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獨立出版的守燈人,訪問印尼出版社Marjin Kiri

左翼獨立出版的守燈人,訪問印尼出版社Marjin Kiri
Photo Credit: 書寫公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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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Marjin Kiri的「辦公室」時先是被所見景象嚇了一跳,在小小不到八坪的空間內堆滿了書,一路頂到天花板,靦腆的Ronny Agustinus在被書牆圍繞的環境中工作。

Gudside位在南雅加達的一條蜿曲小路旁,一進大門之後,左右兩側會先看到一些賣簡單麵食的攤販及咖啡吧,兩側接續開展的貨櫃屋們則臥虎藏龍。Gudside是由Gudskul — — 發音為Good school — — 發起的,2018年,ruangrupa、Serrum及Grafis Huru Hara三個藝術團隊一起開啟了這個強調共用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生態系統(Ecosystem)等核心方法的公共學習空間。目前除了上述三個團隊及所屬計畫之外,另有十四個團隊進駐Gudside,獨立出版社Marjin Kiri即是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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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書寫公廠

走進Marjin Kiri的「辦公室」時先是被所見景象嚇了一跳,在小小不到八坪的空間內堆滿了書,一路頂到天花板,靦腆的Ronny Agustinus在被書牆圍繞的環境中工作。目前所有訪談對象中,當代藝術領域工作者決定辦獨立出版社的案例並不少,但大多是以出版實踐作為藝術實踐的延伸項目;Ronny則相反,他就讀於雅加達藝術學院,2000年與其他人共同組織了ruangrupa,當時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及規劃,但到最後覺得自己似乎不那麼「跟得上」當代藝術的變化:「後來ruangrupa的路線更傾向文化研究,可能我比較傳統,仍然覺得基礎、古典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理論非常重要」Ronny說。他漸漸淡出ruangrupa,並在2005年創辦了Marjin K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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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ny Agustinus

Marjin是邊界(margin),Kiri是左(left),這是一個從名稱就能嗅到出版傾向的出版社,他們極其注重批判思考,致力於翻譯那些對印尼而言很重要,但卻不為其他當地出版社所青睞的著作,目前網站上的分類包含了哲學、印尼研究、女性研究、文學、社會政治、經濟政治及安那其研究等。一開始,每本書的印量都至少是三千本,流通管道則是在大零售商寄售,但近年無論是技術或是市場的改變都很大,印刷技術的進步讓成本下降、門檻的印量也不用這麼高,現在每本印量為一千本(更少的話會不符收支);社群網站的興起也讓他們決定不靠零售商,而是省下中間的抽成,轉向藉由獨立書店及網路平台販售,這也是目前多數獨立書店的營運方式。Ronny觀察到,印尼的閱讀習性及書本市場越來越多元及分流,獨立書店越來越多,各自有各自的選書取向,且會與獨立出版社有良好的互動,和連鎖書店就有不同的市場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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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ny翻譯的印尼文版路易斯·塞普爾維達(Luis Sepúlveda)《讀愛情故事的老人》(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 The Old Man Who Read Love Stories),作者於2020年4月16日因COVID19離世。

談起開出版社的契機,以及對批判理論、拉美文學的興趣從何而來,他提到兩本影響這位愛書人的關鍵書籍:陳馬六甲的《唯物辯證邏輯》(Madilog)與馬奎斯的《獨裁者的秋天》。1999年,他23歲時,在一本政治經濟取向的雜誌Indikator負責版面設計,這份工作可以說是他政治啟蒙時刻,1998年蘇哈托垮台之後,曾有一波左翼思想書籍的出版風潮,雜誌出版社找到了在新秩序(New Order)時期被禁,但仍然以影本被秘密流通的《唯物辯證邏輯》並決定再版,Ronny擔任起這本書的編輯。書本出版之後,在學術圈激起熱烈迴響,許多學者、教授是第一次有機會讀到這本書,他們非常驚訝於印尼在40年代就有人能夠有如此的論述能力,而此書也開啟Ronny對左翼思想的閱讀。

在拉美文學的方面,學生時期第一本接觸到的拉美文學就是《獨裁者的秋天》,不僅極長分段的美學實驗讓Ronny印象深刻,也打開他對政治文學的想像,Yusuf Bilyarta Mangunwijaya在序中提到,拉美文學對印尼讀者而言是未知的領域,這句話成為種子,在數年後長成了Marjin Kiri出版中的重要路線,他們至今已經出版了約120本書,全部都是印尼文的著作,早先翻譯書的比例很高,近年當地作家及翻譯書約為六比四,Ronny說現在是很理想的比例。

他們對翻譯有個堅持,就是盡可能從原文而不是從英文再轉譯,因此合作的譯者就有不同的專擅語言,他自己則在學習西班牙文之後,2006年翻譯了第一本書,路易斯·塞普爾維達(Luis Sepúlveda)的《讀愛情故事的老人》(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 The Old Man Who Read Love Stories),繼後的翻譯對象包含了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等人,文學與政治理論皆涵括在內,在將西文翻譯為印尼文的過程中,也等於將另一個世界翻譯進來。

《讀愛情故事的老人》的確是Ronny第一本自西文直譯的書,但他第一本譯作其實是副司令馬科斯的文集。副司令馬科斯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領導者、發言人,同時也是作家,Ronny說,那時候他的西文還沒那麼好,因此是從英文翻譯成印尼文。對Ronny而言,將拉美 — — 他同時強調,我們當然不能將拉美視為一均值總體,每個國家的差異都很大 — — 和印尼比較,許多在歷史、政治上的異同非常具有意義,作為都曾經歷殖民與獨裁政權的國家,印尼必須學習如何面對、處理持續纏繞當下的來自過往的鬼魂,並將這些經驗反過來變成追求正義的工具,而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國則可以成為重要的參照對象,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為例,他們示範了當代左翼還有什麼樣的生存可能,也提供對於印尼而言難以想像的政治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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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書寫公廠

Ronny解釋,儘管印尼在1920年即成立亞洲第一個共產黨,但這個理應擁有深刻左翼思想傳統的國家,卻在近代史的發展中,斷片一般清除了所有的記憶與論述能力。左傾的蘇卡諾在40年代領導印尼字荷蘭手中獨立,但在冷戰的局勢下,如同亞洲的其他國家,一國的「內政」根本難分內外 — — 1965年,親美的軍事強人蘇哈托推翻親共的蘇卡諾,並發動了對左翼人士的大清洗,在33年的統治期間內,言論自由消失無蹤。

箝制言論自由的政策從來都不會單單影響一代人,即使在1998年蘇哈托下台,印尼步入改革時代(Reformasi)一直走到今天,蘇卡諾成為了偉人,他的大女兒也擔任了第五任總統、以及目前執政黨的領導人,他的形象不斷被用上,但到底蘇卡諾主義(Sukarnoism)的核心是什麼一直被略而不提 — — Ronny說,他的思想當然是與共產主義密切相關的,但當前印尼卻只想要萃取出蘇卡諾作為國父的形象,並隱蔽其思想脈絡。簡言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左翼相關書籍並未全盤解禁,2016年,Marjin Kiri合作籌辦的Belok Kiri Fest(Turn Left Festival)就被勒令取消。「要談印尼的國家歷史不可能不談共產主義」,Ronny說。但如何與難以撼動的敵人 — — 國家、偏見及時間 — — 對抗?

改革之後,儘管有許多致力於左翼思想的小獨立出版社及組織先於Marjin Kiri出現,但大多因經營問題撐不久,除此之外,一些小誌型態的出版物儘管有強烈政治動機,但難以觸及大眾與學界,更無法作為引用條目,加入學術圈的知識生產中。對Ronny而言,正因為對手太巨大,所有的策略都必須作長久計,在營運的方面,Marjin Kiri從一開始就以一個申請立案的合法公司來營運,同時對版權問題非常謹慎,避免當局以各種許可上的問題來找麻煩;在出版的方面,他們的出版品都是最狹義的「書」。當左翼論述在緩慢的出版工作中,能夠被引介進學術圈及教育現場,成為論文的備註、參照,甚至在課程中促成辯論,那麼儘管這場戰鬥無比漫長,但具有批判力的一代就不會只是妄想,而是可藉由一本本書拾級到達的現實。

本文屬「紙上極限運動」研究計畫,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支持。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請見:自邊界回擊:訪Marjin K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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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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