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社會網絡聯想:被誤用的「社交距離」、「群聚」一定很危險嗎?

新冠疫情的社會網絡聯想:被誤用的「社交距離」、「群聚」一定很危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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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接觸雖然無所不在,大部份的接觸卻不是隨機發生,而是隨著基本的人口及社經背景而異,甚至依循若干社會連結或社會網絡的建構原則而定。

文:傅仰止、江彥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為《台灣社會學刊》COVID-19論壇系列之四,將刊登於《台灣社會學刊》第67期(2020/06)

台灣在2020年1月底首次出現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病例後,「及早發現疑似案例」成為防止病毒擴散的重要策略之一,也是第一線醫護人員的首要任務。為了避免醫護人員受到疑似病患感染而影響有限的醫療人力,主管機構衛福部疾管署隨後通告全國醫界,指示在檢傷或看診時如何評估病患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

一、疫病傳染與人際接觸

上述通告的風險評估標準包括四項,簡稱TOCC:(1)病患有無國外旅遊史(Travel history);(2)病患的職業(Occupation),需特別注意「醫院工作者、交通運輸業、旅遊業、旅館業、頻繁接觸國外旅客」這些高風險的從業人員;(3)接觸史(Contact history),指「近期接觸、出入群聚場所及參加集會活動等情形,含括至醫療院所就醫、人口密集場所、室內活動、頻繁接觸外國人場所、公眾集會等」;(4)是否群聚(Cluster),指「近一個月內群聚史,如同住家人為具風險個案被追蹤者,家屬或親友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等」。[1]

這四項評估標準和社會網絡的核心概念有什麼關連呢?社會網絡從人與人的交往和連結出發,探索人際接觸的重要機制;而在疫情中,人際接觸則成為掌握感染風險的關鍵因素。不論是到國外旅遊、從事公眾服務業、出入大型集會活動、和親友群聚,都擴大和人接觸的範圍,增加感染風險。畢竟新冠肺炎病毒與其他類流感病毒的散布途徑近似,主要藉由人跟人之間的接觸傳染。又由於「人際接觸」是社會運作的基礎,如果缺乏自我約束或外來干預,病毒很容易循著既有的接觸途徑而大幅擴散。

因此,當病毒擴散的跡象明顯,又缺乏有效的疫苗預防或藥物治療時,「限制人際接觸」便成為減緩疫情的可行策略之一。新冠肺炎在大幅擴散之際,各國政府紛紛實施各項限制社群活動及人際接觸的干預措施,例如封鎖邊境、關閉公共場所及商店、禁止或管制大型活動、停止到辦公室上班或到學校上課、禁足不准出家門等,目標都是為了切斷病毒感染的散布途徑或「傳播鏈」,讓疫情冷卻。

人際接觸雖然無所不在,大部份的接觸卻不是隨機發生,而是隨著基本的人口及社經背景而異,甚至依循若干社會連結或社會網絡的建構原則而定。這些網絡建構原則,對於解析病毒散布或傳播途徑有什麼幫助呢?以下再分別以「距離」和「叢聚」為例子來加以說明。

二、「社交距離」的名詞誤用?空間距離與社會距離

新冠疫情期間種種社會干預措施的目標在於減少人際接觸、避免空間群聚,這些措施的原則,公共衛生學界和官方統稱為「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然而,這個時下相當流行的名詞不但和初始目標不盡相符,讓一般民眾容易混淆,也和社會科學對social或distance的理解大相逕庭。

「距離」可以區分為「空間距離」(physical distance)和「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前者單純指實質地理空間上的有形距離(例如在戶外要保持一公尺、室內保持一公尺半);後者則是個人或群體彼此之間在「社會關係」或「社會心理」上的無形距離。兩者多少有關,例如和家人在同一屋簷下生活,通常彼此的社會距離也最近。

為了避免病毒在人群間傳染,干預政策的「保持距離」到底是要維持空間上的有形距離,還是要拉大人際關係或社會心理上的無形距離呢?答案顯而易見。由於目標很明顯是要阻斷病毒的傳播鍊,避免它藉由近距離接觸在人群間擴散,自然應該以更恰當的用詞來清楚揭示目標。

純就字義來說,目前流行的「社交距離」這個詞不但誤用(應該是要「保持空間距離」),還可能引起副作用,容易讓人刻意拉大彼此的關係距離 [2]。為了不再誤導民眾,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倡議予以正名,將「社交距離」更正為「空間距離」,更進一步強調應該在保持空間距離之際,同時要維持親朋好友之間的社會連結。正如本論壇系列二的作者陳嘉新所說的,人群間為了防疫,在形式上應該保持「身體距離」(也就是「空間距離」的另一用詞),但同時也要避免破壞「原已淡薄的社會信任與團結感」[3]。對社會科學家來說,如此正名雖然姍姍來遲,畢竟是導正防疫概念的重要一步 [4]。

在社會學領域,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更有其特定意涵,甚至有將近一個世紀的重要文獻記載。早在192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Emory Bogardus便倡導社會距離的實證研究,探討人群間「缺乏奠基於共享經驗的感受和同理心」如何隨著族群、職業、宗教等特徵而有所不同 [5]。Bogardus 發展出來的「社會距離量表」,在一個世紀來普遍用來測量各地民眾對不同身分對象的「偏見」,例如願不願意和某個特定群體(通常指特定族群)的成員當姻親、好朋友、鄰居、同事,同不同意他/她們成為本國公民等。依據這種由近到遠的關係,偵測出對不同群體的「社會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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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學中,「社會距離」指的是處於不同社會位置、擁有不同社會屬性或身分的人們,對於他者所抱持的同理心或偏見,「社會距離」可以透過「接納/排除特定群體或對象成為成員的意願」加以測量(上圖);而COVID-19疫情初期使用的「社交距離」,其實指的是「空間距離」。

基於社會網絡「物以類聚」原則,原本就很不容易拉近人群之間既有的社會距離,如果「保持社交距離」的名稱混淆了空間和社會的概念,反而違背了干預政策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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