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城》:對荷蘭人來說,《安妮日記》始終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歷史記憶

《自由之城》:對荷蘭人來說,《安妮日記》始終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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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荷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設計出了一個制度,將社會與經濟自由主義背後的力量結合起來。或者,說得更簡單一點,他們創建了一個由資本主義提供動力的社會福利國家。

文: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

在另一部黑白影片的片段裡,你能看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數千名開心又滿懷期待的民眾擠滿水壩廣場。你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城市檔案館的網站上看到這段影片。德國已經在兩天前投降,此時新聞說加拿大軍隊將在不久後抵達,代表同盟國接管阿姆斯特丹。從沉默者威廉到拿破崙,見證過許多歷史的水壩廣場此時擠滿穿著華麗春裝的民眾,女性身穿洋裝與大衣,男士穿上西裝和領帶。不過,隨後發生了一件事。因為它是默片,所以我們聽不到對片中所有人來說極為熟悉的爆裂槍聲。民眾開始奔跑,不到幾秒鐘,廣場就變得空空蕩蕩,只剩下一些躲在柱子後頭的人,方才還在演奏的一台手搖風琴底下躲了幾個人,除此之外就是四散各處的屍體。

事實上,德國部隊當時尚未離開阿姆斯特丹。他們先前占領了能俯看水壩廣場的格羅特俱樂部(Grote Club)。當阿姆斯特丹人脫離漫長的戰時狀態,並開始慶祝時,一群德國士兵已經坐在那裡買醉。那些德國人架起機關槍,開始掃射。在阿姆斯特丹戰時苦難的這首可怕終曲中共有二十人喪生。

加拿大人最後的確來了,真正的慶祝活動於是展開,民眾準備著手開創一座新城市以及一個新世界。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法芮達和蕾貝卡.布羅梅千辛萬苦回到阿姆斯特丹。她們返家後,情況卻相當殘酷。她們的舊公寓裡此時住著陌生人,原本的家當完全不見蹤影。法芮達隨後住進醫院休養。後來,她的母親偷了醫院的床墊,搬進一間公寓。「整理,」法芮達糾正我:「我們在集中營裡不說偷食物,而是整理。」她們想知道有哪些家人還活著,答案卻是「幾乎沒有」。法芮達的家族裡有兩個表親和三個姑媽或姨媽倖存。三個表親、三個叔伯、一個姑媽、她的兩個祖母和一個祖父,都跟她父親一樣魂斷奧許維茨。她另一個祖父在某次突襲中被擊斃,一個姨媽自殺身亡。

奧托.法蘭克返回這座城市時,同樣經歷了無法想像的傷痛。他公司的員工梅普.吉斯(Miep Gies)曾經照顧藏身的猶太人,此時她又讓他住進她的公寓。奧托獲知太太和女兒都已去世,接著,梅普將一樣東西交給奧托。他認出那本格紋封面的日記,那是安妮花了好幾個月寫成的。幾個月後,他把日記交給歷史學家安妮.羅曼(Annie Romein)。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戰爭結束後將近一年,安妮.羅曼同為歷史學家的丈夫揚.羅曼(Jan Romein)撰文刊載在阿姆斯特丹的《誓言報》(Het Parool)上,標題為「孩子的心聲」。文章的開頭如此寫道:

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在戰爭期間所寫的日記。皇家戰爭文件中心保存了大約兩百本這樣的日記,但無一像這本純真、聰明,又如此散發人性光輝。它讓我忘記我今天原本打算做的所有事情,一口氣將它讀完。看完後,天色已黑,我很驚訝燈是亮的,有麵包可吃,有茶可喝,我沒有聽見飛機轟隆飛過,沒有軍靴的聲音在街上迴盪。這本日記深深打動我,讓我彷彿回到那個已經過去將近一年的超現實世界。

這本日記隔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一九五二年在英美兩國上市。它是史上最廣受閱讀的書籍之一,共有六十七種語言版本,銷售量高達三千一百萬冊。世人普遍對它讚譽有加,但荷蘭人卻不太接受它。許多同情大屠殺倖存者的人稱呼此書為荷蘭人操作的「一項公關產品」,目的是為了掩蓋荷蘭、尤其是阿姆斯特丹所吹噓的包容,在戰時不過是零星個案的事實。對每個「沃拉文.范霍爾」而言,他們都遇過許多「賈普.施里佛斯」和「安德蕾娜.瓦肯博格」。儘管其他地方的人將安妮.法蘭克的日記視為高貴人性的範例,但對荷蘭人來說,那始終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歷史記憶,以及深思反省的理由。

如果戰時曾經出現道德崩壞,違背了他們的自由主義傳統,那麼有些荷蘭人在戰後就認為,眼前的重建任務是一個改善自己社會的機會。事實上,荷蘭人自問:「我們是誰,我們希望變成什麼,我們該如何利用這次危機重整社會,追求我們的目標?」當時的爭議就是,數百年來,兩個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成為荷蘭特色的一部分。它們為什麼非得互相衝突?在德國或法國,由於社會結構之故,勞工與資本家互相對立或許無法避免,但荷蘭社會的根源不同。鄰國的社會在過去分裂成貴族與農民兩個陣營,荷蘭卻產生了一種不同的結構。

因為需要與海爭地,荷蘭人形成了一種根深柢固的團體倫理,重要到在荷蘭文中甚至有一個日常會用到的專屬名詞「poldermodel」,意指集體從大海開墾而來、並用堤防圍起來的土地。這種社群主義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它打從一開始就與個人主義掛勾。當中世紀的荷蘭人團結起來與海爭地時,新的陸地就不歸國王或教會所有,而是民眾的。然而,他們沒有選擇集體擁有,而是分成個別的小片土地。所以,當歐洲其他地方盛行封建制度時,這些低窪省分的人卻成了最早的資本主義者,是靠買賣、租賃而獲利的地主。但他們在此同時也體認到自己的經濟利益仰賴於群體的良好關係和相互合作。那麼,難道他們不能利用歷史上對於個人及社會自由、對經濟與社會自由主義的支持,進行世界大戰後的重建工作嗎?

這個議題在戰後引發了全國性的辯論。它產生了幾個結果,其中之一是在一九五○年催生出一個名為社會經濟委員會(Social Economic Council,其簡稱「SER」是荷蘭文的字首縮寫)的組織。社會經濟委員會自此成為荷蘭社會的一項特徵,在美國、英國,或大多數的其他體制中都沒有相同性質的單位。它是由三個團體合組成的專門小組——勞工領袖、產業領袖,以及政府指派的專家。小組成員會針對特定議題徵詢各自的團體成員,然後齊聚開會討論,直到各方對處理方式達成一致的共識為止,接著他們再將結論呈交給政府。二○○六到一二年擔任社會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亞歷山大.林諾伊.康恩(Alexander Rinnooy Kan)告訴我,政府幾乎都會採納該委員會的立場,因為「那不只是委員的立場,也是他們所屬團體全體成員的立場,無論是雇主或工會會員。那相當於百分之八十的經濟規模。」

換句話說,荷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設計出了一個制度,將社會與經濟自由主義背後的力量結合起來。或者,說得更簡單一點,他們創建了一個由資本主義提供動力的社會福利國家。企業和工會不是互相衝突、從對立的立場去遊說政府,而是自行解決問題,再將方案交給政府。「以盎格魯薩克遜的標準來看,有可能達到這種共識還真是奇蹟。」林諾伊.康恩表示,「在盎格魯薩克遜國家,雇主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是敵對的。可是在荷蘭,我們學到雇主與工會團結一致會帶來共同的利益。」

這個國家在戰後靠著類似的途徑進行重建。當然,阿姆斯特丹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不過,同樣地,阿姆斯特丹並不是荷蘭。本書有時似乎將兩者劃上等號,對此我始終有點內疚,每個來自外地的荷蘭人都會反對這個觀念。事實上,來自其他地方的人往往質疑阿姆斯特丹究竟是不是荷蘭的一部分,他們會語帶嘲弄地稱呼它為阿姆斯特丹共和國。

它有多麼不同?如果自由主義是荷蘭歷史發展的一部分,那麼在阿姆斯特丹更是如此。在包容行為、頌揚多元性、賦予個人權利上,這座城市幾乎一向超越整個國家的作法。它不斷與海牙的中央政府爭辯,它有時茫然地看著其他城市與省分的發展,彷彿它們屬於另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無論如何,在努力擴大個人自由這一點上,阿姆斯特丹應該已經比全球各個城市做得都更深入。阿姆斯特丹之所以呈現今天的面貌,其中一個原因必定與二次大戰有關。

或許沒有一個城市堪比阿姆斯特丹,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及民權革命之間的關聯如此清晰。這種關聯在一個方面特別明顯,那就是阿姆斯特丹實際上遭到納粹占領。除此之外,這裡的猶太人遭殺害的比率幾乎比其他地方都高,因而在大眾的心理上造成亟需療癒的一道深刻傷口。而且,由於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義傳統,各路行動主義分子在戰前和戰時都逃離了德國和其他遭納粹奴役的地方,來到這裡建立基地,所以戰後仍倖存的那些人便協助阿姆斯特丹重新振興那個傳統。這裡的恐怖經歷與其他地方一樣真實,但是提供行動與改變發生的環境卻是任何地方都無可比擬的。

阿姆斯特丹自由主義的新時代,乃透過幾條路線出現。我將追溯其中一條,回到前一章我所談的伯納.普雷謝拉醫師。他以阿蕾塔.雅各斯的研究為基礎,成為第一位性學家,以及性與生殖權利和自由領域的開路先鋒。他和妻子在非宗教的先進氣氛中養育三個小孩,讓他們接觸文化,鼓勵他們不被社會所限,追求自己的興趣。當他們一家人搬到阿姆斯特丹的新家時,夫婦倆以包浩斯風格裝潢布置,那是當時風行德國的簡潔現代主義的新設計學派。他們十三歲的兒子班諾為之著迷,決定成為設計師。

但是班諾的雄心壯志卻延後實現。身為猶太人,普雷謝拉一家人在納粹占領阿姆斯特丹期間不得不躲藏起來。結果,班諾並未留在父母身邊,而是住在多年前與這家人成為朋友的一個女演員在舊南區的房子裡。那是一個幸運的決定,因為另一個藏身處遭納粹闖入,他的父母和姊姊在戰爭結束時已經過世,全都在奧許維茨遇害,但班諾和哥哥得以倖存。

戰後,班諾.普雷謝拉開始從事設計工作,在阿姆斯特丹首屈一指的蜂巢百貨公司上班,負責櫥窗設計。當時的櫥窗展示走實際功能取向,展現產品和價格。普雷謝拉則將櫥窗改頭換面,讓它成為自我表現的管道,以及城市與其內部改變力量較勁時相互影響的工具。他用的人台模特兒都是時髦風格,擺出充滿活力的姿勢,而櫥窗內看不到價格標籤。路人彷彿不應購買產品,而是欣賞、體驗櫥窗本身。普雷謝拉在阿姆斯特丹藝術界交遊廣闊,他請人作畫、將照片放大,作為發揮戲劇效果的櫥窗背景。每週五晚上,群眾開始聚集在水壩廣場的蜂巢百貨公司前,等待新櫥窗登場。前衛藝術碰上都市消費主義,大眾如癡如醉。

普雷謝拉離開蜂巢百貨公司後,成立了自己的室內設計公司,業務範圍逐漸擴大,包羅萬象,從家具到服裝都有,而且打開全球知名度。他最著名的設計應該是「Lotek燈」,一款呈現超現代風格、在「IKEA」之前就出現的自行組裝燈具,搭配白色方塊形燈罩和鋼製燈柱。經過幾十年,普雷謝拉成為阿姆斯特丹國際藝術家與設計師圈的核心人物,那個圈子包括劇作家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lbee)、作曲家菲利普.葛拉斯(Philip Glass)以及攝影師羅伯.梅普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等人;他喜歡自嘲說:「他在荷蘭變得世界知名。」

不過,他真正的重要性不在設計上。在躲避納粹的那些年,普雷謝拉發現自己是同性戀。在一九四○年代,身為同性戀者就像活在陰曹地府,意味著羞恥與遮掩。對大多數同性戀者而言,無論公開或私下都沒有安全的聚會地點(在阿姆斯特丹,會在夜裡被謔稱為「凡士林街」的地方不只一處)。隱藏,始終是同性戀的特徵之一,然而這一點在戰後的阿姆斯特丹有了改變。班諾.普雷謝拉後來表示,他在戰時因為自己的猶太身分而躲起來,阿姆斯特丹解放後,他發誓再也不要繼續躲躲藏藏。他畢生致力打破性偏見與禁忌的父親,就是他的榜樣。

其他荷蘭的同性戀者也有類似的感受。一九四六年,他們成立了世上第一個促進同性戀權益的組織,其最初的名稱是莎士比亞俱樂部(Shakespeare Club),顯示它的成員行事之小心謹慎。這個組織後來更名為文化休閒中心(Cultuur en Ontspanningscentrum),如今簡稱「COC」。普雷謝拉是草創時期的成員,最後當上了主席。與其他地方的情形況一樣,荷蘭的同性戀者對於如何追求理想的看法有分歧的意見,甚至對於應該以什麼為目標也莫衷一是。這個組織應該以內部服務為主,作為成員的避風港與後盾嗎?還是應該向外公開發展?普雷謝拉選擇了後者。他主張,同性戀並非社會大眾眼中的道德或身體缺陷,因此組織有責任導正這種錯誤觀點。換句話說,同性戀者有資格獲得應有的公民權,在他領導下的「COC」變成了一個倡議組織。

該組織的許多成員對於公開發展的想法相當驚恐。他們都是在社會上享有名望的人士,十分清楚就算社會有可能將同性戀視為正常,也得經過一番漫長的奮鬥,何況他們還得考慮自己的事業和家庭。

普雷謝拉在一九六四年上了一個電視新聞節目,等於讓這項爭論劃下句點。直到當時,加入「COC」的成員依舊隱姓埋名;如果有所指稱,用的也不是本名。普雷謝拉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參加《新聞幕後》(Achter het nieuws)節目,那是破天荒第一次有同性戀者以本名公開出現在荷蘭電視上。他的表現堪稱專業演出,四十四歲的他頭上幾乎全禿,舉止莊重,身穿三件式毛料西裝,繫上領帶。他對訪問者說明其組織的目標是推動大眾認識同性戀的現實與常態,一如他的父親在三十年前上廣播,讓異性戀的性事成為公共論述的議題。

結果,他那次上電視成為了一個里程碑,不只讓世人認識了同性戀,也是關於荷蘭電視節目和戰後民權推動的重大事件。在動盪的一九六○年代以及後續的二十年,普雷謝拉維持著一貫認真、近乎父親般的超然態度,以追求他的理想。當他公開發言時,語氣誠懇務實,但其中傳達的訊息可能玄妙難懂。他似乎在呼應諸多荷蘭民權人士的看法,最早可回溯到穆爾塔圖里和十九世紀爪哇農民遭東印度公司剝削所引發的爭議。畢竟,穆爾塔圖里影響了阿蕾塔.雅各斯,後者又影響了伯納.普雷謝拉。班諾.普雷謝拉明白他父親抱持的價值觀,也知道對抗納粹意識型態代表什麼意義。有一次在總結整個民權運動時,他說:「同性戀的問題不是同性戀者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就像反猶太的問題,終究不是猶太人的問題,而是非猶太人的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亦然,問題其實在男人身上。」

戰後時期另一位民權推動者是一名女性,我在撰寫本書的期間定期會到她家走動。就像其他許多待過集中營的猶太人一樣,法芮達.布羅梅在奧許維茨之後放棄了對上帝的信仰(「如果上帝存在,而祂卻允許那種事情發生,那麼祂不存在還比較好」),同時也首度發掘自己的猶太特質。她嫁給另一位奧許維茨集中營的倖存者赫爾曼.曼科(Herman Menco),並跟隨他加入進步猶太教會(Progressive congregation)。接下來幾年,因為集中營的經歷,她的身體依然虛弱,不過她發現心中出現了一個聲音,尤其是在聽過奧許維茨倖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談論他的經驗之後。她成為國際行動分子,從邁阿密到奈洛比,陸續發表大屠殺和女權議題的相關演說,並當上荷蘭進步猶太人聯盟(Dutch Union of Progressive Jews)主席,開創出自己的新領域。同時,她也變成電台記者,製作以大屠殺、猶太倖存者,以及一九七○與八○年代阿姆斯特丹生活演變為主題的廣播紀實報導。

法芮達的丈夫一度在蜂巢百貨公司上班,她就是透過丈夫而在那裡認識了班諾.普雷謝拉。她最後和丈夫離異,不過與班諾仍是摯友,兩人不但同樣擁有推動公民自由的熱情,也都具有黑色幽默感。一九八○年代初,班諾提議法芮達和他的伴侶法里索.布羅克斯瑪(Friso Broeksma)一起開車到柏林,參觀一項「猶太人身分」展覽。法芮達覺得不太自在地說:「我從沒去過德國。」班諾回她:「那妳是怎麼去奧許維茨又回來的?」所以他們還是去了。通過荷蘭邊界、進入德國之後不久,他們在一家咖啡館停車休息。法芮達點了礦泉水,女服務生問她「要不要有氣泡(gas,亦指毒氣)」。法芮達轉向她的朋友,面無表情地說:「我絕對不要與他們的毒氣有關的任何東西。」

這兩位民權人士的志向在阿姆斯特丹遭納粹占領時期成形,他們的友誼一直延續下去,歷經繽紛的一九六○年代和藝術興盛的一九七○年代,直到班諾在一九九七年與世長辭為止,而且更在兩人以增進個人自由的努力而雙雙獲得騎士身分時達到高峰。在一九九五年班諾的受封典禮上,他的伴侶法里索.布羅克斯瑪注意到自己和班諾就坐在碧翠克絲女王(Queen Beatrix)和她母親茱麗亞娜旁邊,於是輕聲在班諾耳邊打趣說:「這一排坐了四個女王。」這句話簡潔有力地總結了自從黑暗的納粹時期以來,阿姆斯特丹與西方世界走過了多遙遠的路程。

相關書摘 ►《自由之城》導讀:荷蘭地小人稠,他們的創新與進步如何產生,值得台灣人好好思考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自由之城:反抗權威、宗教寬容、商業創新,開啟荷蘭黃金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全新修訂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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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
譯者:吳緯疆

從與海爭地的貧瘠漁村,到全球商貿與金融大城
從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燦爛的「黃金年代」,到德軍入侵的二次大戰
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和強盛、失落與再起,都和自由主義息息相關
阿姆斯特丹的百年城市史,正是自由主義的一頁發展史!

阿姆斯特丹,一座吹著「自由主義」之風的偉大城市,它重視個人自由、反抗權威,包容不同的膚色、性向與信仰。在它引領荷蘭、開啟黃金年代之前,原本只是一座十三世紀建於水壩濕地上的小漁村,然而它善用獨特的地理環境,與海爭地,發展出有別於歐洲傳統的社會與信仰自由,這個差異最終也導致世界歷史產生劇烈變動。

如今,這座城市往往讓人聯想到它「大膽」、「創新」、甚至有點「瘋狂」的那一面,而在數百年間貫穿這些偉大進展的,便是「自由主義精神」。自由主義就像現代與中世紀之間的一條分割線,代表人擺脫過往以教會與君王為中心的知識及權力建構。阿姆斯特丹特殊的條件讓自由主義得以在此茁壯成長,而自由主義也進而形塑出這座城市的獨特樣貌。換句話說,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發展史正是自由主義精神在歐洲乃至全球落地生根的發展縮影。

  • 本書2017年曾以《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義之都》書名出版
(八旗)0UHU0025自由之城-立體書封(書腰)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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