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與歧視是一種「心理應對機制」,不是比較善良或聰明就能免疫

偏見與歧視是一種「心理應對機制」,不是比較善良或聰明就能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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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偏見態度和歧視行為,並非是道德或智力問題,不是比較善良或智商較高的人就能免疫;而是心理問題──當人們面對現實殘酷、內心焦慮時,採用有害的「心理應對機制」抵抗負面情緒的後果。

文:劉琮琦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造勢會場上,將「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簡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稱作「功夫流感」(Kung Flu),再次引發種族歧視批評。川普發言惹議已不是新聞,但背後隱含的排華心態,讓很多美國亞裔又開始焦慮。

早在三個月前,新冠病毒肆虐全美,亞裔就面臨了一次集體的社會歧視,不但社群網路瀰漫仇視黃種人言論,連公共場合,也出現了不少言語羞辱和肢體威脅案例。

美國主流媒體多將矛頭指向川普,指責他的歧視語言分裂社會、散播仇恨、製造對立,但更值得探究的是,為何這類分化語言總是「有用」?從二次大戰的納粹、中國大陸的文革、南非的種族隔離到美國的移民政策。每當社會面臨危機,「仇外情結」(Xenophobia)就會迅速發酵,成為政治操作工具。何以人類始終難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無論是「種族主義」(racism)、「性別歧視」(sexism)、「恐同症」(homophobia)或「仇外情結」(Xenophobia),對象雖然不同,背後運作邏輯卻相似,都涉及對「他者」的偏見和歧視。消除歧視,為何這麼難?

認知心理學認為,人的思維分為兩類:一為反省式思維,二為自發性思維。相較於反省式思維是人們深思熟慮的結果,自發性思維則是自我覺察外的隱性態度。偏見和歧視之所以根深柢固,正是因為座落於自發性思維層次。

就算社會透過教育和法律等手段禁止公然歧視,潛藏的偏見(unconscious prejudices)卻鑲嵌在我們的認知基模裡(比如藍色代表男生,粉色代表女生)。這種社會化結果,既隱藏於集體潛意識,又體現在社會結構中,特別難撼動。

精神分析更進一步將偏見和歧視視為一種心理機制,解釋其如何在社會發生危機時被啟動。以新冠肺炎為例,未知病毒爆發、生活常規失序,人們除了擔心生病,還得保持距離;面對岌岌可危的工作,充滿變數的未來,焦慮、失落和憂鬱成為集體共通的內在情緒。

為了抵抗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否認」(denial)成為最常見的心理狀態。無論是「在隔離期間開趴」或「網紅自殺式的染病挑戰」,這種對風險視而不見的作法,都是否認心理的體現。個體透過否認獲得心理穩定,彷彿一切正常,事情沒那麼糟。

然而,否認因為脫離現實,無法從經驗中應證,因此需要某種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來維繫。比如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就是其中最常見的樣態。

美國大規模實施社交距離防疫後,一系列諸如「新冠肺炎是政府發明用來控制人民自由」、「病毒是外國製造的生化武器」、「病毒風險被政府誇大」的論述在社群、媒體及群眾間發酵。這些看似瘋狂的言論,事實上卻合理化了「什麼事都沒發生」或「事情沒想像中嚴重」的否認心理。

「仇外情結」、「種族主義」也服膺同樣邏輯。面對全新疫病,未知令人恐懼,種族主義、仇外情結此時提供了一種解釋,不但說明了病毒從何來,更指出誰應該負責。群眾透過排拒中國人或亞洲人,不但獲得了自我保護的安全感,連生活被迫改變的憤怒、焦慮都有了出口。

用心理學術語來說,偏見和歧視成了一種「心理應對機制」(coping mechanism),就像安慰劑,否定未知且充滿焦慮的現實,讓人心安定。

類似現象並非當代獨有,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根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早有類似分析。她發現二次大戰支持極權主義的群眾,並非特別弱智或道德淪喪,群眾支持種族清洗亦非基於實際利益,而是心理需求。

當時,歐洲各國普遍面臨經濟不穩,社會失序。納粹宣揚的種族主義,在焦慮、不安、未知、無望的現實中提供一套敘事,給出了問題來源和解方(猶太人/排除猶太人)。透過責怪猶太人,群眾脫離了真實社會盤根錯節且無解的結構性問題,寄居於虛假的穩定中。彷彿少了猶太人,一切就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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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強烈的偏見態度和歧視行為,並非是道德或智力問題,不是比較善良或智商較高的人就能免疫;而是心理問題──當人們面對現實殘酷、內心焦慮時,採用有害的「心理應對機制」抵抗負面情緒的後果。

部分實證研究顯示,極端偏見和歧視行為擁護者有較高的心理健康風險(比如憂鬱症或仇恨情緒),有些學者甚至主張將其列為人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的一種(註1)。就像憂鬱症無法靠「想開一點」解決,作為一種「心理應對機制」,排外心態和種族主義也無法全靠道德勸說和價值辯論來處理。

偏見和歧視雖然是對他人的迫害,但卻能幫助某些個體,在危機出現時維持心理穩定。然而,這樣的心理安全感卻是以否定現實為代價,無法幫助個體面對問題,解決焦慮。因此,精神分析認為,幫助個體自我覺察,發展更健康的「心理應對機制」,才能釜底抽薪的解決偏見和歧視的問題。

註釋
  1. 詳見Guindon et al. (2003) Intolerance and psychopathology。刊登於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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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