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啟蒙運動》：英、法、義等列強，都想大快朵頤小亞細亞這塊屍體

後來幾年，英法的貪婪和恣意妄為，將逐漸被簡稱作「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也就是依據一九一六年命運多舛的業餘外交官馬克・賽克斯（Sir Mark Sykes）和法國軍官弗朗索瓦・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達成的祕密協定。（伊斯蘭國〔ISIS〕二○一四年宣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實行哈里發統治時，曾得意洋洋地說他們在粉碎「賽克斯－皮科」。）

事實上，賽克斯－皮科絕非這個區域被強加的一系列族繁不及備載的條約、宣言、君子協定和加冕典禮之中影響最鉅的，這些五花八門、欠妥善考慮、自私自利、對居民願望漠不關心——一言以蔽之，明明可以，卻背離威爾遜的理想——的東西，創造了西奈半島到安那托利亞的不穩定地帶。

從負責劃定邊界的男人們身上，或許就可窺見英國對落入他們手中的人民有多不在乎。眾所皆知，賽克斯瀏覽地圖，提議從阿卡到基爾庫克（Kirkuk）畫一條線來將這個區域分成英、法兩區。邱吉爾吹噓說他是「在開羅的一個星期天午後隨筆一畫」便創造出外約旦。到今天仍為約旦與阿拉伯邊境增添變數的之字形國界，據說是一陣吃太飽產生的氣體，讓殖民地大臣短胖的手在地圖上勾勒邊界時抖了一下的結果——即俗稱的「溫斯頓之嗝」（Winston’s hiccup），雖然也可能是另一個「排氣孔」害的。邱吉爾也創造了伊拉克，心裡卻只惦記著那裡的油田，完全不在意一個由什葉派、遜尼派阿拉伯人和庫德人組成的國家，要團結一致有多難。

或許最關鍵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催生出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承諾會在巴勒斯坦給猶太人建一個國家。此帝國濫權之舉，最後導致以色列在幾乎所有阿拉伯人都視為殖民的情況下創建。

這些新託管地的行政官員並不吝於在他們新土地上展現權威。一九二五年，法國在敘利亞遭遇反對時，以「夷平大馬士革」履行「文明的受託責任」。同樣在一九二○年代，邱吉爾同意轟炸伊拉克北部叛亂的庫德族（號稱「空中警察」）。但這些事件並未在相關殖民地官員身上引發一絲懊悔的自我批判，而是找代罪羔羊。無可避免地，他們將矛頭指向威爾遜；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內閣祕書長莫里斯・漢基（Maurice Hankey）輕蔑地說，那些暴動起因於威爾遜「不可能實現的民族自決政策」。

對於英國和法國同謀分贓中東之舉，後來的評價比較嚴厲了。這個區域固然在一次大戰中嚴重受創，但更具毀滅性的衝擊是拙劣的帝國主義所造成的結構與政治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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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伊斯蘭啟蒙運動：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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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
譯者：洪世民

打破伊斯蘭文明只留駐過往、抗拒現代化改革的迷思！
第一本將「伊斯蘭」和「啟蒙運動」相提並論的開創性論述。

穆斯林世界被認為無法現代化、改革、與時俱進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以降，伊斯蘭心臟地帶的中東社會早已被現代化的理想和慣例改變了，包括採用現代醫學、女性走出閨房，甚至民主的發展等等。造就這些不凡變化的學者、科學家、作家和政治人物，給穆斯林留下了深遠的改變。他們有些身在埃及，飽受學術思想與列強瓜分之衝擊，最終萌發現代民族國家的幼苗；他們有些則在伊斯坦堡，在歐亞大陸之中思索君主立憲的可能，挽救鄂圖曼帝國最後的希望；還有人在近乎鎖國狀態的伊朗，一次次起義、一波波改革中爭取權益，將伊朗推向現代化的十字路口。

現代化終究未能推翻保守主義，信仰壓過了理性主義

當代的伊斯蘭啟蒙運動，儘管表面暫時中止，但與它有關的轉變依然持續。二○○九年夏天，伊朗的綠色運動（Green Movement）動員了數百萬人對國家高壓領導階層操縱的選舉結果發動規模驚人的抗議；兩年後，阿拉伯之春重新檢視後殖民主義下的伊斯蘭世界，民眾透過自己的力量，實現遲來的民主；緊接著二○一三年，土耳其也爆發類似強度規模的抗爭，反對艾爾多安毫無包容力的政府。這些民眾力量，現在看來都沒有達到目標，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軍閥盤據；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當局都加強控管力度。但這完全不代表激發它們的動力已悄然遠去。抗議、鎮壓、戰事，都證明反動的力量仍努力不懈，試圖改變伊斯蘭領導者決絕的權威。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