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終局(中):面對今日中國,西方自由主義者有什麼道德責任?

走向終局(中):面對今日中國,西方自由主義者有什麼道德責任?
毛澤東(左)與季辛吉(右)|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西方除了少數知台派外,主流知中派焦慮台灣是「中美衝突」的危險引信,卻無視過去毫無約束力的「溫和建設性批判」是中國夢寐以求的「戰略機遇」。也渾然不覺已被北京摸透,並利用其誤判,以延後中美對決時間來換取最終稱霸世界的空間。

文:張海渱(媒體工作者)

若台灣是位於地緣政治斷層帶上、民主陣營前線的西柏林,那我們必須知道所處陣營如何看待美中爭霸——西方自由派尚未認清,今日中國是其不可推卸的歷史之業及道德責任,而台灣也有無法迴避的「1949未完成命題」。


庚子年初在武漢爆發、蔓延全球的百年疫情,徹底改變了承平已久的後冷戰世界,也加劇了原有的矛盾:階級、種族、世代、文明。

北京為卸責而發動的戰狼外交,讓中美矛盾白熱化,西方再度熱烈論辯對中脫鉤與否。中國近年在世界到處插旗,除了在南海及邊界擴張軍備、掌握國際組織,藉由一帶一路擴張影響力到中亞、東南亞、中南美、非洲,甚至南太平洋,再加上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西方主流自由派基於人權的道德責任譴責中國不遺餘力,批評川普(Donald Trump)對中制裁方案空洞,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右派在妖魔化中國(註1),擔心加速的中美脫鉤政策會導致戰爭。

體現此心態最常見的比喻是,30年代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所採取石油禁運措施,和隨後的經濟脫鉤政策,逼使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讓美國捲入二戰。這類把美國脫鉤政策而非日本軍國主義解釋成戰爭之因,將防衛者面對擴張者威脅的回應視為挑釁的邏輯(註2),其中以近日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接受BBC專訪最典型(註3)。

二戰結束後各國需要休養生息,美國外交圈發展出「圍堵蘇聯」的冷戰策略奏效,但今日中國非昔日蘇聯,西方自由派菁英卻沒能跳脫傳統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論述——2018年95歲季辛吉出席參議院聽證會時表示,中國崛起是歷史必然,衰敗中的美國應給中國崛起空間,中美需要維持權力平衡而非對抗,美國應與中國共治世界、共享利益。

這類主張既道德正確也合乎美國利益,但同時,西方自由派也不得不面對中國對港台的帝國慾望。這使得「台灣問題」成了燙手山芋,讓西方自由主義者陷入與巨龍共處或世界大戰的囚徒困境。

因西方自由派一路壯大的中國共產黨

雖然棄台論目前沒有市場,但把北京不可能退讓的核心利益「台灣」,看作會讓中美關係失控的危險引信,讓美國捲入戰事,一直是美國自由派菁英的潛在焦慮(註4)。

然而追本溯源,讓中美走到今日對抗局面的,並非台灣也不是香港。

從中國共產黨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從1919中共建黨到兩次國共合作、1949年國共鬥爭勝出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代成功擠下中華民國被聯合國及美國承認、2000年納入世貿體系成為世界工廠,百年來中國一步步長成超級極權國家,讓港台乃至全世界都籠罩在陰影之下,西方自由派一路都扮演重要角色,迴避不了最主要的道德責任。

20年代受左翼思潮影響的西方知識份子,嚮往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再加上國共鬥爭時國民黨貪腐民不聊生,中共統戰宗師周恩來能秀善舞的魅力外交,比蔣介石和蔣宋美齡更成功擄獲西方的心。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夫婦曾到重慶秘密會晤毛澤東和周恩來,美國記者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aacs)、斯諾(Edgar Snow)和中共關係密切(註5)。斯諾作為第一個到延安採訪毛澤東的西方記者,於1937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浪漫化紅軍長征,深深影響西方對國共鬥爭的判斷,讓備受同情的中共得到道德高地的話語權,最終取得江山。

60年代,許多歐美知識份子帶著對馬克思主義和第三世界革命的浪漫想像,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毛派」,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便是代表,1968年在歐美引起浪潮的「六八學運」和中國的文革相互呼應,歐洲對於共產中國的好感勝過美帝延續至今。

70年代季辛吉主導「聯中抗俄」的全面親中政策,最終導致美國幾乎拋棄台灣(註6),於197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因台美人在國會的努力遊說,才留下《台灣關係法》的承諾。

但真正讓中共挺過危機、以靈活強韌的學習曲線,進化成科技極權強國的重要轉折,是「後天安門時代」西方自由主義者信仰的全球化理論。

1989年六四鄧小平下令軍隊血洗天安門震驚國際,西方一度制裁中國外資撤離,北京靠台商、港商和東南亞華商的「鮭魚返鄉」才撐過危機,美國國內對中政策有長達十年的辯論。但13億人口市場的誘惑,讓2000年柯林頓(Bill Clinton)為首的華爾街熊貓派,極力運作讓參眾議院通過用《2000年美中關係法》(The 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註7),規定中國加入WTO美國就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也是今日中美利益結構難分難捨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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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北京統戰術:和西方自由派做朋友以爭取「戰略機遇」

從香港危機後歐美知識份子的失語可見,西方自由派一路對中共的判斷誤區,和西方本身很強的反思傳統有關。

過去歐美知識份子因地緣、思潮和文化親近性,對蘇聯的共產體制有較深刻的研究和理解,神秘的中華帝國對有文化語言隔閡的西方來說,歷史太悠久量體太大太複雜,理解如瞎子摸象。由於對「他者」的古老東方帝國認識淺薄,和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慣性道德批判,便在這波洶湧巨濤中喪失基本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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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天然氣被國際視為最佳橋接能源,台灣也計畫將燃氣發電佔比調升至50%、燃煤降至30%、綠能提高至20%,以完成2025年非核家園之能源轉型目標;然而台灣天然氣幾乎全仰賴進口,若要提高燃氣發電配比,勢必要增加氣源購置,並確保原料能穩定輸入。

氣候快速變遷、全球暖化劇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巴黎氣候協議》主張各國政府應減少碳排、調整能源配比,以逐步朝向100%再生能源發電的綠色未來。天然氣被國際視為最佳橋接能源,台灣也計畫將燃氣發電佔比調升至50%、燃煤降至30%、綠能提高至20%,以完成2025年非核家園之能源轉型目標;然而台灣天然氣幾乎全仰賴進口,若要提高燃氣發電配比,勢必要增加氣源購置,並確保原料能穩定輸入。

經濟部統計台灣天然氣進口比例,分別是澳洲約32%、卡達約25%、俄羅斯約10%。適逢今(2022)年3月中油與俄簽約供氣合約期滿,也因俄國總統普丁宣布「不友善國家」須以盧布購買天然氣,中油表示將不會與俄羅斯續約,現貨氣將採機動性購買,由不特定國家作為供應替代方案;然而,不指定氣源又想隨時找到符合的供貨量、熱值與船期安排來購買,供氣真能唾手可得、穩定無虞?外界都在熱切關注。

綜觀國際天然氣進出口趨勢,澳洲東部新興煤層天然氣(Coal Seam Gas,簡稱CSG)出口量持續成長,70%輸出至日本、韓國、中國等亞洲多國市場,使澳洲仍坐擁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寶座。傳統天然氣是由不透水岩石覆蓋的多孔砂岩地層中取得,氣體透過浮力經氣井移動至地面,無需抽取,但隨蘊藏量下降,需要由非傳統天然氣來補足。過去CSG熱值低,且技術未臻純熟、用水量高、恐有污染風險而無法量產;如今技術革新,能夠利用壓力變化來取得吸附於煤質基中的天然氣,同時用水量少,不致消耗澳洲珍貴的水資源,且鑽井成本比傳統多孔砂岩層天然氣低廉許多。

為供應出口所需,澳洲東岸的傳統天然氣儲量面臨枯竭窘境,未來5-7年須倚靠昆士蘭州內超過85%的大型CSG庫存,來支持生產量能,轉換為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簡稱LNG)滿足外銷需與其國內市場需求。澳洲政府也正擴大天然氣運輸管道佈建與效能,將北部與東部市場連接,並開發更多氣田,強化天然氣現貨供應力。我國雖然與澳洲簽約購置天然氣,但大多與西澳地區供應商交易,未與東澳產業締結合作關係,少了對新興氣源的探索,十分可惜。

對於俄羅斯「斷氣」解方,亦有增加卡達進口之呼聲,但中東區域局勢不定,恐對氣源供應造成嚴重影響。美國於1984年將伊朗列為恐怖主義國家,而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鄰近國家也因伊斯蘭教派立場分歧,與伊朗對立,其友好國卡達也遭受波及,與多國失去外交關係,被施以經濟與交通封鎖,天然氣出口風險極高。已有烏俄戰爭作為前車之鑑,中東長久以來政局動盪,只怕危機一觸即發,造成台灣氣源將出現更大的缺口。

當亞洲國家紛紛採買東澳LNG,台灣進口澳洲LNG卻僅限於西部、尋找隨機氣源現貨氣供發電使用,不僅錯過購置先機,更難保充足貨源。東澳天然氣在國際間炙手可熱,但中油是否已準備與東澳廠商發展堅實合作關係、入手穩定氣源未雨綢繆、深化與澳洲經貿交流?除了深思熟慮,也須儘速展開東澳天然氣採買計畫,才可確保燃氣供電原料充沛、穩健能源轉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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