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法》:為什麼乍看之下,選民真的像被「誤導的善良巫師」?

《暴民法》:為什麼乍看之下,選民真的像被「誤導的善良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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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欺騙選民的時候,除了會騙到卑鄙的惡意選民、被誤導的善意選民以外,也會騙到資訊充足的善意選民。因此我刻意先從這個問題下手。如果政治人物可以欺騙糟糕的選民,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理由潛入政府,防止政府做不正義之事。

文: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

為了搞破壞而刻意撒謊

前幾章討論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平民或政府代理人會遇到的不正義情境,以及他們應該採取的防禦性行動。其中有些是突如其來的狀況,例如在上班途中突然看到有人想要作惡。有些則是非常可能讓你做出不正義之事的情境,例如士兵在正義的戰爭中收到不公不義的命令。

這一章不太一樣,要討論人們可不可以採用防禦性行動,來獲取其他防禦性行動所需的權力。例如以下這些例子:

  1. 安刻意就職於國防部,為的是干擾國防部的不公不義行為。
  2. 奧斯卡努力搶到軍火合約,但只是為了讓旗下工人製造很爛的產品,降低軍隊在不公不義戰爭中的殺傷效率。
  3. 愛德華刻意承包政府的資安工程,為的是藉此蒐集內部文件證明政府的嚴重惡行,並公開於眾。
  4. 巴里出馬競選總統,為的是影響選民目前的不公不義偏好,阻止不公不義的選項化為現實。
  5. 約翰設法被選為某次刑事案件的陪審員,為的是藉此阻止法庭執行不公不義的法律,或者讓陪審團無法運作。
  6. 大法官候選人娜塔莉知道整個美國參議院都是笨蛋,因此刻意對參議員撒謊,藉此獲得任命。

比起前幾章的問題,這些問題複雜多了,因為它們都牽涉到先發制人的防禦性行動。很多時候我們得先騙過別人,才能獲得防禦性行動所需的權位。政治人物為了當選之後去阻止某件不正義的事情,可能必須先撒謊說自己會去做那件不正義的事情,騙選民把票投給他。想當陪審員的人,可能必須偽稱自己只會針對案件中的事實來審判,而不去阻止法律的執行。想加入政府或軍隊、用不服從的方式阻止它們為惡的人,可能必須假裝承諾自己會服從上級的命令。

有時候,我們為了搞破壞而刻意撒謊沒有道德問題。例如,假設在一九四二年已經犯下一堆滔天大罪的希特勒打算雇你當保鑣,於是你發誓效忠,然後想辦法趁他入睡後把他悶死。這時候你只是去騙一個被騙也活該(至少在道德上沒有立場說自己不應該被騙)的人,所以並沒有任何道德問題。

不過有時候,某些防禦性行動會需要一些職位、關係、權力才能執行。這時候我們可能得去騙一些不該被騙,或至少不一定該被騙的人。例如我為了阻止陪審團根據某條不公不義的法律來判罪,就在參加陪審員甄選的時候,刻意謊稱自己不會做這種事情。這種時候,我除了欺騙那些試圖執行不公不義的法律而似乎本來就該被騙的檢察官和法官以外;也騙了可能不該被騙的辯護律師。再舉個例子,假設我是個政治人物。我認為大部分選民都支持帶有種族歧視的政策,所以假裝自己也支持這種政策,騙他們把票投給我,這樣才能在當選後撤銷這些政策。這時候我不僅騙了相信種族主義的選民,也騙了反對種族主義的選民。前者活該被騙,但後者可沒有。

接下來,我會先引述第二章提過的一般性防禦性欺瞞理論,然後用它來主張政治人物可以為了獲得阻止不正義之事所需的權力,而欺騙選民。某種意義上,這種行為是最難辯護的。因為選民的權力是分散而間接的。欺騙選民的時候,除了會騙到卑鄙的惡意選民、被誤導的善意選民以外,也會騙到資訊充足的善意選民。因此我刻意先從這個問題下手。如果政治人物可以欺騙糟糕的選民,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理由潛入政府,防止政府做不正義之事。

欺騙糟糕選民的基本論證

我們在第二章提過防禦性欺瞞的基本理論:道德常識和大部分的重要道德理論都認為,說謊通常是錯的,但並非一定是錯的。在某些情境下,說謊不僅沒有責任,而且還是正當的

一般情況下,騙人是不對的。但如果某個人正在做,或打算做一些極為錯誤、極為不義、造成巨大傷害的事情,被騙可能就是活該。因為我們不應該放任他成功(或試圖)作惡,或造成更嚴重的不正義。這種「防禦性欺瞞」可能需要符合必要性原則:如果有另一種方法可以同樣有效地阻止這個人犯錯,那麼我們就不該騙他。另外,防禦性欺瞞什麼時候是我們的權利,什麼時候是我們的義務,也會受到對方之後是否會進行報復所影響。舉例來說,如果門口的兇手發現被騙之後不會傷害我,那我就有義務騙他;但如果兇手一旦發現我說謊就會殺了我,撒謊就變成我的權利,我可以勇於犯險,但沒有犯險的義務。我猜上述理論框架雖然有某些細節可能會引發質疑,但大部分的人都會接受(至於防禦性行動成為義務的狀況,則會在第八章進一步討論)。

接下來我們要用這個框架來探討另一種版本的「門前的兇手」。《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裡面的葛力馬.巧言(Grma Wormtongue)與邪惡巫師薩魯曼(Saruman)聯手,用魔法誤導剛鐸國王希優頓(King Thoden)做出一堆會傷害人民的政治決策。如果現實世界的民主政府發生類似的事,某個邪惡巫師想對政治領袖施法,讓他們做出有害的政治決策該怎麼辦?

  • 邪惡巫師

邪惡巫師弄丟了魔杖。不過你知道魔杖在哪裡。於是他問:「你知道魔杖在哪裡嗎?我要施個魔法,讓政府領導人實施一堆愚蠢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害慘大家。」

這時候騙巫師似乎不僅沒有責任,甚至還是正當的。因為邪惡的巫師雖然手段比較複雜,但就跟門口的兇手一樣想要造成嚴重的傷害與不正義。

接下來我們把例子略修一下。邪惡的巫師從一個變成很多個。而你的謊言也從謊報魔杖的位置,變成背誦錯誤的咒語,騙這群巫師去造福眾生。這在道德上會有什麼差別嗎,似乎沒有:

  • 邪惡巫師聯盟

某群邪惡的巫師像前一個例子的巫師一樣,想要施放「搞爛政府荼毒眾生咒」。你無法阻止他們施法,但你知道正確的咒語怎麼念。這群巫師忘了咒語,於是跑來問你,這時你可以回答正確的「搞爛政府荼毒眾生咒」;或者騙他們,報出「改良政府造福眾生咒」,這道咒語不但會讓政府領導人制定優秀的政策,產生正義而有益的結果,還會讓那群巫師以為自己施放了邪惡的咒語。

這種時候無論怎麼說,說謊似乎都沒有問題,而且反而很值得讚賞。此外,如果你有辦法躲開報復,說謊似乎就變成義務了。說真話反而是不對的。

如果巫師的立意良善呢?巫師可能會被誤導。許多父母都根據錯誤資訊,以為拒絕接種疫苗對孩子更好,而且即使看見絕大多數證據都反對自己的信念,依然不為所動。巫師也可能犯一樣的錯。

  • 被誤導的善良巫師 I

一群被誤導又不理性的善良巫師想要幫助人們。他們把「搞爛政府荼毒眾生咒」誤認為「改良政府造福眾生咒」,於是打算施放。他們如果能夠知道真相,就不會施放這個咒語;但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他們變得太蠢、太固執、偏見太嚴重,完全不可理喻,把每一個來勸告的人都打了回票,鐵了心要施放「荼毒眾生咒」。

不過,他們忘了「搞爛政府荼毒眾生咒」的咒語,所以跑來問你。你可以報出「改良政府造福眾生咒」,然後騙他們那是「搞爛政府荼毒眾生咒」;也可以不發一語,放任隔壁的人說出真正的「荼毒眾生咒」;或者自己誠實地說出真正的「荼毒眾生咒」。

  • 被誤導的善良巫師 II

一群善良的笨巫師想用「改良政府造福眾生咒」幫助人民。這類咒語必須抄寫在卷軸上,然後把卷軸扔進末日火山才有用。不過這群巫師太笨了,在抄卷軸的時候誤抄成「搞爛政府荼毒眾生咒」。他們拜託你把這卷軸扔進末日火山。你可以告訴他們卷軸上的咒語是錯的,但根據之前的經驗,你知道他們固執到完全聽不進勸。不過你也可以答應他們的要求,然後自己偷偷重寫一個「造福眾生咒」的卷軸扔進末日火山。

以上這兩種狀況幾乎一模一樣。兩個例子裡的巫師其實都想幫助人們,卻因為搞錯了而想去做一些實際會傷害人們的事。你在第一個例子裡說謊,在第二個例子裡假裝答應巫師。無論哪一種,欺騙巫師似乎都沒有問題。而且只要不會遭到報復,你似乎就有義務騙他們。

這類例子裡面的巫師,都會用魔法搞爛政府傷害人民。其中有些巫師真的想要(從言地,de dicto)傷害人民,有些則是真的想要(從言地,de dicto)幫助人民但搞錯了方法。那麼如果我們把巫師換成選民,把咒語換成民主程序,道德上會有任何差異嗎?

  • 邪惡的選民

一群邪惡的選民想利用政府傷害他們討厭的人,因此需要選出一些代表,去實施一些不公不義的有害政策。你無法阻止這群選民投給那些公然支持有害政策的候選人,但你可以假裝自己支持這類政策,騙他們把票投給你,當選之後就去實施那些真正有益的政策,無視選前的承諾。

舉例來說,有些選民想發動不公不義的戰爭,或支持黑人歧視法(Jim Crow laws)。於是你假裝自己支持這些政見,藉此當選。然後拒絕開戰,也拒絕實施該法律。這些選民可能笨到連被你騙了都不知道,長期來看你很可能不會因此受傷。

  • 善良的笨選民

一群善良的笨選民想讓政府幫助他人、增進正義,因此需要選出一些優秀的代表,去實施一些真正對人民有益、真正能增進正義的政策。但這些選民對社會科學一無所知、缺乏素養、被誤導、又無法理性思考,因此不知道真正能增進正義的有益政策應該長什麼樣子。他們全都把票投給打算實施壞政策的政治人物,那些政策全都與這群選民的目標背道而馳。這時候,你也出來競選了。你可以宣稱自己當選之後會實施他們喜歡的那些爛政策,藉此當選,然後實施真正能幫助人民的有益政策。這些選民可能笨到連被你騙了都不知道,長期來看你很可能不會因此受傷。

至少乍看之下,這兩個例子跟上面的巫師很像。這些巫師和選民都想要(無論是出於惡意或因為被誤導)造成大量傷害或做嚴重的不正義之事,因此活該被騙。如果阻止他們最好的或必要的方法就是騙他們,那麼無論怎麼說,騙他們至少沒有道德問題。而且如果不會遭到報復,騙他們就是義務。當然,這兩組例子可能並非真的那麼相似,或者選民可能具備某些讓他們不該被騙的性質。

選民真的像被誤導的善良巫師嗎?

接下來,我要簡單地解釋一下,為什麼至少乍看之下,我們可以把選民當成被誤導的善良巫師。

選民的動機大多很善良。絕大多數的政治科學研究都指出,選民投票時考量通常都是對整體社會的利益,而非對自己的利益,因此通常都會投給他們認為對社會有益的候選人。選民通常真的希望幫助他人,而非傷害他人。

不過,選民的無知與資訊錯誤程度也很嚴重。政治科學家菲利浦.康弗斯(Philip Converse)就說:「關於政治資訊的分布情況,我知道最簡單的兩件事就是......平均值很低,變異數很高。」(其實不光平均值很低,眾數和中位數也很低)。著有《民主與政治無知》(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gnorance)的法學家伊利亞.索明(Ilya Somin)也說,「大部分選民的無知程度,可以讓很多不熟悉這塊領域的研究者嚇一大跳」。索明整理了許多關於選民知識的實證研究之後發現,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的選民「完全腦袋空空」。政治科學家約翰.費勒強(John Ferejohn)也表贊同:「最能讓研究輿論與民主的學生大受衝擊的事情,就是大多數民眾的政治知識有多麼匱乏」。

舉例來說,大部分公民即使在舉行選舉的那年,也完全不認識該選區任何一位國會候選人。大部分公民都不知道目前哪個黨控制國會。在二○○○總統大選期間,知道高爾(Al Gore)比小布希(George W. Bush)更偏自由派的美國人略多於一半,但他們似乎不知道「自由派」(liberal)是什麼意思。知道高爾比小布希更支持墮胎權、福利國家、提高黑人補助、支持環境管制的人明顯低於一半。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知道聯邦政府在一九九○年代提高窮人補助,或者知道當時犯罪率下降。想拿這些問題問美國人,還不如直接丟銅板決定。

其他幾次選舉的時候也類似。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調查了選民的基本政治知識,例如候選人是誰、分屬那些勢力等等。結果發現只有百分之前二十五的人算是資訊充足,中間百分之五十的人答對的機率跟丟硬幣差不多,最後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則被系統性地誤導了(systematically misinformed,他們答對的機率比丟硬幣還差,而且系統性地相信一整套假的東西)。

請注意,這個調查只問了基本政治知識,也就是失業率多高、目前誰在執政之類這種很容易找答案的事實。如果進入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這些社會科學知識,選民的表現還會更慘;但沒有這些知識,你根本無法判斷哪個政策比較合理。大部分的選民不但會在基本經濟學的課上被當掉,而且還相信一整套錯的東西。

選民的政治知識會明顯影響投票方向和支持政策。像是馬汀.季倫斯(Martin Gilens)、斯科特.艾陶斯(Scott Althaus)、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就各自分析了不同的資料庫,結果都發現資訊充足與資訊不足的選民,在政策偏好上存在著無法用族群結構來解釋的系統性差異。資訊很少或資訊錯誤的選民,容易支持社會科學家(無論是左派或右派)眼中有害的社會、軍事、經濟政策。

季倫斯發現資訊充足與資訊不足的民主黨支持者,在政策偏好上有系統性差異。高收入的民主黨支持者通常都有大量政治知識,低收入的民主黨支持者通常都無知或相信錯的東西。後者在二○○三年更強力支持美軍入侵伊拉克、支持《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支持政府侵犯公民自由、支持刑求、貿易保護主義、支持限制墮胎權與節育,他們對於同性戀的容忍度比較低,也比較反對同志權利。

而且選民不只是無知或被誤導,更無法理性思考事情。政治心理學發現,大部分選民都有很多種不同的嚴重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es)。政治心理學家李歐妮.哈迪(Leonie Huddy)、大衛.希爾斯(David Sears)、傑克.李維(Jack Levy)研究指出,「心理偏誤經常影響政治決策。人們經常習慣沿用慣性思維,不會仔細思考新資訊。」選民深受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內群體偏誤(intergroup bias)、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可得性偏誤(availability bias)等等影響,通常都會先形成一些幾乎沒有證據支持的政治信念,然後無論看到什麼新的證據,都不會回心轉意。而且覺得每個反對自己的人都有嚴重道德問題。能夠理性思考政治資訊的選民,根本是鳳毛麟角。

不過還是要說一下,政府不是只靠選民的投票方向來施政的。不是選民說什麼政府就會做什麼。有許多不同因素都會讓官僚、政府機關、政治人物擁有足夠的空間,去頒布或實施一些違反選民意願的政策。本書假設選民的投票方向會明顯影響施政結果,但實際上可能並非如此。如果選民的票沒有影響力,自然就不可能傷害無辜民眾,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去騙他們。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暴民法:當國家為惡、政治失控、正義失靈,人民的反抗無罪》,聯經出版

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
譯者:劉維人
審定者:楊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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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權反抗、使用暴力、顛覆法律。
這,是在法律之外的另一種「法」。
《反民主》作者又一震驚世人的煽動之作!最狂的哲學書!
政府怎樣對你,執法者怎樣對你,你就有理由怎麼對待他們?

這是一本危險的書。

傑森・布倫南說:「政府代理人並未享有特殊豁免權,如果他們做了壞事,我們有第四種選擇:反抗他們。」且他們的「道德特權並沒有比一般人更多」。他以清晰的邏輯挑戰大眾認知,為我們辨明:在某些危急時刻,人人都能夠,也都該反抗、抵禦過度延伸的制度與國家暴力。

人們普遍認為,政府、政府代理人和政治人物擁有某種魔法防護罩,人們有義務遵從他們頒布的規則,即便那是殘暴且不道德的。人們普遍也認為,無論原因為何,使用暴力就是有罪,即便不使用暴力反制將帶來慘重後果。

但我們難道沒有反抗的權利嗎?
暴力真的就是錯的、不能作為反抗的手段嗎?
你以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只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嗎?

不,傑森・布倫南告訴我們,反抗、暴力、顛覆的確可能成為最終解決方法,且在道德上絕對站得住腳。當你看到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你可以襲擊警察;發現政治人物為私利做事,你可以砸毀其辦公室;發現政府危害國民時,所有人都有權利朝總統府扔汽油彈。

《暴民法》告訴我們,反抗並非受禁止事項,暴力則是合理手段。任何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就連政府自身,為惡時的罪孽也與平民無異,人人得而誅之。

我們在何種境況下有權成為「暴民」?
在哪種情況下有權顛覆法律,遵循法律之外的「暴民法」?

反抗與否總有衡量的基準,傑森・布倫南以鋒利的哲學之刃,為我們切開人們最懼於談論、情感上迴避的危險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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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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