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3》:屈原將楚國面臨的終極災難,視為自己的失敗

《不一樣的中國史3》:屈原將楚國面臨的終極災難,視為自己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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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屈原一方面繼承了南方的「狂人」風格,他的文章帶著狂暴、不受節制的好惡,縱放上天下地的想像力,更重要的,是反覆回到失敗、憂憤主題的執迷。他放不掉,不管他的感受、思考如何上天下地,天地終究還是以失敗與憂憤為中心旋轉。

文:楊照

屈原:中國史上第一位文學作者

目前我們看到的《楚辭》,是漢代時編輯傳留下來的版本。在漢景帝、武帝時,對於《楚辭》的研究和探討一度是熱門顯學。在這段時間中,《楚辭》的內容有所擴張,此外也固定了《楚辭》大部分篇章是屈原作品的看法。

從南方和楚文化的角度看,《楚辭》中有兩篇特別重要,一篇是〈九歌〉,一篇是〈天問〉,而這兩篇恐怕都不是屈原的創作,比較像是楚地區久遠流傳的集體文本。

〈九歌〉可能是大型宮廷神話劇的記錄,文字中保留了強烈的戲劇性,從字句間看得出和貴族文化、儀式性表演有著密切關係。〈九歌〉的最後一章是〈國殤〉,所以另外一個合理的聯想猜測是,這樣的神話劇演出,和戰爭、出征或戰爭引發的認同情緒有關。

〈九歌〉搬演了楚人想像、相信乃至深浸其中的神話世界。開頭的「東皇太一」是位階最高的主宰神,接著是擔任神界與人界交通使者任務的「雲中君」,再下來是源自湘江的「湘君」和「湘夫人」。或許是因為河川在日常生活中和人共存親近,不像天空或雲朵那般遙遠,〈九歌〉中的這兩段出現了像是「人神戀」的主題。和神談戀愛、和神彼此思念等待的,可能不是一般人,而是有著特異能力的巫,從文字中傳來極其強烈的浪漫情緒,尤其是放在神話的架構裡,更增添宿命的悲劇色彩。

再來是分頭掌管命運的「大司命」、「少司命」,探觸到楚人的命運觀。又有「東君」、「山鬼」,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死後的、陰晦的、躲藏的世界的閃現,代表了楚人將自然神鬼化的基本習慣。

戰爭帶來死亡,令人不得不思考和解釋生死、宿命、無常等問題;戰爭又建立在絕對你死我活的競爭心態上,逼迫人建立起能夠壓倒別人的價值信念。在〈國殤〉的陰影中,楚人整理了〈九歌〉,以歌舞表演呈現文化上的認同與信念。

雖然將〈九歌〉、〈天問〉排除在屈原的創作之外,但我們仍然必須給予屈原「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文學作者」的堂皇地位。在他之前有《詩經》,但《詩經》裡有作品卻沒有作者;在他之前有《莊子》、《孟子》、《荀子》等,但那些是論述,而且不是以韻文方式寫成的。

王官學沒落後,諸子學興起,因而有了各家的論著。但這些百家爭鳴的著作,基本上是表達理念、提出公共主張的,他們用文字記錄自己所相信的,或記錄雄辯的論理,不是寫自己個人的經歷與感受。而且他們通常都有弟子,寫下來的是一個家派的意見。

寫自我經歷與感受的,始自屈原。屈原寫的,就是強烈的個人經驗和激動的個人情緒。他的文字沒有要建立一個「屈家」或「屈派」。屈原的出現,一方面反映了戰國時期個人主義的興起,另一方面也要在楚文化高度浪漫好惡的傾向中才成為可能。他就是一個有著特殊遭遇、有著獨特情感的個人。為個人而發抒,為個人而寫。

召喚極端情緒,近乎瘋狂的執迷

在現實中,屈原出身楚貴族,十七歲就少年得志,為楚懷王所賞識,升為「左徒」,也因此早早便捲入楚宮廷的鬥爭。楚國當時最嚴重的政爭,源自於兩個不相容的策略路線,一邊是親秦派,另一邊是親齊派。這種狀況在戰國很普遍,僅存的幾個大國間,要如何選擇拉攏誰、對抗誰,是個不可能有完美答案的大難題。

屈原屬於親齊派。國內親秦派得勢時,他就成了人家的眼中釘,因而遭到放逐。親秦派的至高策略目標,是要說服楚懷王到秦國去,表現和秦國不容動搖的親善合作態度。親齊派當然就用盡一切辦法阻止楚懷王去秦國。結果,親齊派徹底潰敗,楚懷王真的去了秦國,然後就被秦國扣押,最終竟死在秦國。

楚懷王去世後,楚襄王繼位。對於屈原這樣的親齊派來說,楚懷王死於秦這件事,足以證明親秦派路線的絕對錯誤,新王一定會扭轉過來,看清楚親齊才是對的。然而事實不同於他們的預期,關鍵在齊國的態度。就算楚國要改走親齊路線,齊國卻不認為和楚聯合起來符合他們本身的利益。秦國已經壯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齊國不想挑激秦國的反感,只想利用自己和秦國遠遠隔絕的地理優勢自保。

齊國不和楚國聯合,楚國別無選擇,只好又回到親秦的態度上,親齊的屈原再度失勢被放逐。這一次,他真的崩潰了。曾經提拔自己的楚懷王死於秦,楚國卻還繼續卑屈地朝秦國傾斜,於是他投江自殺了。

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將個人感受展現得最清晰而強烈的,有〈離騷〉,有〈哀郢〉,有〈思美人〉。這幾篇也同時具備高度的南方風格,凸顯了南方式的精神內容。屈原文中動用大量的象徵,在象徵架構中明確聯繫了楚文化,成為戰國楚文化的精彩代表。而透過這些象徵,他所要傳遞的是一種接近遺囑般的悲憤衝動。用現代語言說,那是憂鬱的表現,憂鬱症患者式的憂鬱。懷才不遇與政治上的失敗,在他身上化為「執迷」(obsession),糾纏著他,永遠無法擺脫。

楚懷王之死和即將降臨楚國的終極災難,屈原視之為自身的災難,甚至是自己的失敗。在這種狀態中,浮現了很不一樣的戰國心靈,個人精神發展到最高峰,因而將集體遭遇、命運予以個人化,成為個人執迷的極端表現。

屈原一方面繼承了南方的「狂人」風格,他的文章帶著狂暴、不受節制的好惡,縱放上天下地的想像力,更重要的,是反覆回到失敗、憂憤主題的執迷。他放不掉,不管他的感受、思考如何上天下地,天地終究還是以失敗與憂憤為中心旋轉。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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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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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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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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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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