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啟蒙運動》：英、法、義等列強，都想大快朵頤小亞細亞這塊屍體

文：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

威爾遜是熱忱的長老派教徒，年輕時把中東地區視為傳教活動的處女地。鄂圖曼淪亡、北方出現布爾什維克國家，加上石油愈來愈重要，迫使美國必須更深入地了解中東。

除了資助協約國大筆戰爭費用，也在軍事上促成德國戰敗，美國的聲望如日中天，而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威爾遜以「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勾勒他的目標，希望其他戰勝國都能接受。就中東而言，最重要的是第十二點，包括「前鄂圖曼」人民應享有「絕對不受干擾的自主發展機會」這條約束。一九一八年二月，威爾遜宣布中東人不會再「被當成交易的對象……彷彿他們是私人財產似的，」而戰後的領土解決方案必須「符合相關人口的利益」。

威爾遜總統這番為人人尋求穩定解決方式的聲明，讓政治階級激動不已。一九一八年底，當他赴巴黎主持和平會議，從伊朗人、庫德人到亞美尼亞人，每一個人都想跟他說話，都希望有機會當面向這位答應要給眾人自治權的男士伸張正義。

哈莉黛・埃迪布一九一九年五月的著名演說，其實就是針對威爾遜。她發表演說的群眾會議，目的是召集來讓民眾注意到威爾遜第十二點的起始條款，即「現今鄂圖曼帝國的土耳其部分應得到穩固主權之保證。」（這時英國的戰機正在上空盤旋。）在開羅，侯達・沙拉維和其他女性抗爭者的愛國憤慨已被挑起，因為英國人不但拒絕讓瓦夫德黨員赴歐洲據理力爭，還將該黨包括扎格盧勒在內的領導人監禁在馬爾他。伊朗也認為該國在大戰中所受的苦難，使它有資格上談判桌，而哈桑・塔吉扎德也從德國的臨時居所發布備忘錄詳述伊朗的願望，包括加入國際聯盟（也是威爾遜的得意之作）、外國部隊撤離、廢除「協定」，以及用來重建國家的高額貸款等。

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並未減輕其他戰勝國對領土的渴望。列強都想大快朵頤小亞細亞這塊屍體，英國、法國、希臘和義大利等勢力分別從不同角度發動攻擊，到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才調停。一九一九年六月一個美國委員會前往敘利亞，發現很多民眾抗拒歐洲統治的可能性，但同樣無力抗拒法國在次年的併吞。黎巴嫩被分出來做為以基督徒為大宗的獨立單位。

同一時間在埃及，民族主義者持續努力傳達不滿，但僅促成現狀的形式化。一九一九年春天，瓦夫德黨終於獲准參與和平會議，但希望落空，因為美國支持英國繼續「保護」埃及。至於從德黑蘭遠赴巴黎的伊朗代表，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

歐洲殖民主義的白晝結束，但在落日時分於中東舉行了一場歡宴。在巴黎和會上，英國拿下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外約旦（Transjordan，沒多久便更名為約旦），法國則取得敘利亞和黎巴嫩。理論上帝國主義者已蛻變為受託管理國來履行威爾遜國際聯盟的公約。列強透過託管制度監督「在現代世界艱困環境下尚無法自力更生的人民」，這些人民的福祉是「文明的受託責任」。但到了受託管理國同意的時間，即一九二○年，威爾遜本人卻因病不起，加上參議院否決美國參與聯盟，使美國重回孤立。沒有美國和俄羅斯坐鎮，威爾遜留給世界的遺產便成為一個帝國聯盟，而聯盟的常設託管委員會（Permanent Mandates Commission）原本該照顧受託國的利益，這會兒成了將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擴展成「世界和平」（Pax Mundi）的工具。

列強此時在託管地的行徑，與他們後來在後殖民時代的行為大同小異。在這些切分出的國家當中，他們扶植與他們交好、希望本身利益獲得提升的阿拉伯領導人。先前應英國之請發動反鄂圖曼的費薩爾一世（Faisal I）、麥加的埃米爾海珊（Hussein bin Ali）的三子，被立為敘利亞國王，但不久即被法國攆走。但他毫不氣餒，又取得鄰國伊拉克的王位，而其統治一視同仁、值得讚賞。一九三二年，他掙脫英國束縛的努力獲得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的回報，但一如埃及的例子，這種形式的獨立意味接受英國的長期軍事合作。

費薩爾的兄長阿卜杜拉一世（Abdullah I）則取得約旦王位（迄今仍由阿卜杜拉的曾孫，哈希姆家族〔Hashemite〕的成員所統治）。但他們的父親海珊則因拒絕戰後協議而失去英國人的支持和王位。一九二六年後他的王國被另一位英國委託人伊本・沙烏地（Ibn Saud）奪取——而伊本・沙烏地正是現代沙烏地阿拉伯的創建者。

伊朗維持獨立、未被占領；但它也發現自己被敵國的勢力籠罩。一九一九年，英國和伊朗三人領導小組達成祕密協議，有效地使伊朗成為英國的保護國。英波協定（Anglo-Persian Agreement）的擘畫者是英國外交大臣寇松，他自誇「西方強國沒有做過比這更公正無私的協議了，其一心一意想重建一個東方國家和確保它的繁榮。」但伊朗愛國人士焦躁不安——尤其是在寇松付給三人小組十三萬英鎊之後——再加上當時肆虐的饑荒、搶劫和布爾什維克暴動，讓這個國家更難治理。一九二一年，哥薩克騎兵旅（已歸英國控制）指揮官李查・巴勒維（Reza Pahlavi）掌握政權。四年後，驅逐了卡扎爾王朝最後一位君主艾哈邁德沙阿（Ahmad Shah）的李查・巴勒維，繼任為沙阿。

後來幾年，英法的貪婪和恣意妄為，將逐漸被簡稱作「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也就是依據一九一六年命運多舛的業餘外交官馬克・賽克斯（Sir Mark Sykes）和法國軍官弗朗索瓦・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達成的祕密協定。（伊斯蘭國〔ISIS〕二○一四年宣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實行哈里發統治時，曾得意洋洋地說他們在粉碎「賽克斯－皮科」。）

事實上，賽克斯－皮科絕非這個區域被強加的一系列族繁不及備載的條約、宣言、君子協定和加冕典禮之中影響最鉅的，這些五花八門、欠妥善考慮、自私自利、對居民願望漠不關心——一言以蔽之，明明可以，卻背離威爾遜的理想——的東西，創造了西奈半島到安那托利亞的不穩定地帶。

從負責劃定邊界的男人們身上，或許就可窺見英國對落入他們手中的人民有多不在乎。眾所皆知，賽克斯瀏覽地圖，提議從阿卡到基爾庫克（Kirkuk）畫一條線來將這個區域分成英、法兩區。邱吉爾吹噓說他是「在開羅的一個星期天午後隨筆一畫」便創造出外約旦。到今天仍為約旦與阿拉伯邊境增添變數的之字形國界，據說是一陣吃太飽產生的氣體，讓殖民地大臣短胖的手在地圖上勾勒邊界時抖了一下的結果——即俗稱的「溫斯頓之嗝」（Winston’s hiccup），雖然也可能是另一個「排氣孔」害的。邱吉爾也創造了伊拉克，心裡卻只惦記著那裡的油田，完全不在意一個由什葉派、遜尼派阿拉伯人和庫德人組成的國家，要團結一致有多難。

或許最關鍵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催生出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承諾會在巴勒斯坦給猶太人建一個國家。此帝國濫權之舉，最後導致以色列在幾乎所有阿拉伯人都視為殖民的情況下創建。

這些新託管地的行政官員並不吝於在他們新土地上展現權威。一九二五年，法國在敘利亞遭遇反對時，以「夷平大馬士革」履行「文明的受託責任」。同樣在一九二○年代，邱吉爾同意轟炸伊拉克北部叛亂的庫德族（號稱「空中警察」）。但這些事件並未在相關殖民地官員身上引發一絲懊悔的自我批判，而是找代罪羔羊。無可避免地，他們將矛頭指向威爾遜；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內閣祕書長莫里斯・漢基（Maurice Hankey）輕蔑地說，那些暴動起因於威爾遜「不可能實現的民族自決政策」。

對於英國和法國同謀分贓中東之舉，後來的評價比較嚴厲了。這個區域固然在一次大戰中嚴重受創，但更具毀滅性的衝擊是拙劣的帝國主義所造成的結構與政治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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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伊斯蘭啟蒙運動：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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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
譯者：洪世民

打破伊斯蘭文明只留駐過往、抗拒現代化改革的迷思！
第一本將「伊斯蘭」和「啟蒙運動」相提並論的開創性論述。

穆斯林世界被認為無法現代化、改革、與時俱進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以降，伊斯蘭心臟地帶的中東社會早已被現代化的理想和慣例改變了，包括採用現代醫學、女性走出閨房，甚至民主的發展等等。造就這些不凡變化的學者、科學家、作家和政治人物，給穆斯林留下了深遠的改變。他們有些身在埃及，飽受學術思想與列強瓜分之衝擊，最終萌發現代民族國家的幼苗；他們有些則在伊斯坦堡，在歐亞大陸之中思索君主立憲的可能，挽救鄂圖曼帝國最後的希望；還有人在近乎鎖國狀態的伊朗，一次次起義、一波波改革中爭取權益，將伊朗推向現代化的十字路口。

現代化終究未能推翻保守主義，信仰壓過了理性主義

當代的伊斯蘭啟蒙運動，儘管表面暫時中止，但與它有關的轉變依然持續。二○○九年夏天，伊朗的綠色運動（Green Movement）動員了數百萬人對國家高壓領導階層操縱的選舉結果發動規模驚人的抗議；兩年後，阿拉伯之春重新檢視後殖民主義下的伊斯蘭世界，民眾透過自己的力量，實現遲來的民主；緊接著二○一三年，土耳其也爆發類似強度規模的抗爭，反對艾爾多安毫無包容力的政府。這些民眾力量，現在看來都沒有達到目標，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軍閥盤據；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當局都加強控管力度。但這完全不代表激發它們的動力已悄然遠去。抗議、鎮壓、戰事，都證明反動的力量仍努力不懈，試圖改變伊斯蘭領導者決絕的權威。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