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為《港區國安法》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不要以為《港區國安法》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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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假如香港沒有抗爭運動,就沒有國安法這個緊箍咒嗎?時評人長平認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抗專制也必須全球行動。

文:長平(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一夜之間,香港自由散盡,形同全城戒嚴。惟有警方豎起的警告牌上,繁體中文和標準英文對等呈現,讓人無盡傷感——一方面發現這仍然是一個不一樣的城市,那個使用簡體中文的極權文化對其徹底征服尚需時日;另一方面也眼睜睜地看見一個專制政權如何肆意擴張,殘暴地吞噬著自由世界。

儘管有無以數計的影像記錄,有日夜更新的媒體報導,更有銘心刻骨的親身經歷,人們還是忍不住問天問地: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世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假如香港沒有抗爭運動

三十一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內地人也曾經如此痛心疾首,撫胸頓足。人們開始反思運動的策略和行動,成就與失誤,直到今天還爭論不休。其中一個觀點認為,學生的不肯妥協刺激了專制者的殺心,導致了血腥的屠殺和延續至今的戒嚴。

今天的香港,林鄭月娥似乎比誰都著急地要得出這樣當結論。6月30日,《港區國安法》頒布的前夕,林鄭月娥通過視訊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稱,「自去(2019)年6月,在外部勢力煽動下,暴力不斷升級,香港飽受創傷。」她列舉了運動者的「惡行」,包括「公然污衊國旗、損毀國徽和衝擊中央駐港機構」、「部分本地政客多次揚言要癱瘓香港特區政府施政,更有部分乞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甚至對香港實施制裁。」因此,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果斷行動。」

正如1989年《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一樣,對於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所能羅列的「破壞行為」,簡直就是一封表揚信。就騷亂的程度而言,它們遠遠不及幾乎每年都發生在巴黎、倫敦、紐約等地的各種抗議活動。

林鄭月娥顯然也希望達到當年「四二六」社論那樣對運動的污名效果。但是,跟已經被極權政治浸潤了幾十年的中國大陸不一樣,這種污名化在今天的香港很難奏效。也許再過十年,她可以駕輕就熟,一頂破壞「愛國主義」或者「社會穩定」的大帽,就可以把人嚇個半死。

假如香港沒有抗爭運動,就沒有《國安法》這個緊箍咒嗎?答案不言自明:那就跟澳門一樣,提前多年就已經安營紮寨了;或者跟幾十年來並不多見大規模抗議運動的中國大陸一樣,從小就將對政權的恐懼融入到你的血液裡,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

正如我曾經所說,就算香港人的抗爭運動中不是那麼秩序井然的楷模,你們仍然有資格因為這場對抗專制極權的偉大運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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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抗專制也是

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選擇流亡。流亡並非自我放逐,而是到另一個戰場補位。他的流亡論述非常好:在香港能夠承擔的國際線工作大規模壓縮,所冒風險也上升的情況下,有國際視野的政治人物要做出抉擇,從民間外交層面以港人的身份發聲。

不僅如此,我們應該意識到,香港人的抗爭,從來都是人類捍衛自由的整體運動一部分。流亡者一方面得到西方人的幫助,一方面也是幫助西方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自1992年以來,每年的六四祭日,我都會發表一篇紀念文章。這些文章的主線之一,就是論述六四運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場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變革的開端,是整體變革中的一部分。包括大量香港人參與和支持的這場運動,推開了新世界的大門。西方人在進入這道大門後繼續抗爭,直到宣告冷戰結束,然後卻將大門關上,假裝世界大同。

背叛了中國六四民主運動的西方社會,正在品嘗苦果。今天,中共的《港區國安法》若能暢行無阻,那麼遲早有一天,它會成為維護「世界穩定」的「球安法」。

當年沒有人把蘇聯帝國的統治當作不容干涉的一國內政,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個龐大帝國倒塌於一場組織完美的單一運動。1963年6月,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德國柏林牆邊演講,留下一句名言:「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在很多西方人聽來,這是抒情;在中共看來,這是事實——反過來就知道怎樣維護極權統治:專制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人還自由,所有人都無法被奴役。

並不是因為中共有多聰明,而是因為專制帝國的邏輯本身就是如此。希望六四之後的人類命運悲劇,不會在香港抗爭運動中重複。不要以為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本文經《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