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權與生存權之爭:生物辨識系統強化了公民參與,還是政府監控?

隱私權與生存權之爭:生物辨識系統強化了公民參與,還是政府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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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市場和公民交織在一起,利用科技取得生物數據和個人資訊,從而將從前屬於某個文化社群的政治文化身份轉變為只屬於個人的、去政治化的、強調個體獨特性的經濟身份。國家的角色逐漸企業化,透過個人資訊的蒐集,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與福利。

數位科技或許可以作為治理改革的有效工具,但不能成為改革本身。不一致的政策、電子系統的不穩定性以及政府人員經驗的不足都可能加強既有的制度暴力,讓已是社會邊緣的族群更加邊緣化,甚至威脅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微薄收入。

傳統公民與數位公民

除了上述的爭議 ,Aadhaar計畫亦引起學者針對公民身分轉變的探討。學者比迪沙・克德里 (Bidisha Chaudhuri) 與萊昂・柯尼希 (Lion König)在2018年〈Aadhaar計畫:印度新公民制度的基礎?〉(The Aadhaar scheme: a cornerstone of a new citizenship regime in India,暫譯)一文中分析,脫離英國殖民後,公民身份在印度象徵著舊社會與新政治文化之間的交會點。印度憲法同時給予個人「普遍公民」及「社會公民」的身分,印度公民既被視為享有普遍公民權的個人,同時亦被視為屬於某個文化、宗教、語言、種族社群的成員。

然而隨著印度新自由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以科技為主導的政策在印度的影響日益加劇,例如莫迪政府於2016年提出的100個智慧城市計畫和Aadhaar計畫,以族群為基礎的「社會公民」身分開始逐漸弱化。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市場和公民交織在一起,利用科技取得生物數據和個人資訊,從而將從前屬於某個文化社群的政治文化身份轉變為只屬於個人的、去政治化的、強調個體獨特性的經濟身份。國家的角色逐漸企業化,透過個人資訊的蒐集,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與福利。

不過隨著莫迪政府及其所屬政黨印度人民黨 (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近年積極鼓吹印度教民族主義,Aadhaar這類強調個人獨特性的身分辨別工具似乎仍未減弱各宗教及民族之間的巨大隔閡。一方面科技與經濟發展逐漸強調個人化的政策與服務,看似削弱了印度長久以來以種性、宗教及種族來區分的傳統,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的興起又強化了固有的社群分類。

疫情過後的時代,數位權屬於誰?

印度因疫情面臨全境封鎖之際,許多由農村至城市工作的移工因頓時失去收入而選擇返家。隨著移工走路返家的新聞引起國內及國際對於人權及疫情的關注,印度政府也展開一系列的因應政策,包含提供臨時庇護所、食物及返鄉專車。然而5月9日印度媒體《連線》(The Wire)指出有部分來自奧里薩邦(Odisha)、目前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工作的移工因未持有Aadhaar而無法登記搭乘由奧里薩邦政府準備的返鄉火車。即使5月14日奧里薩邦政府撤回了Aadhaar作為進入該邦的強制證件,此事件仍顯示出底層人民在不夠周延的中央及地方政策之下,極可能危及其基本的生存權利。

印度Aadhaar計畫是否能強化公民參與,抑或是如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賦予更多政府監控人民的權力仍是未知數。然而此計畫若欲促進社會包容、提高社會福利效率,政府須針對新舊政策交替之間所產生的問題、所忽略的民眾提出細膩全面的因應方式,同時亦須提高民眾的數位素養、確保數位科技的穩定性。

隨著新冠病毒擴散,利用數位科技控制疫情已成為世界各國的主流策略,疫情過後數位科技作為新的治理工具勢必獲得更多正當性。當數位治理已成必然,隨之而來的社會轉型是否能以人為主體,以科技強化公民參與及民主發展將會是每個以數位治理為未來治理政策的民主國家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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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