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散韓半島(上):跟台灣同為防疫模範生,為何韓國又爆發第二波疫情?

擴散韓半島(上):跟台灣同為防疫模範生,為何韓國又爆發第二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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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何以好不容易抑制疫情成功的韓國現在又爆發了第二波疫情?以下我們將就台灣及韓國前後對疫情的處理經驗及韓國再再疫情爆發原因詳細探討分析,以期提供兩國借鏡。

文:姜冠霖、申在原(SHIN Jaewon)共撰,台灣韓國情報站編輯群

韓國新冠肺炎確診者在截稿前累計來到1萬2602位,先前因抗疫有成而民調大漲的文在寅政府,也在近來日日十位數的新增確診、北韓炸毀共同聯絡辦事處等事件後,民調從原本提振到最高七成的滿意度一路連三週下降到了五成三滿意度。

相較台灣截至6月28日持續近80日的本土無確診案例來說,在防疫期間衛生部長陳時中獲高達近九成的滿意度而蔡英文政府也擁有更穩定六成以上的滿意度。

何以同為國際防疫典範又同為疫情來源國鄰居的的台韓兩國,一個韓國又再次面臨第二波爆發的恐慌準備重啟社交距離、而另個台灣卻已開始逐步解封鬆綁社交距離、口罩配戴等限制?本文將就「韓國的社會問題」、「台灣的疫情政治」重點比較兩國在疫情期間不同決策之肇因,與其後續造成結果進行討論。

綜論圍繞台韓防疫的「中國因素」

比起文政府的對中友善政策,蔡政府本著台灣主權優先的政策上台以後大大影響了兩國前期的防疫成果。攤開時間軸來看,台灣政府在1月23日即宣布禁止中國武漢地區的中國人入境。韓國政府在同一時期非但沒有針對出入境做出限制,反而在1月24日宣布將捐出300萬張口罩到中國武漢的計畫,計畫一宣布韓國防疫用品全面飆漲。

一罩難求的情況下,再加上文政府未即時限制中國商人在韓國的掃貨行為,韓國百姓沒辦法買到口罩,直接導致疫情登陸韓國本土後爆發機會劇增。

在韓國宣布捐助口罩的同時,台灣不但禁止了武漢地區人民的入境,更在同一時間宣布了口罩的禁止出口,而後疫情加劇一週內又加緊頒布了中國人限制入境、口罩配額購買的政策。反觀韓國直至台灣「超前部署」的一個多月後才同樣實行了限制口罩出口、口罩配額、限制滯留過武漢地區外國人入境(但直至今日都無大規模限制外國人入境)等政策。

韓國一度因為如此緩慢的反應措施,成為爆發第一波疫情全世界確診人數僅次武漢的地區。文政府雖在疫情初期沒有洞燭先機,預料到肺炎會降臨韓國本土而做好預防措施,但疫情在新天地教會事件之後真正爆發時,文政府利用大量的篩檢、全國醫療能量動員、冠狀病毒三法的立法、創新的流動性篩選機制、政府干涉等方式抗疫成功。

也因為韓國擁有實際「疫情爆發下的抗疫經驗」,透過官方出版《韓國應對新冠疫情案例集》能與多國分享韓國在利用IT技術、病毒診斷、病例接觸人員管理的經驗,順道打響國際聲譽。在這一方面台灣雖看似防疫成果遙遙領先,但也因為疫情未曾大規模爆發的我們,無從驗證「爆發情境下台灣的公衛能量程度」,也就更沒法提供對於已然爆發疫情國家「相對實用的」抗疫辦法了。

換言之,儘管台灣在防疫各方面皆得到國際不同的掌聲,也更有國內知名Youtuber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公共外交成果。但跟韓國在國際上分享國家在「實際疫情爆發時所能利用的」大數據、創新篩檢系統的種種對應政策比起來,台灣更像是早早在前一次考試拿了100分的聰明同學,但卻無法給那些考零分需要重考的同學們實質的幫助呀!

整體來說,台灣的防疫成功可以說是來自疫情防堵的先發制人,而非如韓國是在疫情爆發後動員國家醫療能量的抗疫成果。肺炎沒在台灣爆發固然是萬幸,但同時也因為疫情的被先行控制我們無從驗證「要是疫情在台灣爆發了,我們的醫療能量是否充足?」這件在傳染病年代的關鍵事情。

另外,例如當初行政院長蘇貞昌下令禁止口罩出口的政策大為成功,也直接導致後續台灣人對「如此命令法源依據為何?」的不討論也是一隱憂。

反而韓國因為疫情爆發,對於國家公衛系統能有全面運作進而檢討不足之處的經驗、完善了防疫醫護相關的《冠狀病毒三法(韓文:코로나 3법)》。三條法律分別是《傳染病預防及管理法》提供了韓國保健福祉部長,在傳染病流行導致醫療用品飛漲時,可以禁止醫療用品出口的法源依據;《檢疫法》提供了緊急狀況可以限制疫區外國人入境的依據、《醫療法》能夠補償醫療服務所造成的傷害並且提供公正的醫療爭議仲裁。

韓國在一次危機裡藉機的完善了相關的立法,也更實際檢驗了國家究竟在危難時有多少的動員能力相較是台灣可惜的部分。

誠然,台灣的抗疫成功來自對於中國的不信任,韓國必須檢討其初期對疫區的不限制入境、對在青瓦台三天內破40萬連署禁止中國人入境的韓國民意的無視、未加以對中國人在國內掃貨有所應對以及醫療品配給等失當政策。但韓國藉由疫情的爆發卻更加完善了相關法規、驗證了國家在傳染病爆發時應有的公衛能量,台灣對於國內防疫成功成果偶見一片歌舞昇平的稱頌政府、忽視某些命令缺乏法源,以及沒機會檢驗的緊急危難下的醫療動員能量也是台灣可審慎檢討之處。

於是,何以好不容易抑制疫情成功的韓國現在又爆發了第二波疫情?以下我們將就台灣及韓國前後對疫情的處理經驗及韓國再再疫情爆發原因詳細探討分析,以期提供兩國借鏡。

韓國;文在寅;武漢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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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初次疫情爆發背後,是社會問題的長期積累

疫情在中國爆發期間韓國政府並未料到疫情將蔓延至韓國本土,初期缺乏預防性政策導致韓國初期疫情開始肆虐之時,口罩、消毒液等必需品一一斷貨。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未能及時限制中國商人在韓國大肆購買口罩。根據韓國規定,民眾不能直接從工廠購買口罩,需要通過經銷商、渠道商至大型商場之後才能購買。

然而,從中國來的買家無視了這些規定,直接聯繫廠家用現金掃貨,將口罩全部買走。多數中國的口罩買家採「跨國代購」使用現金以更高價格購買口罩,導致了很多廠家拒絕向國內商家出售口罩,改賣給中國買家好牟取暴利。由於政府沒有及時推出相關政策,限制中國人的行為,導致了韓國在疫情剛爆發之初缺乏口罩,讓多數國民暴露於肺炎風險之中。

再者,就算韓國政府推出相關政策應變之後,韓國民眾肇因於自世越號事件後對政府累積的普遍不信任和不滿,導致了對政府政策的不理不睬、政令無法有效滲透。不少人員對戴口罩不以為然、無視警告參加大型聚會等,為病毒傳染提供了最佳時機。

新冠肺炎在韓國的初次爆發、甚至二度爆發,其實並不只是韓國政府的處置失當,而是一系列長期社會問題所導致的,不能單純的怪罪於現任政府。而這樣的社會問題,必須從韓國的高速發展後期的90年代開始說起。

國際形象背後的韓國

這些年隨著韓國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韓國作品走向國際社會。其中,以韓流巔峰代表為主的BTS(防彈少年團)及剛斬下奧斯卡四大金獎的奉俊昊《寄生上流》最為突出。

韓流所代表的偶像、韓劇等內容向世界展示著繁華的韓國,而以奉俊昊導演為首的韓國電影圈則多數為拍攝對政府、社會問題批判的題材。究竟何為「真實的韓國」?韓國在國際形象樹立上拔群出萃,且在多數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是這不代表能夠忽視韓國內生的根本問題——社會體制。

韓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改革等硬體領域取得了一定成就,針對國家科學技術的投資也在上乘水準。然而,舉凡「社會體制」的相關內容——階級長幼觀念、公部門文化、企業倫理、非關稅壁壘、市場秩序、金融服務、銀行健全性等方面皆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說處於世界下游水準。

縱然韓國的經濟水準處於國際社會的前段,但真正用以維持如此高端經濟水準的根基社會制度卻扎根不穩,這好比是用走鋼索的方式在雲端上行走著。這也是為何韓國在處理大型災難方面,會因著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更難以處理。

  • 1993年~1995年,韓國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作者自行整理)
未命名

1990年代中期韓國社會發生了不少災難事件,上述標列舉了1993年至1995年間發生的重要災難。韓國為何兩年半內能夠發生如此密集且死亡人數驚人的公安事件,而政府為何未能有相應大動作的改革?事實上,這些災難都能追溯到韓國遺留至今的社會制度所致,以下我們分三點原因討論:

一、侵吞基本人權及發展至上的「快快快文化」

在90年代,韓國正處於高速發展期,當時口號喊道「時間就是金錢」。因此,韓國社會當時的環境特別浮躁、做一切事以「快」至上。為什麽要這麽快?通過閱讀多數企業的回憶錄,不難發現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高債券利率」。由於90年代韓國金融體系不太發達,需要從國際社會發行的債券籌措資金,其債券利率高達20%-30%。因此,多數企業必須要在短期內完成工作才可以留下一定的利潤以符合公司利益。

京釜高速公路的建成可以說是當時韓國社會的一個縮影,該高速公路是以釜山金井區為起點、首爾瑞草區為終點的連接首爾-釜山的高速公路,該高速公路以「創下世界紀錄以最低廉的價格、最快時間內建成的高速公路。」聞名。

然而,在這傲人成績背後潛藏的是建設時期所犧牲的工作人員。由於當時採取的是24小時不間歇的工作方式,許多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犧牲生命,並且因為過勞發生了不少事故。直到今日用於修理、維護該高速公路的費用是極其高昂,令百姓感到十分不滿。我們甚至可以說韓國的高速發展,就是以人命堆出來的無誤。

二、組織文化裡根深蒂固的「小圈圈傳統」、跨部門的低度整合

韓國的社會階級長幼觀念嚴明,每個公私部門之間又有著各自的「潛規則」。正是因為如此,需要通過年資、學歷、地方出身等方式維繫關係和職場地位,通過不同部門之間的「潛規則」才可能在職場活下去。

這個問題從90年代就一直存在,政府也不斷強調將會改進,但直至今日也尚未有所成效。2003年韓國發生了大邱地鐵事故,當時做以面對緊急危難的溝通管道「應急通訊網路」在各個政府部門、機關間不一致,導致了事件的影響擴大。

2014年的世越號事件中,也發生了同樣的問題。海軍與海警、交通部之間所使用的溝通管道不一樣,耽誤救援導致了事態加劇。上述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因為社會部門間的協調問題而導致的人禍,數不勝數。跨部門間無法有效整合,韓國人文化的裡裡外外都充滿著劃定領域的疆界,直接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更加艱難。

三、不合理的政策對社會制度的干涉

在社會制度的政策制定上,有些領域該給予發展自由,有些應該加緊制約。例如教育領域,本不應該以過多的規章制度去約束。但現在的韓國高考制度不承認大學的「自治權」,各大學無權透過推甄、特招等方式自行挑選學生,一切入學必須依照高考成績。強調考試成績的「硬規定」,從而使得公立教育同質、死板化每個人都只一心想找到考取高分的公式。

要想讓孩子適性發展,就得自主參加課後班、補習班等等,使得年輕一代家長的教育壓力非常大。然而在社會安全這種領域,規章制度本應該獲得強化。但我們卻鮮少聽到政府對相關領域通過立法,從而阻止一些人禍的發生。人禍的不斷重蹈覆轍,甚至直到這次疫情爆發才修繕了傳染病的《冠狀病毒三法》,不失為韓國體制確實存在問題的表現。

非常令人掃興的是,90年代韓國依然未能從災難中吸取教訓。在新冠肺炎來臨之際,韓國政府也未能夠齊心協力應對病毒,從而導致了病毒在韓國的再再爆發。這一次,同樣不意外的在指揮、協調、溝通、預防等方面出了問題。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