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的孩子》:泰迪躺在地上,死於槍傷,這是唯一證明軍人用子彈攻擊他們的證據

《雨季的孩子》:泰迪躺在地上,死於槍傷,這是唯一證明軍人用子彈攻擊他們的證據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是我第一次作為亞洲特派員的任務,也是我第一次看見有人被槍殺。我曾在那臨時搭起的太平間的記憶,已深深地腐蝕了。

文: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泰迪

他們四周都是屍體,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泰迪躺在地上,死於槍傷,這是唯一證明軍人用子彈攻擊他們的證據。事情發生在阿天瑪加雅大學(Atma Jaya),他們把泰迪帶去一間教室,匆匆地布置了一間太平間。有幾個學生唱著愛國歌曲,讚頌著殞落的英雄,有一個黑髮女孩,眼眶含淚,在黑板上寫下那些在最近反對政府的人的名字,西吉、魯克曼、穆查米、諾瑪、黑魯、泰迪……。

他們在討論由誰打電話給泰迪的父母,以及應該跟他們說甚麼。幾個小時前,這些學生無畏地面對上千名武裝士兵,但是現在,一片混沌,他們緊張地往前往後,像小孩子一樣爭吵著,找藉口脫離這個令人恐懼的任務。

「我們應該告訴他們真相。」其中一個人,提高音調對著他的同伴說。
「我們應該告訴他們,他已經受傷了。」其他人回應。
「但是他已經死亡了,不是嗎?」第三個人說。
「我們會說他是突然死的。」

人有可能立刻死掉嗎?有沒有可能找到比秒更小的時間單位,在這之間一個渺小的時間片段,我們被子彈襲擊了,我們倒落在地上,這就是我們知道的結束嗎?立刻死亡,這樣有比較好嗎?在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離開,沒有任何機會跟自己告別,或者是還活著的時候,看劊子手最後一眼。

更早的幾個小時前,泰迪並不知道有可能會死。生命還沒向他顯示,壞事可能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他的無知讓他免於害怕。一個印尼科技大學的年輕學生,和其他大學裡面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加入國會前的示威遊行,要求真正的民主改革,拔除政治裡面的軍人勢力。警方封鎖了好幾條街道,將近有二公里遠,在市中心的賽馬吉橋。安全警戒的樣子就像過去的戰時戒嚴。在警戒線之前是鎮暴警察,瓦斯、盾牌和木棒,警察配備自動武器,在更後面,是特種部隊的士兵,跟著裝甲運兵車且配備步槍。如果前方的警戒線守不住的話,士兵是唯一有資格允許射擊的人。他們可以確保有罪不罰,也很習慣利用這個優勢。

學生的隊形非常混亂。每個人都想走到前頭。他們的武器是嘴巴—拿著旗幟、口號標誌和擴音器。當兩方人馬面對面,學生嘲笑士兵還有他們的武器。一個年輕人爬上一輛老舊巴士的頂端,叫他們放下槍。「回家,不要服從任何要求你們開火的人,你們覺得人民是甚麼?那些政客花了一整天坐在國會裡面,用他的屁股暖他的椅子,但是我們呢?加入我們然後向政府開火!」

一小時過去了,學生和士兵持續對峙。學生想要通過,但是士兵斥退他們,阻斷他們的路。這種缺乏溝通的對話十分引人注目,因為士兵和學生是同樣的年紀:有些人是成人,有的十七歲或十八歲,最多大約二十歲。這些士兵的生命無法有太多改變,反觀學生那一邊也是相同的命運。如果這些士兵的父母,能夠有錢供他們讀大學的話,他們也許就不用站在這拒馬之後了。

當夜晚來臨,士兵都累了。盾牌、盔甲和武器很重。經過這五味雜陳的下午之後,官員也都還沒有吃飯。一位官員,穿著一塵不染、胸前還有勳章的制服,拿起擴音器宣布,「任何不是武裝部隊的成員,或者是記者團,都必須立刻離開這裡。我重複,任何不是這其中的成員……」

從學生團體裡傳來另一個聲音:「你好好保住你自己的位置吧!」

過了一會兒,催淚瓦斯開始噴向學生。雅加達的空氣頓時聞起來就像胡椒和薑。我曾經嚐過。

晚上,當我返回艾美酒店,寫一些關於示威遊行的事情,透過通風良好的窗戶,瓦斯蔓延入我的房間,當我看著警官和學生,在蘇迪曼(Jendral Sudirman)街上彼此追逐。我的眼睛開始流淚,電腦在眼前一片模糊,我必須一直拿水拍打我的臉。

學生自有方法阻擋催淚瓦斯的效果:他們用手帕摀住嘴巴,塗抹牙膏在眼睛的周圍,舒緩刺痛。他們唱著:做吧不要流淚/捍衛真理/做吧不要害怕/捍衛真理……。

卡車載著高壓軟管抵達,水柱噴向學生。他們就像骨牌一一倒下,但是之後又站起來繼續前進。他們唱著:我們一起前進/我們獻給你/我們的祖國。

警察的防衛線被突破,這些學生—如果他們不是擁有很好的組織,也會被擊破。一些士兵站在最後一道防衛線,唯一的指揮官下令準備射擊,士兵蹲下瞄準這些敵人,這些能夠輕易被擊倒的敵人。在拒馬的後面,士兵被交代學生是其他團體,他們想像著要打敗這些危險的敵人,但在我眼中看來只是沒有武裝的年輕人。當他們開槍的那一瞬間,看不到人民,只看到敵人。

幾聲槍響之後,人群往四方分散。有些學生跑向人行道,躺在那裏,仍然揹著他們的背包。他們為改革(reformasi)哭泣,改革驅使他們進行長達數月的抗爭。現場傳來膽怯地、步履蹣跚的哭聲,在一片混亂中尋求幫助。最後一次他們看見泰迪,就像其他人一樣奔跑著,他背對士兵,跳過燃燒的輪胎,消失在催淚瓦斯的煙霧中,他的臉上塗滿一紅一白的印尼國旗。當夜晚的微風清除了煙霧,學生已經不在原本的位置,士兵因為勝利而大笑且跳舞。泰迪呢?有沒有看到泰迪?

他們搜尋屍體,但沒有人知道該對他怎麼辦。艾斯和我抵達阿天瑪加雅大學,那時還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幫學生解決問題。艾斯在法蘭哥獨裁時期移民到西班牙,在象牙海岸的中國餐廳工作很多年。當他回到印尼,找到一份在西班牙大使館的工作。坐在他的摩托車後面,我們一起見證了許多遊行,穿過軍方的查哨站,幸好我有西班牙的身分證,所以我們才可以跟著學生的示威隊伍,穿越整座城市。

當我跟他說他比較醜,我比較帥時,艾斯笑了,我們可以假裝我們是在那危險的一年中的蓋・漢彌爾頓(Guy Hamilton)和比利‧關(Billy Kwan)。記者最喜歡彼得威爾(Peter Wire)的電影,那些都是描述蘇哈托將軍政權的事件。記者這項工作,因此顯得特別冒險犯難和羅曼蒂克,就像我們在學校時的想像一樣,直到認知到這與真實世界有多麼不同。「你負責文字,我負責照片,我可以當你的眼睛。」關在電影裡這麼對漢彌爾頓說。艾斯帶著我們穿過查哨點,幫忙翻譯印尼話(Bahasa),幫我拍許多照片,而我負責邀請他來艾美酒店的黎巴嫩餐廳吃晚餐,這可以提醒他仍是地中海人。

學生很興奮地歡迎著我們。

「記者(Wartawan),記者!」他們對我們大叫「記者」這個印尼話。

他們帶我去看泰迪,掀開他臉上的白色屍布,他們指著他身上的傷口,請我們拍一張照片。我拍了,他們都如釋重負地歡呼,因為他們知道在對抗印尼武裝部隊這件事情的證據紀錄,似乎不太夠。

這是我第一次作為亞洲特派員的任務,也是我第一次看見有人被槍殺。我曾在那臨時搭起的太平間的記憶,已深深地腐蝕了。可能因為住在亞洲之前,我就已經與玩世不恭的魔鬼交手過,這麼多年也遇過許多不可避免的掙扎,常看到殘酷費解的悲劇,那是一種特別的、只會降臨在記者身邊的世界。

那是一場我預見會輸的戰役,這種戰役通常會被充滿勇氣和熱情的男女所鼓舞,即使是在蒼涼當中與魔鬼作戰。

隔天報紙登出這張照片,標題寫道:軍隊使用「真實的」子彈,對抗沒有武裝的學生。泰迪是這場悲劇的犧牲者,現在他終於可以安息了。

死去學生的朋友終於動起來要打電話給他的父母,告訴他們,他已經被軍隊殺死,當場死亡。

電話另外一端,沉默。當父親來看兒子的屍體時,沒有呼天搶地。他沒有掉下任何一滴眼淚,或者問這是誰的錯,或誓言復仇。他安靜地站在屍體旁邊,幾分鐘後閉上眼睛,說:「真主也許就是想安排他以這種方式離開。」

在他死後的兩天,泰迪的葬禮在雅加達的卡勒墓地舉行,那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參加的人有他的父母親:艾迪與瑪麗亞、三個姊妹:莉法、林、尤莉、學校系主任和老師,以及將近三千名的學生,穿著代表各自不同的大學的有色衣服。泰迪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墳上獻花。當掘墓人結束他們的工作,瑪麗亞的哭泣,打破墓地裡的沉默,她的女兒們得拉住她的媽媽,才不會讓她也跟著想去死。學生們一動也不動地等待泰迪一家離開,好讓這群同伴能夠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告別。他們都還沒有跟泰迪說再見:他們來這裡對他說,無法沒有他而繼續活下去,無論參加了多少喪禮,無論有多少同學來說再見,沒有人可以埋葬讓他死去的原因。學生的聲音顫抖,當他們見到他母親的痛苦,都哭了出來。每個媽媽都應該有自己的小孩相伴,而他們則失去了摯友。

學生大叫真主是最好的:真主偉大(Allahu Akbar)!

「真主偉大!」所有人跟著重複。

短短幾個月前,雅加達大學的學生完成了一些無法想像的事情。在幾週的示威之後,他們在教室籌備了反抗活動,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佔領了國會,強迫蘇哈托總統下台。獨裁者已經統治印尼長達三十年,他是東南亞最大規模軍隊的司令,由一幫亂髮的孩子和偉大理想所拱上的。學生在他的統治之下出生,他們不知道太多事情,也從未受過他們父母親嘗過的苦。令人驚訝地他們接受了可能死於民主的危險性,即使從未接受過第一手的民主概念,即使會捉襟見肘而失去它。通常都是如此發展:年輕的學生解放年長者的憂慮,試著改變這個遭受欺壓的國家,無論是否冒著生命危險,但過了許多年,危險仍然存在。就如同北京的獨裁者直接開坦克上天安門廣場,或是一九九八年八月和二○○七年九月緬甸的將軍,在仰光摧毀民主運動的反對者。關於努力的勇氣、逝去的生命,也沒有辦法帶來任何改變,獨裁者仍然擁有權力。世代必須更迭直到最後一刻,當野蠻的過去成為歷史,恐懼消失,然後其他的學生領袖再度走上街頭。

印尼大學的學生擔心這場革命無法成功。是的,蘇哈托下台了,但是他建立的制度仍然存在。

新的總統管理民主過渡時期,他是蘇哈托的右手,哈比比。他是軍隊的領袖,造成學生的死亡,另外魏蘭托司令還是擁有他的職務。國家的上流階層,解除了蘇哈托所擁有的權限,他收到簡易的退休令,必須退休,回去他的雅加達豪宅。他曾是一個喜歡服務西方的獨裁者。人權老將李德曾經描述過這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如果你殺了一個人,你就應該去坐牢;如果你殺了二十個人,你應該去精神病院;如果你殺了兩萬人,你會得到政治庇護。」如果還有更多——就像在印尼的微笑將軍,你偷了上百萬的錢,把國家的財富瓜分殆盡,分給你的小孩,再去入侵和摧毀別的國家,例如東帝汶,最後以你之名完成侵略,你被允許退休而且安享天年,沒有人會煩你。

(文未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雨季的孩子:跨國記者的亞洲底層苦難實記》,木馬文化出版

作者: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譯者:林品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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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沒有四季,只有乾旱和雨季、自私與寒冷。
一位新聞記者踏進亞洲底層發掘十個最真實的故事,
在那裡,看見惡魔確實存在著。

「我選擇報導這些無法爬上載滿機會的火車的人,
常借用他們的語氣,因為他們的故事充滿了勇氣與尊嚴,
值得我一一寫下。」————大衛・希門內斯

近幾年亞洲雖然呈現高度的活力,迅速發展,甚至在人權問題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進步,但是仍然有許多貧窮的人存在於此,有許多底層的人們不被看見。

《雨季的孩子》是一本真實故事集,一位特派記者十五年來貼身觀察,講述在亞洲被遺忘的角落:人處在社會底層,聲音不被所聞。書中藉著十個地區不同孩子的故事,反映亞洲不同的面貌以及悲哀,也看見了人性面對苦難的尊嚴與勇氣。

作者在過去的旅途,親眼目睹了戰爭、政府對人民的壓迫,以及鄉村的貧窮,在那裡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用品,對他們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讓人們失去一切的天然災害,嚴峻的不公不義常發生在他們身上,但我們卻對此保持冷漠,好像這些我們所擁有的權力,他們不配獲得。它們不是悲傷的故事,只是讀起來有點苦澀罷了,因為它反映了某種我們不忍卒睹的現實。這些主角都別具特色,儘管他們的生存特別需要勇氣,還有許多關乎活下去的人性考驗。

這些雨季的孩子是:

  • 波蒂,5歲女孩,出生於柬埔寨,愛滋帶原兒,母親住在醫院,父親偶爾會來看他們,但只是為了找她孱弱的母親發洩性慾。作者離開醫院前要求幫她拍張照片,她選了她最喜歡的粉紅色洋裝,但令人不能相信的是她比母親早死,之後她母親也上吊身亡。
  • 莊無敵,12歲的泰國拳擊手,出身自最貧窮的區(Korat),那裏的雨季不是太長就是太短,在這村子能做的就是成為出色的拳擊手,然而Cuan至今7戰7敗,他們家仍然一貧如洗。
  • 雷內,出生於馬尼拉的掩埋場,10歲,他每天就是等待垃圾車到來尋找可用之物,他甚至無法想像其他地方的生活該怎麼過,他最大的夢想就是開垃圾車,認識作者之後他的夢想改變成趕快長大離開這裡去從軍。
  • 曼海三,蒙古13歲地下兒童,那裡的孩子都是孤兒,他們口裡的家是地下坑管,在那裡,他們不會抱怨老鼠,他們討論黑暗飢餓還有恐懼,所有恐懼之中,最壞的就是警察。

本書特色

將每座城市中的小孩故事串起成為一本書,除了小孩故事之外,還有作者對於每座城市或是國家的觀察,輔以從1998年開始他在亞洲四處生活的經歷。書中的小孩反映了亞洲不同的面貌以及悲哀。

(木馬)雨季的孩子(二版)立體書封300
Photo Credit: 木馬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