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醫師:當患者從精神症狀走出來以後,等著他的是什麼?

精神科醫師:當患者從精神症狀走出來以後,等著他的是什麼?
僅為示意圖|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要想想,把幻聽、妄想這些精神症狀拿掉以後,這個人還剩下甚麼?我們能補給他甚麼?當思覺失調者從精神症狀走出來以後,等著他的是什麼?是更深刻的挫敗與社會孤立,還是其他?

文:李俊宏(衛福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

看到這兩篇報導(編按:關於台鐵殺警案的調查報導〈把他關起來,然後呢?〉和〈兇手無罪判決的背後——談台鐵殺警案〉),讓我想到昨日有位思覺失調症病患跟我說的話。

「醫師,這幾天我很不快樂。」

「怎麼說呢?」

「我很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看到別人領那個兩萬多元的,很羨慕,覺得自己很沒用;我看到別人交女朋友,自己很想有女朋友,很忌妒。」(他其實有句說不出來的苦:端午連假,他被留在康復之家,有家歸不得。)

「有的時候難過到,覺得人生是不是解脫比較好。」

這一位患者,穩定治療了七、八年,幻聽、妄想這些症狀干擾減輕許多,但隨之而來的現實感,卻讓他感受到深深的挫敗與社會孤立。

我對這位患者說:「能從生病當中走出來,已經很厲害了,如果是我,都不一定做得比你好,要多肯定自己一點。」「先讓自己健康一點,才找得到工作、才有人看上你啊,趁著端午節找幾個病友出去走走,台南有觀光公車耶!」

其實,精神科醫師或多或少都曾經想過,如果自己生了病會怎麼樣。思覺失調症就像是詛咒,雖然有遺傳或環境因素的影響,但你卻不知道何時、何人會發生。我執業將近二十年來,看過醫學系、法律系、工程師、老師、高階公務員、上櫃公司老闆、上市公司老闆的家屬、政府高層的親人,各行各業,甚麼樣的人都有可能會罹患,甚麼樣的家庭都有可能受影響。因此,你現在如何修法,將來你或親友就有可能會這樣被對待。

過去,我還是剛入門的住院醫師,在台北市立療養院 (就是現在的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陳俊澤醫師病房接受訓練時。陳醫師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至今。

「我們要想想,把幻聽、妄想這些精神症狀拿掉以後,這個人還剩下甚麼?你能補給他甚麼?當他從精神症狀走出來以後,等著他的是什麼?」

「這個人好了以後,對他有甚麼好處?」

這段話,談的不光是患者在治療後所面對的生命困境,也談患者以精神症狀作為防衛機轉所為何來。以台鐵殺警案的鄭再由而言,好起來,得面對的是殘破不堪的生命、腦功能嚴重退化的身體、自己是殺人兇手的事實,以及整個社會的評價與定位。過去,曾有位罹患產後憂鬱症,因為精神症狀殺子的母親,自此再也好不起來,因為她無法面對自己殺害子女的事實。

我們這個社會給願意好起來的人甚麼?殘障津貼跟健保醫療就夠了嗎?

要能面對社會,必須有足夠承受的自我功能(ego funcion),所以,有的人一直好不了,不光是腦科學上面的變化,對於內在動力而言,有時是需要足夠的滋養,才能讓患者重新面對自己的人生。

而要讓陽光能照進佈滿精神症狀的漆黑人生,需要的不只是醫療。但是往往患者能有的,也只是醫療。我們常常是患者能傾吐心聲的最後防線,因為沒人會聽他說、沒人懂得如何聽他說。

即便是症狀,其實也有值得聆聽的部分,因為他代表了患者某一個程度的人生。

從醫近二十年來,平心而論,健保雖然對於精神病患而言,的確改善了過去經濟不佳就無法治療的困境,幫助了許多病患。然而,在管制的要求上,健保對於精神醫療的摧殘,不光只是藥物或談話性治療的限制,過於講究格式的申報內容以及脫離精神醫療思維的書寫模式,也限制了精神醫療人員對於病患生命歷程的探究。

為了申報,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書寫記錄,卻沒有時間聆聽;為了申報,我們採用了電子化的現代技術,但犧牲了文本的多樣性。為了追求效率,快速的病程治療規劃,也讓我們跟患者停不下來好好思索。

這其實是從根本摧折了精神醫療的特殊性。

我們是一個了解人的科學,脫離了對人的了解,精神醫療就不再是精神醫療了。但,我不會說甚麼「用心聆聽」這種鬼話,因為我深深知道,在這樣的健保架構裡面,對於一個執業醫師而言,只能做到「盡量聆聽」而已。

昨天,門診看得很晚,我錯失了孩子畢業領獎的那個時刻。「我知道你在幫忙別人」回程,孩子貼心地說。

但在這樣的體制裡面,在專業與誤解的拉扯間,究竟能幫忙多少呢?其實,我自己也很懷疑。

延伸閱讀

本文由李俊宏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