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毛路線的習近平,儼然成為馬克思甚至毛澤東亟欲打倒的買辦利益輸出者

走毛路線的習近平,儼然成為馬克思甚至毛澤東亟欲打倒的買辦利益輸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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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機會論」的論調在江澤民與胡錦濤執政時期都有一定的市場,但習近平掌權以來一系列意圖改變現狀的內外動作,已經徹底顛覆了美中關係的本質與既有典範,華府不再視中國是可以經由「交往」產生和平演變的夥伴。

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解釋,人類由什麼樣的物質生產力聚合成「經濟基礎」,將決定由價值理念與制度內涵構成的「上層建築」,而政經制度、法律、意識形態、歷史觀、宗教信仰、美學形式等,又反過來替當下的生產方式進行合法性的辯解。

馬克思以「不是人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概括這種「物質決定價值」、「理念護航生產」的辯證關係;對比笛卡爾所謂「我思故我在」的說法,好像只是空洞虛妄的唯心主義。

另一方面,馬克思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儼然構成一個整體又綿密的架構,唯有在政經制度異化到最極致的狀態下——意即出現「先進的經濟基礎遇到腐朽的上層建築」時——才將有自發的進步階級針對現狀進行批判與鬥爭,一旦群眾的階級意識被點燃,革命將就會到來。

深入觀察,這就是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是自身掘墓人」的道理,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發展越極致,或以全球化或經濟殖民的形式擴散全球,就把國內的階級矛盾轉換成全球性的階級鬥爭,使得世界革命成為一種趨勢。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就大抵描述了社會主義革命與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結合的可能,這也是蘇聯彼時成立「第三國際」的理論基礎。

身為「革命」的先聲者,中國對拉美與非洲曾經是「進步與解放的力量」

中共建政之後,基於冷戰格局與國家戰略的需要,採行與蘇聯結盟的「一邊倒」路線,但在1956年以後,因為意識形態分歧與毛澤東的權力考量,中蘇關係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也構成了北京推動「不結盟運動」的背景。在中共認知中,既然蘇聯與美國同是既得利益的霸權,因此唯有積極拉攏亞拉非等第三世界國家,才能在既存的國際體系中,進行一場新的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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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60年代以來中共的革命外交雖然讓自己陷入美蘇兩強的封鎖與杯葛,但是對於南方世界所進行的各項政經統戰卻頗有成效,這也埋下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推動非洲與中南美洲的外交戰時,擁有某種特殊的正當性,因為在這些被殖民國家眼中,中共儼然成為「進步與解放的力量」。

在紛擾的60年年代,毛澤東、馬克思與馬庫色竟然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左派學運的「政治圖騰」,套一句法國左派學者的名言,毛澤東在文革前夕提出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砲打中央司令部」,在法國左派與後現代眼中,就等於「攻佔巴士底監獄」的意義。

由於中美在70年代都視蘇聯為首要威脅,這也提供尼克森推動「聯中制蘇」政策的條件,要不是水門事件爆發加上美蘇雙方在「低盪」策略下進行一系列的限武談判,否則中美,早就在尼克森任內完成建交等關係正常化的作為。

值得觀察的是,即便美蘇中戰略三角的國際格局已經產生,但是中共仍在「聯合明天敵人打擊今日對手」的統戰邏輯下,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這樣的套路也算是符合世界革命的內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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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抵制今日中國的理由:既不能牽制俄國,又是全球化的競爭者

美中關係的正常化使得中共在改革開放下贏得了更多的「冷戰紅利」,只要蘇聯持續強大且存在,北京就是華府用以牽制莫斯科的一張王牌,西方的資本與技術遂構成80年代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之一。

隨後,蘇聯在80年代末解體,美中雖然失去了政治同盟的基礎,但是在鄧小平「韜光養誨」的訴求下,美國的「交往派」與新自由制度主義論者認為,持續讓中國走向西方主導的國際建制與經濟全球化體系,將符合民主國家的戰略利益——意即一個經濟現代化的中國,將有民主轉型的動力,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與市民社會將會使其脫掉激進革命、意圖改變現狀的色彩。

事實上,這種「中國機會論」的論調在江澤民與胡錦濤執政時期都有一定的市場,雖然仍有「中國威脅論」與之抗衡,但在美國智庫的紅隊與藍隊的對抗中,交往派與圍堵派各有其固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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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家熟悉的認知,習近平掌權以來一系列意圖改變現狀的內外動作,已經徹底顛覆了美中關係的本質與既有典範,華府不再視中國是可以經由「交往」產生和平演變的夥伴,這也為美中經貿大戰埋下了伏筆。

為了反制美國的圍堵,先習近平又再度重啓毛時期的「不結盟」或「三個世界」的統戰套路,諷刺的是,彼時中共足以用「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經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列寧到世界革命主張以及國際歌的怒吼中動員群眾,打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霸鬥爭。

只是,當下中國已是全球化的受益人而非被剝削代表,「中國製造2025」與「一帶一路」更像是馬列主義眼中的新型態殖民者,當習近乎成了當年馬克思甚至毛澤東想要打倒的買辦利益輸出者時,中共在左派意識型態的高度,已經全面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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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