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庫專題連載（四）這裡有群人依水而居：「請讓人們知道，這些水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我問：也許那些詮釋，是曾經存在、也令美濃人懷念的生命經驗？仲良哥答：「那是否代表美濃人的集體情感或記憶，也許不是我們這裡可以下定論的。美濃卻已經成了當中一個強烈的素材、符號。」

慧宜嫂補充：「這樣的詮釋，對美濃某程度是好的，因為它的確提供了一個想像的圖像，讓人們在進入美濃前，有一個出發點作為對照。可是，當其成為美濃對外唯一的互動、理解基礎時，很容易造成美濃內部對立、不愉快。」因其做為文化詮釋的符號，能滿足都市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卻不一定能凝聚內部或社區夥房的運作。「當這樣的文化商品，形成一些政治資源、商業利益時，可能會造成不同民間團體的緊張關係。」

接觸美濃多年來，一路從立委助理、到記者生涯的慧宜嫂，真正定居美濃後，才發覺強烈的落差，並投入時間慢慢摸索出緣由。「以前我接觸到的，都是有能力和台北的知識分子對話的人，我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人……譬如只會拿鋤頭的農民，根本沒辦法有立場、資源，表達他們不同的觀點。」

她說：「後來我終於理解到，我們這群反水庫的人，當初在一些長輩眼裡，是不懂得人事歷練的人，不會和三合院的叔叔伯伯聊天、講很土的話、和他們互動，去穿透他們的人際關係、遊說他們公共政策的正反面。」

20幾年來，這群返鄉青年們也意識到，論述必須由口舌落實到身體勞動，深入民間，不致與社會脫節。生祥哥回憶，起初做音樂是搖滾樂隊的編制，有一次在自己家廟門口演奏，被一個人轟下台。「他質疑：『你們的音樂沒有鑼鼓嗩吶，怎麼幫王爺慶生？』這麼簡單兩句話，就把我打倒了，真的是一句都無法反駁，也覺得自己的音樂回不了家。」

遂反思，為什麼要做？怎麼做？做給誰聽？「若要做運動音樂，音樂必須自己運動起來，裡頭一定要有基礎的、令人熟悉的文化元素，串起人們的情感。」生祥哥打定主意。

但當音樂、文學、運動所洋溢的情感，與政治或意識形態結合時，終究不免引發他人警覺。「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政策，」慧宜嫂說，與其和情感包裝，不如回到法治面。尤其當其成為美濃對外的唯一論述時，其他的聲音被壓迫了，異質性被消磨了。絕對的光芒與情感，很容易令人失去警覺。「當他們成為國家自然公園的包裝時，只會拿鋤頭的農民，沒有辦法對外界大聲說出：我不贊成。」

但他們仍互相提醒著：不要造成隔閡。也都想努力顧全大局，不欲追究得太清。雖心有千千結，仍著焦嚴肅議題，反覆論證，偶述想望。原來，眼前看見的，是曾一同為反水庫奮鬥20多年、如孝伸哥口中「相忍為國」那樣的同鄉人，壓住心底深處的糾結，為使家園更好而努力遍尋答案。雖相互批評，仍私下幫忙。

不論對哪一方來說，總需極大的智慧、寬容與容忍。

俊清哥嘆了一口氣：「以前我和哥哥愛鄉、反水庫大聯盟兩邊跑，雖知道兩邊文人和武夫氣味不太相投，但目標一致都是反水庫，也還是想湊和大家。國家自然公園我一開始贊成，但觀望了一陣子，才發現愛鄉要的國家公園，和我想的不太一樣。」他分析：「我是希望山林就不要開發了，但愛鄉要的，是由國家資金來管理的國家公園。我以為是他們疏忽了，就仔細研究後去找他們討論、想一起釐清。但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們早就弄清楚了。」

他自嘲和愛鄉是因誤會而契合，因了解而分開。「這2年，因為國家公園的問題，實在沒辦法了。地方上覺得我們還是有一點代表性，那我們就更不能攪和不清。」

書局門口，擺滿各種明牌小報

20多年來，美濃人面對外界貼上的各種標籤，有些樂意之至，有些選擇劃清界線，有些則在反覆的妥協、自我詰問中，面臨身分的矛盾與自我認同的疑惑，逐漸形成焦慮。「我反水庫，但不代表我就是你們詮釋的那種美濃人。」恰似每一場社會運動中「我反對某政策，但不代表我就傾向你擁戴的那個政黨」、「我支持某政策，但不代表我就支持你落實的方式。」

充滿異質性的群體，一旦被以偏概全地定義，個體的不滿很難不浮現：對抗的過程，竟重新塑造了另一種權威性、不容異己的集體。

「知識分子往往想試著由後設的政治、經濟分析，去詮釋歷史事件，使因果關係變得非常完美。」仲良哥說，那種完美，就像一個從頭至腳勻稱、五官完美無瑕的人，卻無可挑剔得有些詭異。當一切都被詮釋得理所當然時，其餘龐雜、瑣碎、真實的血肉被忽略了。回頭望去，知識分子仍可能如同書寫中華民國教科書的人一般，給予社會運動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純然亮麗光鮮的圖像。

而對有意者──如國家機器──來說，當異質性降低、同質性提高時，就是更容易處理、應對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