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逃生日記》:被追殺也要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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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an把這些都拍攝下來,見證著這世界。為甚麼暴政要追殺一個紀錄片導演?因為他們倚仗謊言與暴力來控制別人,所以最棹忌揭露真相、說誠實話的人,必除之以後快——例如那些開槍攻擊記者的警察。
對於一個為了電影把生命都押上的人,沒甚麼甚限制能阻止他拍下去。因為紀錄片,Hassan Fazili被塔利班懸紅追殺;靠著紀錄片,他在逃難的過程中保持清醒。Hassan和妻子Fatima本來都在阿富汗從事電影工作,曾經營咖啡室招呼文人墨士,並拍攝有關前任塔利班軍官的紀錄片,結果得罪霸道的塔利班,被逼逃離祖國,經過塔吉克、土耳其和保加利亞等多個國家尋求安身之所。Hassan先後使用三部智能電話,把一年多的顛沛流離紀錄下來,輾轉交給美國電影人Mahdavian,剪接成流暢的《自拍逃生日記》(Midnight Traveler)。

和其他同類題材的紀錄片不同,《自拍逃生日記》的主人翁就是導演自己,大部分時間隱身在鏡頭之後,以聲音敘述逃亡的歷程。但有時鏡頭會交在妻子手上,拍下他被孩子的雪球丟中,或睡醒後找不到眼鏡的窘態;Hassan的兩個女兒也會擔任敘事者,以畫外音描述這段「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的經歷。流亡過程中,有電視台記者來訪問,Hassan也提起鏡頭,與之互拍,不致成為純粹被動的「受訪者」。
所以這不只是一齣有關「難民很慘」的紀錄片,而是一個導演為了說真話的自由,不惜一切與困境搏鬥的故事。有時候,逃走就是抗爭。除了塔利班,Hassan一家還要面對貪婪的偷渡集團,被「蛇頭」威脅「不給錢便擄走你的女兒」;他們被保加利亞的極端排外組織攻擊,這些法西斯分子的拳頭「連細路女都唔放過」。Hassan把這些都拍攝下來,見證著這世界。為甚麼暴政要追殺一個紀錄片導演?因為他們倚仗謊言與暴力來控制別人,所以最棹忌揭露真相、說誠實話的人,必除之以後快——例如那些開槍攻擊記者的警察。
科技這把劍總是雙面有刃。常言道智能電話使人低頭、被利用來監控,對Hassan一家來說卻是精神上的救命草,讓他們在困頓與惶惑的旅程中投射出希望,像月光在黑夜中為穿越森林的人引路。 大女兒在難民營中literally「悶到喊」,也要靠智能電話播放Michael Jackson的歌自娛自樂。這首1996年的歌《They Don't Care About Us》,劍指社會這一邊恃強凌弱、那一邊冷酷無情,今日重提,絕對應時。它有兩個版本的MV,都由擅長拍攝種族議題的名導Spike Lee製作。其中的「監獄版」插入已然載入史冊的新聞片段,包括1989年六四「坦克人」和1991年四名白人警察毆打黑人Rodney King(初審無罪釋放,繼而引發暴動)的影像。小女孩或許不了解在她出生之前的發生的世界大事,只管模仿著King of Pop搖頭擺舞,但她的親身經歷,正與歌曲內容契合:
Beat me, hate me, you can never break me
Will me, thrill me, you can never kill me [...]
All I wanna say is that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機不離手的Hassan直言智能電話成為了他身體的延伸,但也使他在導演和父親兩個身份之間感到張力。為了拍電影,他幾乎把生命押上;但電影也使他凝視深淵:有一天,幼女不知所蹤,難民營中眾人遍尋不獲,在夜裡進入樹林搜索。Hassan這時候仍然在拍攝,膽心之餘,腦海突然冒起一個使他悔恨的念頭:「若我在樹林中發現她的屍體,便會拍到一個很好的電影鏡頭。」深淵裡的怪物凝視著他。最後有驚無險,小女孩只是在朋友家睡著了,但Hassan照見了電影的陰暗面:「我愛電影,但有時電影是污穢的。」他決定自我審查,以其他影像代替樹林搜索的片段,但保留了懺悔的聲音。
《自拍逃生日記》有別於其他有關難民的紀錄片,不只在於其第一身敘述的視點,還有創作者/主角對紀錄片的倫理反省。紀錄片不是新聞報道,而是一種電影藝術;除了真實,也尋求美善。
(《自拍逃生日記》是第十三屆慈善「難民電影節」放映節目,映期至2020年6月21日。詳情請參閱聯合國難民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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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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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宏科技打進全球低軌衛星市場,以高性能電源技術布局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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