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面對中國,註定著對國族與民主的想像有矛盾與衝突

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面對中國,註定著對國族與民主的想像有矛盾與衝突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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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華社幾乎一面倒的親中聲浪中,仍然有一批新興力量,而且以年輕人居多,選擇聲援港台民運,批判及反對中共政權。原因在於兩個世代對自由民主的認同差異,形成了有差異的生命經驗。

由於語言與文化較爲相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自然關心兩岸三地的政治問題。馬國華社並非鐵板一塊,存在多元的聲音或意識形態,其中比較明顯的是親中立場和支持港台民運的聲音。前者追捧中國民族主義,相信中國崛起,各地華人就無需苟且偷生,認爲香港、台灣是受到西方勢力控制,擾亂中國崛起。後者則堅持守護普世價值,不認同中共在國際社會的野蠻和霸道,更反對中共用制度暴力迫害異議分子。

本文將延申討論此課題,舉出馬國華社世代認同差異的原因,嘗試回答馬國華社應如何面對此分裂,並在往後面對中港台政治問題應扮演的角色和處事態度。

首先,筆者引用著名海外華人研究學者王賡武教授對馬國華人政治模式的觀察,帶出馬國華人對中國的想像。王教授將馬國華人歸類爲三個主要集團,以甲乙丙作爲代號。甲集團通常認爲自己和中國是命運的共同體,與中國政治保持直接和間接聯係;乙集團則由一群精明而講求實際的多數華人組成,雖然在文化認同傾向甲集團,但卻理解適應本土政治環境的重要性;至於丙集團,則是小而不穩,對華人民族認同較低,更關心本地社會經濟平等(socio-economic equality)和社會正義。王教授也強調馬國華人意識形態並非永恆不變,集團之間往往發生雙向流動。

基本上,在馬來亞獨立前,馬國華人政治身份認同一直以甲集團爲主,對本地議題則是政治冷感。但是到建國初期,馬來亞憲制運動在華社掀起浪潮,也讓馬來亞公民意識迅速抬頭。許多馬國華人放棄以僑民自居,開始轉向為乙和丙集團,努力爭取公民權,對中國的認同及關注也逐漸下滑。馬國的國家政策及國内氛圍也深刻影響馬國華人對兩岸三地政治的關注程度。當初,在冷戰期間,馬國政府積極對抗馬來亞共產黨,同時也不承認中共政權。雖然馬中建交于1974年,但卻等到1989年馬共解散后,馬國政府才允許公民自由探訪中國。此外,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和1987年的茅草行動,國内反華情緒高漲,華社裏頭彌漫著白色恐怖。 因此,長久以來,針對中港臺議題,華社的關注或討論較爲消極,意見領袖也出現真空狀態。

此現象一直維持到90年代才開始出現變化,民間團體自發成立馬中友好協會,旨在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聯係。2003年,在陳水扁提出防禦性公投后,馬中友好協會發起人陳凱希更是成立了「馬來西亞一中促進協會」,公開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近期則可追溯到今年三月,「大馬一中和統會」成立。在「香港國安法」的課題上,馬國多個華團更是跳出來紛紛表態支持中共政權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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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劉鎮東競選團隊
2018年的馬來西亞大選中,由於執政黨馬華公會的競選公告板印用總會長廖中萊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合影,而引起熱議。

馬國華人對中國認同感逐漸上升可從幾個層面理解。首先,馬國華團猶如華社的意見領袖,其影響力在公共輿論上發揮一定的作用。不過,馬國華團非但沒有擺正心態,從馬國立場出發,思考與討論中港台政治議題,反而直接向中共政權獻媚。筆者認爲,主要原因是華團人士多爲利益既得者。首先,多數華團人士出身於中小型企業,與中國商人在貿易或經濟有直接的利益關係,因此不得選擇性回避相關政治課題。此外,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到訪中國時,具有代表性的馬國華團如: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華總)、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將接受國家領導級別的待遇,小鄉團則會接受地方政府的招待,吃喝玩樂都不成問題。因此,這也不難理解爲何馬國華團在近期的香港議題如此積極贊揚中共政權、數落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因爲他們必須維持這種特別關係,或力爭上游提高待遇等級。

第二,多數華人的「大中華情意結」是對馬來人特權及文化霸權的自我防禦而形成的反射性心態。長期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馬國華人認爲自己受到國家制度的歧視。比如説,馬國政府推出的新經濟政策就讓馬來人和土著享有固打制的特別待遇,比起非馬來土著,前者較容易被大學錄取和獲得獎學金,購買房屋也可享有折扣優惠。國家文化政策則强調國家文化必須以馬來土著文化作爲基礎。這些政策令馬國華人深刻體會族群之間的不平等,積纍不滿和怨氣。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崛起,局勢的變化讓多數馬國華人逐漸重拾對中國的歸屬感,將身份認同寄托於他們口中的「祖籍國」,更希望哪天中國富强便可名正言順地捍衛華社權益、保護華人文化。

馬國華社幾乎一面倒的親中聲浪中,仍然有一批新興力量,以年輕人居多,選擇聲援港台民運,批判及反對中共政權。筆者認爲其原因在於兩個世代不同的生命經驗而形成的認同差異。第一,年輕人不曾經歷五一三事件或茅草行動,對政府打壓人民的恐懼較爲空泛。第二,年輕人經歷一場馬來西亞政治的規範轉移(paradigm shift),對於價值的追求和公權力的想像也有所不同。這現象必須追溯回到2008年的308政治海嘯,長期壟斷國會的巫統國陣失去三分二議席優勢,也斷送了五個州政權。雖然巫統國陣曾在1969年的全國大選遭遇過類似的挫敗,但這次,時任首相阿都拉並沒跟隨前人的脚步去收編反對黨,轉成一個弱勢的威權政府。

此後,公民社會和反對黨的政治活動空間變得相對開放和自由,兩者也發起好幾場大大小小的公民運動,如追求乾净公平選舉的净選盟集會、反萊納斯稀土廠綠色集會等等,最後更促成了2018年馬國首次的政黨輪替。這一波又一波的公民醒覺浪潮,奠定了年輕人對於民主社會想像的基礎。比起期望打倒腐敗政權的老一輩,年輕人更向往徹底的政治改革;比起傾向高效率政府的老一輩,年輕人更希望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監督制衡公權力;比起憧憬安居樂業和維穩的老一輩,年輕人可以接受公民抗命所造成社會暫時性的不穩定,以便能夠實現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以及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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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劉華丹
9月29日,約有70位馬來西亞人聚集在吉隆坡一停車場,響應「全球聲援香港行動」。

當然,馬國華人社會的分裂還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網絡時代所造成的同溫層效應。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搜尋引擎,都會裝設一套用來提高用戶體驗的演算法,即是根據用戶平時對内容的關注和喜好之數據,推薦用戶「想看」的内容。無疑,這造成不相關的資訊被系統過濾,導致用戶無法接受另一方的消息,反而是讓用戶擴大擁有共同觀點的朋友圈子,久而久之,形成立場僵化,雙方認知偏差的鴻溝也越來越大。

其實,民主社會必然存在多元聲音,因此社會因政治立場分裂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社會也會自行調節修復,尋找中庸之道。不過,真正危害公共輿論空間的不是意見分歧,而是不文明的標簽和謾駡。早前,筆者就香港國安法課題發起網絡聯署,呼籲馬國人民一同聲援香港人,反對中共暴政。無奈,親中網民一窩蜂湧進筆者臉書,開始進行人身攻擊和用污穢字眼羞辱,自製筆者的靈堂照,甚至性恐嚇筆者的女性朋友。

筆者認爲,馬國華社的首要任務是花心思提高公共説理素質。馬國應該從根本問題下手,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將一向來匱乏批判元素的教育體系,加入思想教育和價值教育,讓人民有能力辨別資訊真僞和内容農場,而不是對於中共大外宣的陰謀論全單照收,成爲被情緒駕馭的政治動物、反動的小粉紅。公民教育應該介紹及强調普世價值,讓學生理解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礎概念,分辨民主與極權的差異,知道哪個體制才能被道德得證。再來,改革後的教育模式應旨在培育學生擁有獨立思考及第二序的思辨能力(second order thinking skills),就好比如在瞭解暴力問題上,我們應該發現制度的暴力才是暴力的一切根源,革命的暴力只是反抗第一種暴力的反射性行爲。

隨著中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佈香港不再具備高度自治並享有美國特殊待遇,各國議員更組成「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共同應對中共,新冷戰隨時一觸即發。筆者認爲,馬國華社無法一邊享受著民主制度所保障的人權及自由,一邊理所當然地認爲中共是特例,這只會顯得馬國華人的雙重標準和虛僞。世界各地公民運動之間擁有無形的命運連接,運動者抵抗的,是擁有龐大國家機器的統治者。往往前者都將受到暴政的無情打壓,就如當初前朝國陣政府抹黑净選盟集會,否定馬國人民的結社自由,更派遣鎮暴隊以水炮車和催淚彈驅趕示威者。最後,在國際新格局下,這是一場價值之爭,自由世界與紅色極權之爭,馬國華社不能缺席,更應該發起國際聲援(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共同積極守護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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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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