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與歧視是一種「心理應對機制」,不是比較善良或聰明就能免疫

偏見與歧視是一種「心理應對機制」,不是比較善良或聰明就能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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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強烈的偏見態度和歧視行為,並非是道德或智力問題,不是比較善良或智商較高的人就能免疫;而是心理問題──當人們面對現實殘酷、內心焦慮時,採用有害的「心理應對機制」抵抗負面情緒的後果。

文:劉琮琦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造勢會場上,將「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簡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稱作「功夫流感」(Kung Flu),再次引發種族歧視批評。川普發言惹議已不是新聞,但背後隱含的排華心態,讓很多美國亞裔又開始焦慮。

早在三個月前,新冠病毒肆虐全美,亞裔就面臨了一次集體的社會歧視,不但社群網路瀰漫仇視黃種人言論,連公共場合,也出現了不少言語羞辱和肢體威脅案例。

美國主流媒體多將矛頭指向川普,指責他的歧視語言分裂社會、散播仇恨、製造對立,但更值得探究的是,為何這類分化語言總是「有用」?從二次大戰的納粹、中國大陸的文革、南非的種族隔離到美國的移民政策。每當社會面臨危機,「仇外情結」(Xenophobia)就會迅速發酵,成為政治操作工具。何以人類始終難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無論是「種族主義」(racism)、「性別歧視」(sexism)、「恐同症」(homophobia)或「仇外情結」(Xenophobia),對象雖然不同,背後運作邏輯卻相似,都涉及對「他者」的偏見和歧視。消除歧視,為何這麼難?

認知心理學認為,人的思維分為兩類:一為反省式思維,二為自發性思維。相較於反省式思維是人們深思熟慮的結果,自發性思維則是自我覺察外的隱性態度。偏見和歧視之所以根深柢固,正是因為座落於自發性思維層次。

就算社會透過教育和法律等手段禁止公然歧視,潛藏的偏見(unconscious prejudices)卻鑲嵌在我們的認知基模裡(比如藍色代表男生,粉色代表女生)。這種社會化結果,既隱藏於集體潛意識,又體現在社會結構中,特別難撼動。

精神分析更進一步將偏見和歧視視為一種心理機制,解釋其如何在社會發生危機時被啟動。以新冠肺炎為例,未知病毒爆發、生活常規失序,人們除了擔心生病,還得保持距離;面對岌岌可危的工作,充滿變數的未來,焦慮、失落和憂鬱成為集體共通的內在情緒。

為了抵抗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否認」(denial)成為最常見的心理狀態。無論是「在隔離期間開趴」或「網紅自殺式的染病挑戰」,這種對風險視而不見的作法,都是否認心理的體現。個體透過否認獲得心理穩定,彷彿一切正常,事情沒那麼糟。

然而,否認因為脫離現實,無法從經驗中應證,因此需要某種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來維繫。比如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就是其中最常見的樣態。

美國大規模實施社交距離防疫後,一系列諸如「新冠肺炎是政府發明用來控制人民自由」、「病毒是外國製造的生化武器」、「病毒風險被政府誇大」的論述在社群、媒體及群眾間發酵。這些看似瘋狂的言論,事實上卻合理化了「什麼事都沒發生」或「事情沒想像中嚴重」的否認心理。

「仇外情結」、「種族主義」也服膺同樣邏輯。面對全新疫病,未知令人恐懼,種族主義、仇外情結此時提供了一種解釋,不但說明了病毒從何來,更指出誰應該負責。群眾透過排拒中國人或亞洲人,不但獲得了自我保護的安全感,連生活被迫改變的憤怒、焦慮都有了出口。

用心理學術語來說,偏見和歧視成了一種「心理應對機制」(coping mechanism),就像安慰劑,否定未知且充滿焦慮的現實,讓人心安定。

類似現象並非當代獨有,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根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早有類似分析。她發現二次大戰支持極權主義的群眾,並非特別弱智或道德淪喪,群眾支持種族清洗亦非基於實際利益,而是心理需求。

當時,歐洲各國普遍面臨經濟不穩,社會失序。納粹宣揚的種族主義,在焦慮、不安、未知、無望的現實中提供一套敘事,給出了問題來源和解方(猶太人/排除猶太人)。透過責怪猶太人,群眾脫離了真實社會盤根錯節且無解的結構性問題,寄居於虛假的穩定中。彷彿少了猶太人,一切就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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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強烈的偏見態度和歧視行為,並非是道德或智力問題,不是比較善良或智商較高的人就能免疫;而是心理問題──當人們面對現實殘酷、內心焦慮時,採用有害的「心理應對機制」抵抗負面情緒的後果。

部分實證研究顯示,極端偏見和歧視行為擁護者有較高的心理健康風險(比如憂鬱症或仇恨情緒),有些學者甚至主張將其列為人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的一種(註1)。就像憂鬱症無法靠「想開一點」解決,作為一種「心理應對機制」,排外心態和種族主義也無法全靠道德勸說和價值辯論來處理。

偏見和歧視雖然是對他人的迫害,但卻能幫助某些個體,在危機出現時維持心理穩定。然而,這樣的心理安全感卻是以否定現實為代價,無法幫助個體面對問題,解決焦慮。因此,精神分析認為,幫助個體自我覺察,發展更健康的「心理應對機制」,才能釜底抽薪的解決偏見和歧視的問題。

註釋

  1. 詳見Guindon et al. (2003) Intolerance and psychopathology。刊登於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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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歲身價千萬仍然沒有安全感?善用「負債」,縮短與財富自由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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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以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的學員案例來分析推導,說明透過系統性的分析、目標設定及投資規劃,財富自由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甚至能藉此達成財富自由與志業圓滿的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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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夢想跟許多人相同,希望能靠著理財就不需要工作,每月有10萬元用來度假、15萬生活開銷資金和給家裡5萬的孝親費,同時維持目前每個月公益捐款的好習慣。現階段生活看似豐盛,但是距離自己設定的3億身家還有相當長一段距離,特別是盤點目前可動用初始資金只有美金3萬元,更讓心怡覺得目標難以達成。而在離開上一份工作後就因為帳面不缺錢而始終待業中,也讓心怡對未來不時感到不安。

擁有千萬身價,想要過上相對充裕、財富自由的生活是否是件難事?或許關鍵就在於資產負債組合當中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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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台灣區總經理黃士豪建議心怡善用負債,打造財富自由並進而追求人生使命感。

給心怡的建議一:財富自由的關鍵在於善用「負債」。

與多數諮詢的學員相比,心怡的投資體質跟觀念都算相當完善,特別是本身資產分配方向十分多元,表現出對於投資她是有長期研究且願意嘗試的。而透過完整檢視「資產負債」「資產損益」及「投資組合」三張表格,我可以在短時間內理解學員本身屬於哪種類型投資者,目前於投資理財方面存在什麼問題通常也能一目了然。

財務問題一定是出在負債嗎?以心怡這個案例來看,反而是卡在分配最多資產於「保險」上,而能讓自己加速達成財富自由的機會,反倒是唯一且最大的負債「房貸」。

心怡的房子目前剩餘房貸已經低於房價50%,我建議她可以尋找銀行重新談30年換貸並加上使用三年房貸寬限期,這樣除了立即將每月10,000多元房貸支出減輕為幾千元,對待業中的心怡來說可減輕相當大支出負擔,還能取得一筆不小的資金將防守型資產轉為進攻型資產。如果又進一步將那些投資報酬率過低的儲蓄險贖回,將資金都投入進攻型投資項目中,能在三年寬限期內靠著投資達成每月10,000多元的被動收入,等同於用手邊資金幫自己繳未來每月房貸。

給心怡的建議二:明確財務目標,距離財富自由其實很近。

但想要財富自由真有那麼困難嗎?或許單靠心怡目前手邊資產能在60歲前達成願望。

如果以心怡目前保障型資產高達518萬、防守型資產1400多萬、進攻型資產僅有250萬,分配比例為24:64:12現況來看,如果維持投資組合現況每年約8%獲利計算,要達到3億身家需要40年9個月。

圖表_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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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配置比例分配示意圖

但如果能將保障型資產降低至6%,防守型資產降低為31%,進攻型資產提高到63%,就目前心怡於美股平均獲利為15%,只需要將獲利提高至20%,16年又8個月就能實現3億身家目標。

圖表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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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配置比例分配示意圖

但事實上3億真的是必要目標嗎?如果以心怡希望的未來生活來看,即使加上換房、換車及新房裝修等開銷,也只需要1億3千多萬資產,同樣投資組合、同樣獲利只需要13年,心怡於50歲前就能實現財富自由夢想。

給大家的財富建議:比起追求金錢,更該追求使命。

雖然心怡有相當大機會達成財富自由的夢想,但在諮詢過程中我也發現她對未來的不安感,主要原因來自缺乏「使命」。即使可以靠著理財就擁有不錯的生活,但缺乏使命可能會讓人覺得人生沒有重量感。除了追求財富自由,我常常建議學員建議一定要找到「沒有錢也會願意做」的事情,才有辦法創造更多財富,所以建議目前待業中的心怡可以趁著目前還沒有生活壓力,找到「使命」並做為主動收入來源。

我也會透過一連串問題引導學員,從這些問題的答案中找到一個方向後確實執行,無論透過創業、找到相關產業或相關職位,建立屬於自己的中長期志業規劃。在執行跟學習過程當中,也能夠找到更多元的新道路,這是每個成功者在找到財富事業前必經之路,藉由系統性的分析、規劃及目標設定,讓自己找到真正的人生快樂泉源。關鍵在於:你有找到屬於自己的「使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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