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作為隱喻的建築》:信用的本質,基本上在於迴避「販賣」的危機

柄谷行人《作為隱喻的建築》:信用的本質,基本上在於迴避「販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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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資本的運動將全世界的人們結合為一個「社會」;但因為這樣的社會性是經過媒介的(譯按:透過商品的媒介),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雖然事實上我們互相聯結,自己卻毫不知情。

文:柄谷行人

信用(credit)

哲學馬克思主義裡,還有一種「作為隱喻的建築」仍繼續發揮強大的作用,那就是「國家、法律、哲學、藝術等等意識形態是上層結構,建立在經濟的下層結構之上」這樣的看法。歷史唯物論就以這樣的意象為基礎。馬克思的確使用過這樣的隱喻,但那原本是恩格斯在撰寫《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時期率先提出的看法;要主張這個觀點,沒有必要搬出馬克思來背書。所謂歷史唯物論,只不過是一種因為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才得以出現的歷史觀點。

馬克思本人這樣說:「解剖人類的經驗,有助於解剖猿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而不是相反。這意思是說,歷史唯物論的觀點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才得以成立的,因此歷史唯物論無法用來理解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是由貨幣與信用編織而成的世界;為了解開這種世界的謎,我們需要另外的「建築術」(architectonic)。這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示的。

先前我已經指出,資本的運動紮根在某種倒錯之上。這個倒錯,來自試圖迴避賣方立場,而永遠停留在買方立場的衝動。然而,這個倒錯的完成,是在信用制度確立之後。資本的運動M-C-M’,最後一定得經過C-M’(賣出)這個「賭命的一跳」。如果這一跳失敗,資本的運動將以M-C的狀態——失去貨幣,只持有物品的狀態——告終。迴避這個危險的辦法,就是「信用」。以馬克思的話來說,那是在「觀念上先行」賣出。總之先「當作已經賣出」,實際上沒有進行現金支付,而是發行本票,之後再結算。

馬克思說,信用制度是隨著流通的擴大,以「自然成長」的方式形成的;形成之後,卻反過來進一步促進流通的更加擴大。信用制度加速資本運動的轉速,並且讓它永續化。因為,有了信用制度之後,資本不再需要等待M-C-M’的過程結束,就可以在中途進行新的投資;同時因為不同投資的過程在時間上重疊,使得資本的運動無法中途停止,因而永續轉動。

無須贅言,銀行券(banknote,俗稱銀行鈔票)就是從這種商業本票發展而成的信用貨幣。自從由中央銀行獨佔紙幣發行權的制度形成之後,銀行券的信用看起來像是因為國家的背書而成立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信用並不是在單一國家或共同體之內形成的;而是在國家與國家、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也就是「社會性的」關係中形成的。不論什麼樣的國家權力,也無法形成這樣的信用體系。國家所能做的,只有給予它法律上的承認而已。

信用的本質,基本上在於迴避「販賣」的危機。但那只是將現在的危機延遲到未來,因為最終還是必須以貨幣結算。而這種時間上的延遲,讓資本的運動M-C-M’轉化為具有強制性的運動。在信用制度之下,資本避開了「賣方」立場必須面對的危險,但那只不過是將「販賣」的危險變形成為「結算」的危險而已。

不僅如此,在信用制度底下,資本與其說是為了「積存」而運動,還不如說是為了「結算」而運動——更精確的說法是,為了無限延遲結算的時間而運動。換句話說,資本的運動真正超越個別資本家的「意志」,轉而成為強制資本家的力量,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信用」促進資本的自我運動,減低販賣所隱藏的危險,同時強制資本無限地運動下去。從整體來看,資本的自我運動就像騎自行車,為了無限地延遲結算,不得不繼續下去。先前我提到,資本的運動為了確保差額(剩餘價值)而必須不斷製造差異。這句話表示,資本從事技術革新,並不是因為追求進步的意識形態;相反地,追求進步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是資本運動的結果。然而在信用制度底下,技術革新已經再不是為了獲取利潤,而是為了結算被迫進行的。資本主義作為不斷進行的差異化,其時間性不在於向著未來前進,而在於將結算不斷向後推延。

當然,「結算」的時刻總是會到來(譯按:作者的意思應該是資本整體的結算,而不是個別資本或個別交易的結算),而且是在無預警的狀況下。那就是恐慌。經濟恐慌只有在信用制度充分發展之後才會出現。但是,信用不只是幻想,也不只是意識形態。就算「貨幣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幻想體系」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在幻想破滅的時候,人們想抓住的「真實事物」並不是自然物,而是貨幣。這一點我們必須注意。

只有當繼續不斷的支付連鎖、以及結算的人為組織發展成熟,這樣的恐慌才會發生。每當這個機制發生整體的騷亂,不論其原因為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從它徒具名目的型態,從計量用的貨幣,變身成為真金白銀。那些卑俗的商品,再也不能取代它。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它們的價值,在自己的價值型態前消失無蹤。就在不久前,布爾喬亞還陶醉在繁榮景氣中,傲慢而自信滿滿,宣稱貨幣只不過是想像的產物。「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他說。

但是現在,相反的哭喊迴盪在全世界的市場:「只有貨幣才是商品!」就像心渴望新鮮的水,他的靈魂渴望貨幣,那唯一的財富。在恐慌中,商品與其價值型態——貨幣——的對立,被拉高到絕對矛盾的層次。如今貨幣的外在型態再也無所謂了。不論必須以黃金或是信用貨幣(比方銀行券)支付,貨幣的飢饉依然如故。(《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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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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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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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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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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