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散韓半島(下):相較於台灣的「政治情緒化」,韓國的災難是「社會分歧」

擴散韓半島(下):相較於台灣的「政治情緒化」,韓國的災難是「社會分歧」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韓國需要的是即使在短期內一直被人責罵、誤解,但是為了社會也要作出犧牲的領導力,韓國缺乏這一點。若這一代不能夠解決,正如大邱地鐵時間、世越號事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一般,韓國依然會面臨接二連三的災難。

文:姜冠霖、申在原(SHIN Jaewon)共撰,台灣韓國情報站編輯群

台灣在疫情時代下的孤兒自卑與政治情緒化

對比起韓國長期社會文化以及對政府不信任所造成防疫上的結構性問題,台灣人在疫情間的生活受政治因素影響甚鉅,而這樣的差別不外乎根於我們的政治觀念與民族性。

台灣中研院每五年對全台民眾抽樣進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顯示,只有15.3%的台灣民眾認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同時卻有77.4%的台灣民眾認為「政府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去影響民間」。在本調查的其他題目中我們也能發現,台灣人普遍都有「大政府」、「福利國家」的政治觀念認為國家應該要扮演照顧人民的角色。

也因為台灣人普遍習於期待政府擔任領導的角色,配合政府抗疫的態度也就如同平時台灣人參與政治般積極。縱然台灣民眾普遍對於政治在表面上多會表達「沒興趣、政府很糟」的負面態度,但實際觀察類似這次疫情中台灣政府實施的大型政策如:口罩配戴、社交距離、體溫測量、居家隔離等等,台灣人普遍對政令的配合程度與韓國比起來可以說是奇高無比。

台灣人對政府照顧人民的期待與對政治的積極參與,直接轉化成了此次抗疫中政府政令滲透成功的要素。

在台灣政府超前部署防堵肺炎成功與民眾積極配合政策的同時,卻也意外讓我們看見台灣人在國際上的「孤兒自卑」與「政治情緒化」的弔詭情狀。

前面提過台灣的抗疫成功來自對中國的不信任與超前部署,縱然國際上多有對台灣的防疫成功的讚許,但到後期各家電視台紛紛將防疫新聞聚焦在「哪國又誇讚了台灣、今天衛福部長陳時中又做了哪些舉動?」過度的在乎他國的評價,甚至在某台灣知名Youtuber號召募資要登《紐約時報》向世界宣傳台灣的抗疫故事時,全台灣居然能因這樣的廣告上面的「文字應該要怎麼表達」大吵了起來。

想想明明是抗疫的典範國家,自己人卻在「應該要怎樣在國際媒體上宣傳自己的成功」上爭吵不禁讓人莞爾。此間種種過度在意他國想法、對父母官的近乎偶像崇拜其實反映的是台灣身為國際孤兒的自卑。

雖情有可原,但台灣其實更該理解自己成功抗疫的關鍵在於政令滲透的成功,與民眾的積極參與。更不需過度關注表象的國際讚聲,反而更該反思「若今日沒有超前防堵,疫情爆發我們的公衛系統能夠負擔嗎?」等更實質的思考。

台灣的結構性問題不如韓國的社會問題,會直接影響社會溝通與政令滲透,舉凡戴口罩、社交距離台灣人都能在顧及公益的情況下積極配合。

但也因為台人對政治的積極參與,任何在此期間處於抗疫對立面的事物,都更容易遭到公眾集體撻伐。再加上先前諸多像立委吳斯懷指出「中共在疫情期間軍機繞台,不是挑釁」、前北京政協委員兼國民黨員徐正文包機讓台商回台出現確診事件,等等荒謬幾近挑戰國家主權的事件,也使台灣人對於疫情期間的政治事件更加敏感而且「情緒化」。

政府對防疫的成績和上述荒謬的反對黨行徑使政府的所作所為更有正當性,直接造成的結果便是使台灣的抗疫行動在各方面都被政治因素主導。後續例如人民對於原先下令口罩禁止出口的法源依據的不追究、對明明具台灣國籍回台的台商和留學生排斥、認為台灣人的中國配偶及子女不該具來台資格等等……其實都是政治過度情緒化的結果,所以要就制度改善或者在抗疫整個對於政府運作經驗成長上,筆者以為韓國是更有所獲的。

AP_20129196314243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新型冠狀病毒應對下的韓國

當疫情在全世界各地蔓延時,韓國民眾依然是經常參加活動,正常上班。即使政府有所政策,但是相關重視程度不夠,媒體更多的是關注疫情在海外的情況。當國內出現一些確診者的時候,應當開始調整國內資源,做好充足準備以備不時之需。

此時,或許是韓國政府沒有想到疫情將會蔓延至韓國本土,而未採取措施。同時,多數企業為了保證自身發展,也並未準備好相關措施,依然是處於開工狀態。韓國大邱作為韓國疫情最嚴重的地方,直至27日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員工作,動工率依然有六成。此外,韓國政府雖然也推出了對受損企業提供2萬億韓元補貼政策,但是由於銀行內一系列的考核標準,難以獲得貸款。

而在前文中提及的《冠狀病毒三法》其實也是在第一例在韓國確診的「一個月之後」,國會才通過了相關法律。這中間政府的協調、溝通、規制依然存在著不少問題,回頭發現,韓國依然在處理疫情方面非常薄弱。

此外,與90年代的災難不同,現在的韓國又多了一個因素,即擴大的社會分歧。

自從韓國進入民主社會以來,人們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愈來愈低,尤其是在1998年金融危機後跌到谷底。對比西方社會面臨左右派、種族、排外、難民等分歧,韓國所面臨的社會歧見如進步保守、世代對立其實不算特多,但是由於解決社會分歧的系統過度薄弱,突出了韓國目前面臨無力解決問題的情況。

通過這次疫情不難發現,在疫情蔓延時,依然有文在寅反對派的宗教人士借「文在寅在疫情期間與演員餐敘,卻禁止人民集會」的理由上街集會遊行示威。明明是一場對防疫不滿的抗議,但又同時用違反防疫概念的「集會遊行」來執行。這背後展現了韓國的世代分歧,以及對於只有立場沒有是非,如同台灣政壇日常一類的荒謬。

韓國首爾大學教授曾做過一個調查,為了瞭解世代間的分歧,曾對老年人和年輕人提出問題「出生至今,最讓你最震驚的事件是?」

針對該問題,老一輩皆想起了韓戰。他們認為,脫離戰爭能夠如此和平、安全的活著本身就是一大成就,對於能夠如此吃好、喝好的社會感到十分滿意。反之,年輕一代皆回答「世越號事件」是對其最震驚的事件。通過該事件,他們了解到國家的角色並不如想像中萬能,反而是多麼的無力、政治多麼的無責任、年輕一代對政府而言多麼的微不足道,全通過世越號事件有所了解。

針對年輕一代的反應,可以歸納為「後物質主義」的展現。年輕世代在相較老一輩僅追求吃飽喝足、民主自由就心滿意足的情況下,更追求物質飽滿外的進步普世價值、精神生活的追求。從主張社會平等、尊重少數發言權、兩性平等、環境永續、多元共存等等皆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保障。

反之,韓國老一代人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將國富兵強、維持秩序優先於一切,需要確保國家秩序穩定良好,能吃飽喝足便不再唯恐天下不亂追求其他有的沒的價值。同一時代的年輕一輩與老一輩人所持有的態度,恰恰是韓國進步與保守的態度。

文在寅作為進步派領軍人物,深得年輕一代支持、遭到了老一輩人的強烈抵抗。正是因為分歧不能夠消除、不能夠相互理解,才會產生更多的問題。文在寅反對派的宗教人士在疫情期間仍然參與示威,可以說是這種分歧的代表性事件。

政治難以撼動的根本調性問題

韓國總統的權力實施其實從政黨推派的那一刻就受政黨處處限制,執政者難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展開活動。由此,造成了多數總統都想在短期內改變需要長時間才能改變的問題,好強化自身的領導權力。但一屆的總統其實並不能夠改變太多社會根深蒂固的問題,韓國所面臨的問題可以說是從未改變。

各政黨所提出的內容也幾乎沒有差距,因為好的政策內容都能相互「借鑒」。當政權輪替時,只有某些內容先實行、後實行的問題,但是在執政者的話語中則會讓人誤以為改變「非常大」。在實際操作中,上一政權使用的名稱被納入為黑名單,現任政權會換一個概念包裝重新提出,重要的核心內容並不會發生太多改變。

簡言之,政權的更迭不會帶來太多改變,危險和分歧依然存在,政策的內容僅是包裝發生改變。

以「非正規職」為例,現在多數年輕人的簡歷中有不少是1年9個月的工作經歷。這是因為根據現行法,當員工工作時間超過1年9個月則必須改簽至無限期合約,這對於企業而言是一大負擔而不加以續聘。上述相關例子數不勝數,執政黨想要製造政績而修改政策法律,但是依然不能夠解決相關問題,反而延伸出另外的結果。

正是因為想著在短期內作出成績,並未具有長期發展目標,才會導致韓國的社會沒有前景。目前,韓國需要的是即使在短期內一直被人責罵、誤解,但是為了社會也要作出犧牲的領導力,韓國缺乏這一點。若這一代不能夠解決,正如大邱地鐵時間、世越號事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一般,韓國依然會面臨接二連三的災難。

相對台灣,儘管社會文化對政治參與普遍有較高與積極的能動性、政令滲透程度高。但過度的政治情緒化卻也常使台灣在成功或失敗的政策前面出面許多政治對立,又或者因為對政治人物觀感而產生的差別待遇、對成功政策的歌舞昇平,而將政治人物當成偶像又或者情緒化的與政府為伍或為敵。

韓國與台灣社會結構上有根本的不同,面對疫情有截然不同的府民互動,就好比不同個性的人在面對危機時所有的不同反應。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台韓兩國的問題,都是充滿在自身民族性與對政府態度中的「民族的根本調性」問題。

要如何前進與進化?只能端看未來是否還會發生重大事件遺落教訓給兩國了,畢竟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呀。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