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貴」的不正義:假平等之名,實則邪惡的無政府主義

「黑命貴」的不正義:假平等之名,實則邪惡的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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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諾齊克一語道破羅爾斯的「宏大敘事」背後的「幽暗意識」——那些理直氣壯地倡言平等的人,很可能是出於嫉妒。嫉妒的人如果不能夠擁有一件別人的東西或才能,他就寧願別人也不擁有它。比起別人有而自己沒有來說,他寧願大家都沒有。

無政府主義比獨裁更邪惡

二零二零年,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宛如一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式文革,讓美國社會陷入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分裂和危機之中。黑命貴運動提出,美國政府應當因為當年的奴隸制而賠償黑人族群十四兆美元的訴求,如果美國政府不同意,則「立即摧毀這一系統」。

他們進而佔領西雅圖市中心的幾個街區,成立所謂「自治共和國」。左派的西雅圖市長命令警察撤出,拒絕聯邦政府派遣國民自衛隊平息暴亂,並稱讚暴力打砸搶的人士為「正義之士」,聲稱他們創造了一個「愛之夏」。結果,短短數日,「自治共和國」就發生多起謀殺案和強姦案,「革命者」們像林冲火拼王倫一樣自相殘殺起來。

黑命貴運動的共同發起人庫勒斯(Patrisse Cullors)在二零一五年錄製的一段影片中提到,她和黑命貴運動另一位發起人卡洛查(Alicia Garza)都是「訓練有素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明確地昭示出黑命貴運動的思想基礎。

當然,他們沒有說出來的另一個思想脈絡乃是羅爾斯(John Rawls)之《正義論》——絕對的平等才是正義,這是用左翼自由主義包裝的、美國版的馬克思主義,用羅爾斯的學術話語來說就是:「社會基本結構,要被安排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在一切人享有的平等自由的完整體系中的最少受益者的自由價值。這確定了社會正義的目的。」

羅爾斯在哈佛大學的同事諾齊克(Robert Nozick)全盤否定羅爾斯的正義論,指出那是一條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二零零二年去世的諾齊克沒有親眼看到黑命貴運動的爆發,但他早就指出:「如果無政府的狀態是相當可怕的,我們就理應防止一個特定國家的崩解和毀滅,並理應避免無政府的狀態取代特定國家存在的狀態。」

西雅圖那個無政府狀態的「自治共和國」比獨裁專制國家更可怕,在諾齊克看來,在無政府狀態和國家之間如何選擇,決定了你是左派還是右派:「假如沒有政府的狀況是可怕的,那麼國家就將成為一個較好的選擇對象。」

正是出於對無政府狀態的反對,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中專門列出「禁止個人私自強行正義」的小節。他綿密而細緻地論證說,一個獨立者可能被禁止私自強行正義,這或許是因為人們知道他的行動程序太過危險。而如果他經常這樣做,他可能使所有人都感到恐懼——甚至那些並非其受害者的人亦然。

如果存在許多容易造成錯誤之懲罰的獨立者,這將增加對所有人造成危險狀態的可能性。換言之,如果私刑肆虐,則秩序和安全蕩然無存。於是,建立在契約之上的共同體及其最高形態——國家——就是必須的。這就是為什麼「五月花」號上的人們在登陸之前要簽署一份《五月花號公約》,這份公約成為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根基。

諾齊克的父親是來自一位俄羅斯的猶太裔企業家,他本人在紐約出生,但小時候一定聽過父親講述布爾什維克革命初期無政府狀態的恐怖歲月,他比一般的美國人更知曉革命和無政府狀態的可怕。這是很多俄國移民共同的夢魘,也反過來使他們更熱愛美國並捍衛美國憲制。

作家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父親是舊政權的司法部長,他們一家在共產黨展開大規模殺戮之前逃離俄羅斯,少年時代的納博科夫看到了無政府狀態的俄國有多麼可怕,後來他宣佈永遠不會回到作為警察國家的俄羅斯。他在一次採訪中說,寫作生涯中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更早來美國」,「在粉紅色的流亡生涯中,努力發展對與美國(我的新故鄉)的懷舊。」

出身於俄羅斯猶太富商家庭的安・蘭德(Ayn Rand),也在逃亡路上目睹布爾什維克暴徒肆意搶劫、殺戮和強暴的場景,安妮・C・海勒(Anne C.Heller)在其傳記《安・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中指出,安・蘭德並不只是「資本主義狂熱擁護者」,而是一個充滿詩意的逃難者,與其說她謳歌,不如說她恐懼於那片最後的避難所將消失。

用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話來說,安・蘭德捍衛美國,如同「蠻族將領保衛羅馬」,「她在反對的時候最強,維護的時候反而比較軟弱。因為她雖然維護自由,但她並不真正瞭解美國新教社會的來龍去脈,也不瞭解普通法傳統和新教的傳統。她反對蘇聯,而她卻是非常瞭解蘇聯的。她為美國而反對蘇聯,她瞭解的是她的敵人,不瞭解的是她的朋友。這就是她一生的基本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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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與歐巴馬的對立,就是諾齊克與羅爾斯的對立

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基本上可以說是將一九七零年代末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推向一個哲學論證層次。如果說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大師們,如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等,是從捍衛市場經濟出發為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正名,並指出計劃經濟或凱恩斯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

米塞斯說,計劃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物,它將摧毀所有能使人體面生活的制度,指出這一真相乃是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正如講授鉀氧化物不是營養品,而是一種致命毒藥是生物學和化學的主要任務一樣;那麼,諾齊克是從自由至上主義的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為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正名,他批判的矛頭不是凱恩斯,而是羅爾斯及其學派——羅爾斯有學派,諾齊克沒有學派。

如吳爾夫(J. Wolff)所說:「諾齊克不像羅爾斯,他在學院的政治哲學家中追隨者極少。然而,就實際政治角度而言,在大約最近十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一種離開羅爾斯說捍衛之左翼的福利主義之趨勢。就此而言,諾齊克似乎更貼近當前這個時代的政治精神。」

諾齊克將羅爾斯作為辯論對手,他發現羅爾斯的《正義論》是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以來「所僅見的一部有力、深刻、精巧、論述寬廣,且有系統性和道德哲學的著作」,「政治哲學家們必須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內工作,要不然就必須解釋不這樣做的理由。」

他所做的是拆掉羅爾斯精緻迷人卻又高度危險的理論大廈的工作,他清楚地知道這樣做會引火燒身乃至千夫所指,但他不能保持沉默,因為他看到了羅爾斯思想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就是將美國變成蘇聯,如果那樣的話,他的父親當年又何必從蘇俄逃亡到美國呢?

諾齊克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熱愛的美國和美國價值淪亡,所以奮起迎戰,正如納格爾(Thomas Nagel)所稱讚的那樣:「諾齊克與眾不同。他的天性似乎毫無被動成分,其意志堅定,架構清晰,加上個人與智性的魅力,造就他令人難忘的存在感。不論在個人、政治,還是知識層面,諾齊克都十分敢言,就算可能遭到強烈反對,他寧願表達明確立場,也不願委婉修飾避免衝突。諾齊克不相信旁敲側擊,因為他明白這麼一來定義便輕易稀釋,艱難的抉擇遭到擱置。這的確是一種勇氣:他深知必得持續精進,不畏迎戰,才能完全主導自己的論述、行動與觀點。」

諾齊克確實是少數派,他承認:「我不喜歡下面這個事實:大部分我所熟悉和尊敬的人們,不同意我的觀點。我在這方面的遺憾,無疑大過那種通過強有力的證據來支持一種人們不喜歡,甚至嫌惡的觀點,從而使人們感到受刺激或吃驚的快樂——那種快樂不全然是值得讚美。」

面對庸眾和比庸眾還愚蠢的、自以為聰明的菁英,掌握真理獨自前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諾齊克享有「少數派的榮耀」,卻也快樂不起來。在左派意識形態一統天下,右派在大學和媒體中遭到「政治不正確」瘋狂打壓的今天,連支持諾齊克都需要莫大的勇氣。

為《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一書中文版作序的台灣學者何信全寫道:「放眼當前,市場經濟正在世界各個角落展現空前的、無比的活力。顯然,我們不必盡然同意諾齊克的觀點,卻無法忽視諾齊克此書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他在肯定諾齊克此書的重要性的同時,仍要小心翼翼加上「我們不必盡然同意」的定語,從這個定語中可以看出背後有多麼肅殺的氛圍。

川普(Donald Trump)與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對立,右派與左派的對立,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對立,在政治哲學層面就是諾齊克與羅爾斯的對立,正如經濟評論人蘇小和所說:「目前的局面,幾乎所有的左傾自由主義,都是拿著羅爾斯的思想體系在和以基督信仰為根基的保守主義作戰。這是一場屬靈的戰爭,川普所代表的保守主義真正的對手是羅爾斯。」從這個角度來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總統的選擇不再是政見之爭,而關係著美國的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生死存亡。

最好的國家是「守夜人」國家

羅爾斯在一九四三年參軍之前曾考慮過成為神職人員。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太平洋戰爭中的經歷讓他放棄了基督教信仰。

一九九零年代,羅爾斯在一篇題為《我的宗教》的文章中回顧了他放棄信仰的過程:他對萊特島基內山脊之戰前牧師佈道中「上帝支持美國人」的說法感到震怒、親密戰友迪肯在呂宋島陣亡,以及在軍中看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新聞影片(幸虧他在太平洋戰場,沒有如《麥田捕手》的作者塞林格那樣在歐洲親眼目睹集中營的慘狀而造成終身的精神傷害),這三件事讓他「排斥神意至上的思想,視之為邪惡和有害的。」

從此以後,羅爾斯致力於建構無神論體系中的「公平即正義」理論。但是,公平或平等如何實現?放逐了上帝,便只好由國家來充當上帝——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和社會制度,只能由國家來矯正。但是,如何保證取代了上帝的國家是良善的呢?羅爾斯無法給出讓人信服的答案。

諾齊克對羅爾斯的批評的焦點是:國家是否應當擁有實現所謂「分配正義」之功能?羅爾斯的學生、德國學者湯瑪士・伯格(Thomas Pogge)如此概括諾齊克的批評意見:諾齊克反對的是把羅爾斯的正義判斷以結果論的方式引導到分配方案這一點。

他發覺與此相關的兩個問題:為了建立任何分配方案,一個人必須推翻現存的財產權。而且,即使在有這樣徹底的干涉以後,還需要進一步的分配干預,以便維護所要求的分配方案。像羅爾斯這樣的正義觀念要求極度干預主義的政府,正如福利國家時代所典型表現的,這樣的政府持續地干涉公民間的自由協議。任何尊重自由的人,都必須拒絕所有承諾某些分配方案的正義觀念。

對於諾齊克的質疑,伯格代替老師做出這樣的辯護:羅爾斯不是革命的鼓吹者,他只是要求修改規則使得其更符合其正義觀。但這個辯護是軟弱無力的:因為修改規則就必然顛覆諾齊克所說的「歷史的正義觀念」。

諾齊克與羅爾斯的根本性分歧在於對國家功能的看法,這是所有的政治哲學家都無法迴避的議題。羅爾斯認為,國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實現分配正義;但諾齊克認為,沒有任何基於分配正義之前兩個原則(即獲取和轉讓原則)的論據,可以支持這種多功能的國家。

諾齊克關於國家的主要結論是:一種最小限度的國家——即一種僅限於防止暴力、偷竊、欺騙,和強制履行契約等有限功能的國家——是被證明為正當的;而任何功能更多的國家,都將因其侵犯個人權利而被證明為不正當。由此可以得到兩個值得注意啟示:國家不得使用其具強制力的機構,迫使一些公民幫助另一些公民;亦不得以同樣的方式,禁止人們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自我幫助。

諾齊克提出「最小限度的國家」的概念,認為這樣的國家才是道德上可取的國家以及道德上唯一正當的國家。「最小限度的國家把我們視為不可侵犯的個人:即不可被別人以某種方式用作手段、工具、器械或資源的個人;它把我們看作是擁有個人權利及尊嚴的人,經由尊重我們的權利來尊重我們;它允許我們個別地,或者與我們願意與之聯合的人一起地——就我們力所能及,並在與其他擁有同樣尊嚴的人之自願合作的援助下——來選擇我們的生活,實現我們的目標,以及我們對於自己的觀念。」

顯然,雷根(Ronald Reagan)的名言「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即是受其啟發脫口而出。從雷根到川普,持保守主義觀念秩序的總統,都竭力削減聯邦政府的規模和權力,進行自我縮權的改革。政府或國家絕對不是上帝,誰試圖將政府或國家打造成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全知全能的上帝,誰就必然黃袍加身成為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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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平等,多少罪惡假汝名而行!

黑命貴運動中,很多高喊「吃大戶」、「取消資本主義」的暴徒(黑人白人均有),跑去衝擊洛杉磯富人區比華利山莊,以為可以大撈一票。殊不知,那裡早就部署了強大的警力。在此前的洛杉磯騷亂中,警察和國民自衛隊繞過唐人街和韓國城等少數族裔居住區,火速趕往明星和金融巨頭、科技新貴雲集的比華利山莊,這一次也是如此。暴徒們沒有搶劫成功,反倒落入警察的天羅地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警察保護的大都是歐巴馬、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好朋友與重要捐款人,也都是號稱要解散警隊的正義之士,他們為什麼還需要警察來保護呢?比警察更好的保平安的方式,難道不是在門口像當年的中國人掛毛主席像那樣,掛上歐巴馬御賜的親筆簽名畫像?

警察保護富人和權貴當然不符合羅爾斯的正義觀念。按照其正義觀,警察應當保護那些被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傷害的弱勢群體,乃至為他們的搶劫行動保駕護航。既然政府不願主動實現分配正義,底層民眾就有權自行執法。那麼,哈佛大學及哈佛大學教授的家,應當是劫富濟貧者的目標,羅爾斯的書房裡,還能擺下一張安靜寫作的書桌嗎?

羅爾斯論述正義、平等、民主這些「大詞」,通常是從抽象的意義上著手。他很少舉出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因為一旦舉出具體事例,他的理論就顯得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而諾齊克的論述則從生活中摘取鮮活的例子,清晰、生動、一目了然,讓人信服。羅爾斯不得不承認人在才能上是有差別的、不平等的,一個人對自己的才能擁有權利,特殊才能的行使能得到報酬。但他又堅稱,才能在道德上是毫無意義的,安排施展才能的獎懲制度必須「採取看起來是促進公共善事的最佳設計方式來進行」——但是,誰來決定哪些事情是「公共善事」,哪些作法是「促進公共善事」的「最佳設計方式」呢?羅爾斯對此語焉不詳。

諾齊克一語道破羅爾斯的「宏大敘事」背後的「幽暗意識」——那些理直氣壯地倡言平等的人,很可能是出於嫉妒。嫉妒的人如果不能夠擁有一件別人的東西或才能,他就寧願別人也不擁有它。比起別人有而自己沒有來說,他寧願大家都沒有。

台灣蔡英文政府在健保這個社會主義的龐然大物之上,再添加邁向共產主義的條款——限定病人個人付費上限,就是出於這種扭曲的左派心態。

川普有一次在記者會上說了一句被主流媒體口誅筆伐的話:富人和名人確實有時會得到優待(比如NBA籃球明星優先得到測試),「可能這就是生活」。這句話描述了今天人類社會的實際情況,不管你喜不喜歡,它就是事實,只是如同房間裡的大象,人們都不說,川普說出來而已,但說出來就有罪乃至大逆不道嗎?

諾齊克指出,不應為富人享有更好的醫療而大驚小怪,醫生有權根據病人支付的費用來決定給予其什麼樣的服務。他說,一個理髮師有權向顧客提供不同的服務,如果某人成為理髮師是因為他喜歡與許多不同的人談話;那麼,他把他的服務分配給那些他最願意與之談話的人們是不公正的嗎?或者,如果他是為了掙學費,他可以只為那些出手闊綽或給小費的人理髮嗎?政府不能強迫理髮師用同樣的標準來分配他的服務。

同理,一個醫生的情況與此比較有什麼不同呢?難道因為他是醫生,他就應當承擔按需分配的代價?在從事醫療工作的特殊環境中,為什麼他要比別人少一些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利呢?如果是社會或國家付錢給他讓他這樣做,但為什麼社會和國家必須這樣做呢?由此看來,所謂的絕對平等是經不起論證和追問的。

再說工作的平等,羅爾斯主義者堅持認為,在一個工作體系中處於從屬地位將損害人的自尊,因此應當致力於讓所有工作都平等。但諾齊克反問說,一支交響樂團的成員們卻是不斷在接受樂團指揮專斷的命令,而且指揮並不諮詢他們對工作的整體意見,得到掌聲和鮮花的往往是指揮。這是不平等嗎?樂隊成員們應當打破這種不平等、自行其是嗎?

軍隊也是如此,士兵可以不服從將軍的命令嗎?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和中國的軍隊為實現「官兵平等」,一度取消軍銜制,將軍和士兵都穿沒有軍銜標誌的服裝。但後來發現,這樣的軍隊在戰爭中喪失了戰鬥力。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下令恢復肩章制度,一九一七年時曾被士兵不屑地從帝俄軍官肩上拔下的肩章現在又掛上了,史達林(Joseph Stalin)將共產革命時期的平等主義「復辟」為強調階級的軍事「正統」。

有趣的是,與此同時,蘇聯要求英國軍援紅色及金色的綬帶。正在「大西洋之戰」中苦鬥,連節約物資都還來不及的英國人,一開始實在不太想去理會這個「胡鬧」的要求,但這對紅軍而言卻是一個分水嶺。可見,即便是聲稱絕對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平等也只是寫在紙上的謊言,「新階級」很快應運而生——正如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動物農莊》中對史達林體制的諷刺,「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羅爾斯的文字與大部分左派的文字一樣枯燥乏味、味同嚼蠟,諾齊克的文字與大部分右派的文字一樣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宛如一場辯證的盛宴,展示最高層次智慧的敏銳迅速,卻又卑之無甚高論地回到普通人都能理解並接受的常識。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