）於2006年提出。2009年成立的印度唯一身份識別機構（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 UIDAI） 將此概念實踐，具有大量政治資本及經濟資源的UIDAI隨即推出大規模的計畫，目標將所有印度居民納入電子身份辨識系統中，使政府能簡化及方便管理行政程序及經濟活動。
UIDAI期望透過此計畫，將尚未擁有身份證的居民正式納入Aadhaar電子身份證系統中，進而促進社會包容及提供更有效率的私人及公共服務。 例如將政府補助數位化 、紀錄公務人員的出缺勤、簽發護照以及作為電子商務及數位交易的認證基礎，Aadhaar亦具有便於攜帶、可追蹤及難以盜用等特性。
Aadhaar隱私權與生存權的爭議
然而Aadhaar計畫自實施一開始便引起許多質疑：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預或調查人民的私人生活？舉例來說，Aadhaar計畫的目標之一是減少中間人的影響，如貪污或行政怠慢等問題，以便讓政府的福利政策和補貼可以直接針對受益人。在反腐敗和提高效率的名義下，政府可以合理要求其居民提供指紋和虹膜掃描等生物特徵資訊。透過蒐集準確的數位數據，國家不僅可以提供更有效的管理，甚至能夠追溯或監測貨幣和人口的流動。
若由較為極端的角度來看，Aadhaar強化了國家與私人公司運用生物特徵及私人數位數據的能力，也由於人民意識到政府追蹤和監控私人生活的能力，人民可能無可避免地約束、壓抑日常行為，過著如同在圓形監獄（panopticon）內被規訓的生活。
即使2018年印度最高法院已裁示政府及私人機構不能因人民缺乏Aadhaar卡而拒絕人民獲得社會福利的權利，許多地方政府仍逐步強制印度居民將Aadhaar連接手機號碼、銀行帳戶、選民卡、稅籍帳號（PAN）及配給卡 （ration card）等具有不同功用的身分辨別工具。例如印度媒體《India Spend》於去年底指出，仍有5邦的學校要求75％的學生需透過Aadhaar註冊，但是受限於網路普及率、資訊不對等以及Aadhaar系統的不穩定性等因素，並不是每位居民皆能即時連接各種社會福利卡及身分證至Aadhaar卡。
Aadhaar的辯論經常聚焦在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和生存權 （right to life）的孰輕孰重，支持者指出，透過Aadhaar這個全面性的數位身分證，更多人能夠被納入社會補助系統，增加了貧困者的生存機會；而隱私權的爭議則被部分Aadhaar支持者視為是中產階級的特權，支持者指控，僅有足夠富裕的人才有餘裕思考隱私的侵犯多過生存的掙扎。然而印度經濟學家雷蒂卡・凱拉 （Reetika Khera） 在其所編輯及撰文的《反對Aadhaar: 當大數據遇見極權政府》（Dissent on Aadhaar: Big Data Meets Big Brother，暫譯）一書中試著拆解政府以效率、反貪腐及減少貧窮的口號，她指出，Aadhaar除了可能犧牲人民的隱私權外，亦可能進一步奪走貧困者、老年人及行動不便者的生存權。
凱拉指出，2015年的統計顯示，99.97%具有Aadhaar身分編號的居民皆由既有的ID申請取得，原本沒有任何ID的人民仍難以取得Aadhaar身分編號，因此Aadhaar並不能如政府所說促進社會包容。再者，凱拉指出社會福利之所以一直以來無法有效觸及需求者，並非是因為需求者沒有ID，而是政府提供的資源有限，導致只有部分人能獲得退休金、補助或食物，因此Aadhaar的推動並無實質的幫助。
而至於Aadhaar是否能有效抑制貪腐，批評者亦表示成效有限，雖然傳統的中間人會因新的制度而消失，新的中間人仍會出現。由於目前最主要的貪污形式在於數量詐欺（quantity fraud），即領取人須簽名證明自己領取了多少物資，但是由於中間人的貪污，領取人所能取得的實際數量通常會少於他應得的，而Aadhaar並無法有效解決這類的問題。
另一位作者亞柳米哈・亞達夫（Anumeha Yadav） 亦在書中指出，政府聲稱Aadhaar實施後，政府退休金支出大幅縮減，然而這或許是由於許多原有受助人因為無法順利取得Aadhaar而導致被申報死亡，抑或是註冊時系統或辦理人員資訊登記錯誤，導致系統無法辨別，政府的支出減少可能來自於許多人被無故取消的福利。
數位科技或許可以作為治理改革的有效工具，但不能成為改革本身。不一致的政策、電子系統的不穩定性以及政府人員經驗的不足都可能加強既有的制度暴力，讓已是社會邊緣的族群更加邊緣化，甚至威脅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微薄收入。
傳統公民與數位公民
除了上述的爭議 ，Aadhaar計畫亦引起學者針對公民身分轉變的探討。學者比迪沙・克德里 （Bidisha Chaudhuri） 與萊昂・柯尼希 （Lion König）在2018年〈Aadhaar計畫：印度新公民制度的基礎？〉（The Aadhaar scheme: a cornerstone of a new citizenship regime in India，暫譯）一文中分析，脫離英國殖民後，公民身份在印度象徵著舊社會與新政治文化之間的交會點。印度憲法同時給予個人「普遍公民」及「社會公民」的身分，印度公民既被視為享有普遍公民權的個人，同時亦被視為屬於某個文化、宗教、語言、種族社群的成員。
然而隨著印度新自由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以科技為主導的政策在印度的影響日益加劇，例如莫迪政府於2016年提出的100個智慧城市計畫和Aadhaar計畫，以族群為基礎的「社會公民」身分開始逐漸弱化。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市場和公民交織在一起，利用科技取得生物數據和個人資訊，從而將從前屬於某個文化社群的政治文化身份轉變為只屬於個人的、去政治化的、強調個體獨特性的經濟身份。國家的角色逐漸企業化，透過個人資訊的蒐集，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與福利。
不過隨著莫迪政府及其所屬政黨印度人民黨 （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近年積極鼓吹印度教民族主義，Aadhaar這類強調個人獨特性的身分辨別工具似乎仍未減弱各宗教及民族之間的巨大隔閡。一方面科技與經濟發展逐漸強調個人化的政策與服務，看似削弱了印度長久以來以種性、宗教及種族來區分的傳統，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的興起又強化了固有的社群分類。
疫情過後的時代，數位權屬於誰？
印度因疫情面臨全境封鎖之際，許多由農村至城市工作的移工因頓時失去收入而選擇返家。隨著移工走路返家的新聞引起國內及國際對於人權及疫情的關注，印度政府也展開一系列的因應政策，包含提供臨時庇護所、食物及返鄉專車。然而5月9日印度媒體《連線》（The Wire）指出有部分來自奧里薩邦（Odisha）、目前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工作的移工因未持有Aadhaar而無法登記搭乘由奧里薩邦政府準備的返鄉火車。即使5月14日奧里薩邦政府撤回了Aadhaar作為進入該邦的強制證件，此事件仍顯示出底層人民在不夠周延的中央及地方政策之下，極可能危及其基本的生存權利。
印度Aadhaar計畫是否能強化公民參與，抑或是如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賦予更多政府監控人民的權力仍是未知數。然而此計畫若欲促進社會包容、提高社會福利效率，政府須針對新舊政策交替之間所產生的問題、所忽略的民眾提出細膩全面的因應方式，同時亦須提高民眾的數位素養、確保數位科技的穩定性。
隨著新冠病毒擴散，利用數位科技控制疫情已成為世界各國的主流策略，疫情過後數位科技作為新的治理工具勢必獲得更多正當性。當數位治理已成必然，隨之而來的社會轉型是否能以人為主體，以科技強化公民參與及民主發展將會是每個以數位治理為未來治理政策的民主國家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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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