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權與生存權之爭:生物辨識系統強化了公民參與,還是政府監控?

隱私權與生存權之爭:生物辨識系統強化了公民參與,還是政府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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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市場和公民交織在一起,利用科技取得生物數據和個人資訊,從而將從前屬於某個文化社群的政治文化身份轉變為只屬於個人的、去政治化的、強調個體獨特性的經濟身份。國家的角色逐漸企業化,透過個人資訊的蒐集,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與福利。

文:潘靖

Aadhaar Scheme : 世界最大的生物辨識系統

2009年,印度政府推出全球規模最大的生物辨識系統(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program)Aadhaar,為印度居民提供一組可供生物識別的身份編號。Aadhaar身份編號含有12個隨機組成的數字,申請者需提供基本資訊 (如性別、地址、手機號碼與E-mail)以及生物辨識資訊(十指指紋登記、虹膜掃秒及臉部照片)。

Aadhaar如同全民電子身分證,而這個構想最初是由印度資訊科技部(Indi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為印度電子和通訊技術部的前身)於2006年提出。2009年成立的印度唯一身份識別機構(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 UIDAI) 將此概念實踐,具有大量政治資本及經濟資源的UIDAI隨即推出大規模的計畫,目標將所有印度居民納入電子身份辨識系統中,使政府能簡化及方便管理行政程序及經濟活動。

UIDAI期望透過此計畫,將尚未擁有身份證的居民正式納入Aadhaar電子身份證系統中,進而促進社會包容及提供更有效率的私人及公共服務。 例如將政府補助數位化 、紀錄公務人員的出缺勤、簽發護照以及作為電子商務及數位交易的認證基礎,Aadhaar亦具有便於攜帶、可追蹤及難以盜用等特性。

Aadhaar隱私權與生存權的爭議

然而Aadhaar計畫自實施一開始便引起許多質疑: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預或調查人民的私人生活?舉例來說,Aadhaar計畫的目標之一是減少中間人的影響,如貪污或行政怠慢等問題,以便讓政府的福利政策和補貼可以直接針對受益人。在反腐敗和提高效率的名義下,政府可以合理要求其居民提供指紋和虹膜掃描等生物特徵資訊。透過蒐集準確的數位數據,國家不僅可以提供更有效的管理,甚至能夠追溯或監測貨幣和人口的流動。

若由較為極端的角度來看,Aadhaar強化了國家與私人公司運用生物特徵及私人數位數據的能力,也由於人民意識到政府追蹤和監控私人生活的能力,人民可能無可避免地約束、壓抑日常行為,過著如同在圓形監獄(panopticon)內被規訓的生活。

即使2018年印度最高法院已裁示政府及私人機構不能因人民缺乏Aadhaar卡而拒絕人民獲得社會福利的權利,許多地方政府仍逐步強制印度居民將Aadhaar連接手機號碼、銀行帳戶、選民卡、稅籍帳號(PAN)及配給卡 (ration card)等具有不同功用的身分辨別工具。例如印度媒體《India Spend》於去年底指出,仍有5邦的學校要求75%的學生需透過Aadhaar註冊,但是受限於網路普及率、資訊不對等以及Aadhaar系統的不穩定性等因素,並不是每位居民皆能即時連接各種社會福利卡及身分證至Aadhaar卡。

Aadhaar的辯論經常聚焦在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和生存權 (right to life)的孰輕孰重,支持者指出,透過Aadhaar這個全面性的數位身分證,更多人能夠被納入社會補助系統,增加了貧困者的生存機會;而隱私權的爭議則被部分Aadhaar支持者視為是中產階級的特權,支持者指控,僅有足夠富裕的人才有餘裕思考隱私的侵犯多過生存的掙扎。然而印度經濟學家雷蒂卡・凱拉 (Reetika Khera) 在其所編輯及撰文的《反對Aadhaar: 當大數據遇見極權政府》(Dissent on Aadhaar: Big Data Meets Big Brother,暫譯)一書中試著拆解政府以效率、反貪腐及減少貧窮的口號,她指出,Aadhaar除了可能犧牲人民的隱私權外,亦可能進一步奪走貧困者、老年人及行動不便者的生存權。

凱拉指出,2015年的統計顯示,99.97%具有Aadhaar身分編號的居民皆由既有的ID申請取得,原本沒有任何ID的人民仍難以取得Aadhaar身分編號,因此Aadhaar並不能如政府所說促進社會包容。再者,凱拉指出社會福利之所以一直以來無法有效觸及需求者,並非是因為需求者沒有ID,而是政府提供的資源有限,導致只有部分人能獲得退休金、補助或食物,因此Aadhaar的推動並無實質的幫助。

而至於Aadhaar是否能有效抑制貪腐,批評者亦表示成效有限,雖然傳統的中間人會因新的制度而消失,新的中間人仍會出現。由於目前最主要的貪污形式在於數量詐欺(quantity fraud),即領取人須簽名證明自己領取了多少物資,但是由於中間人的貪污,領取人所能取得的實際數量通常會少於他應得的,而Aadhaar並無法有效解決這類的問題。

另一位作者亞柳米哈・亞達夫(Anumeha Yadav) 亦在書中指出,政府聲稱Aadhaar實施後,政府退休金支出大幅縮減,然而這或許是由於許多原有受助人因為無法順利取得Aadhaar而導致被申報死亡,抑或是註冊時系統或辦理人員資訊登記錯誤,導致系統無法辨別,政府的支出減少可能來自於許多人被無故取消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