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學的尋語路》序論：以「理心術」作為心理學的下一頁

以我最常用的提問法（problematics）來作歷史回顧的話，就應把2012年的那場「余德慧教授追思研討會」視為問題枱面化的高峰，用來談談這位曾經為「人文心理學」而鞠躬盡瘁的，究竟是何許人也？我們的知識界還有幾個人在科學心理學之外仍能傳承心理學的學問？

余德慧在逝世前十一年（2001）出版的《詮釋現象心理學》[5]第一頁上寫著：「從1988年以來，我就開始思考人文的心理學⋯⋯」很多人都知道，在台灣的心理學界，最早嶄露頭角的人文心理學先鋒就是台大心理系臨床組（亦即心理治療組）的余德慧，然而，在我和余德慧相見（約在1987-88年間）之前，也就是在更早的1977年，我已寫出了我的心理學碩士論文——關於存在意識（existential awareness）的研究。[6]那已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人文心理學論文。不過，由於我在碩士後去當兵兩年，之後不久又出國留學，我的人文心理學也因此而神隱了將近十年——直到遇見余德慧，方知德不孤必有鄰。

事實上，就時代風潮而言，在1980年代以前，受到存在主義哲學影響而在美國產生的「人文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7]也曾以太平洋邊的微風拂過台灣，只不過，根據王文興教授的說法，存在主義（實際上在當時）從未登陸過台灣。所以，那帶著濃厚存在主義哲學和存在現象學意味的美國人文心理學並沒有在我們的心理學界著床，也沒吹出什麼研究和寫作的學術風氣。余德慧是個例外，我也是，而這樣的例外者在台灣就是屈指可數。至於那個被例外所指涉的慣例呢，一般人只知有「主流心理學」當道，也以為那就是心理學唯一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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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我開始在美國求學時，才後知後覺地發現：其實歐美的評論者早已看出，那陣掀起人文主義心理學的風潮，在60到70年代僅僅讓幾位出名的人物叱吒風雲過了一代，之後他們就幾乎無法再有第二代傳承。台灣只因為須橫渡一個廣袤無垠的太平洋，所以在那陣吹來的微風中，我們也沒嗅出它在美國本土已經開始枯萎的氣息——我們那時還在教科書上幫腔地宣稱他們構成了「心理學的第三勢力」。

在美國的人文主義心理學——其主要的領域是心理治療——當中有位不太算叱吒風雲，但他的作品歷久彌新，是很值得一提的首創者之一，我要提的不是羅傑斯（Carl Rogers），不是馬斯洛（Abraham Maslow）這兩位曾經當選為APA（美國心理學會）理事長的風雲人物，而是曾經和前兩位同台座談過人文主義的羅洛・梅（Rollo May）。羅洛・梅很早就和安吉爾（Ernest Angel）及艾倫伯格（Henri Ellenberger）合作編譯了一本書，書名叫做《存在》（Existence, 1958），[8]該書中輯錄了幾篇融貫精神分析、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的作品。這本書的書名，乍看之下會以為是哲學著作。是的，我們所談的人文心理學之中的詮釋現象學、存在主義等等，都是哲學。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前，心理學和哲學本來沒有區分，而後來分成「科學心理學」與「人文心理學」，就知識發展史來看，也沒有什麼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可言，除非是要把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學區分開來。這就解釋了為何重新開啟人文心理學必須在治療的哲學根基上動土開工；也解釋了表面上所謂「跨領域」的學問，其實都是因為回到根基之後再出發的必然表現。

我相信，余德慧和我，雖然在198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晚期才分別舉步維艱地從主流心理學中拔足而投入人文心理學的研究，但我們的認知終究會指向同樣的人文心理學：以存在現象學、詮釋學、精神分析以及當今的後現代思潮為源頭的人文心理學，而不是在美國失傳也失勢的「第三勢力心理學」。這樣說，才足以解釋為什麼余德慧要花那麼多精神去閱讀後期海德格（Heidegger）和德勒茲（Deleuze）的哲學作品，並且號召出一場長達十多年的「人文臨床研討會」；[9]而我為什麼會非常捧場地持續加入這場研討運動，以及為什麼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為精神分析的詮釋學和意義發生的符號學（semiotics）[10]開闢一條「尋語路」，也緣於此。

歷史和思潮的腳步如白駒過隙，風起雲湧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在80年代末期開始滲透到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每一角落。我們所關注的問題一下子就變成後台和背景，而站上舞台中央的，都是由文化轉向之中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引發出來的問題：語意學（semantics）的、語用學（pragmatics）的、象徵主義（symbolism）的、「符號學」（semiotics）的，等等等。加爾芬克（Garfinkle）曾經說：這種「等等等」的說法竟是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裡頭暗藏的一個語言學手段；而文化心理學中有個重要的語言學課題至今仍稱為沙霍二氏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其中的首倡者沙皮爾（Edward Sapir）對此問題的基礎背景就曾提出過如此發人深省的警語：「哲學家必須要瞭解語言，即便只是為了免於受到他自己的語言習慣之障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