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資本主義的世界》：政治資本主義體系的三項特徵與兩處矛盾

文：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

政治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

三項體系特徵和兩處體系矛盾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對由政治面驅動的資本主義定義是「利用政治力實現經濟利益」。按韋伯的原句：「企業發展者、大型投機者、特許權獵人的資本主義，還有更為近代、甚至在和平時期的金融資本主義，特別是與剝削性戰爭相關的資本主義，即使在當代西方國家依然帶有這些痕跡〔透過武力、政治關係、投機來發財〕⋯⋯ 部分大型國際貿易也與此相關。」韋伯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裡對這個概念有進一步說明：「政治資本主義已經存在⋯⋯無論是包稅（tax farming，譯注：政府以一定金額將稅捐課徵一事外包出去）、國家政治需求、戰爭、海盜、大型高利貸，還有殖民。」

目前實施政治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做了點修正，在執政時納入高效率且技術嫻熟的官僚系統，特別是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是此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特徵：官僚系統（顯然是政治資本主義的主要受益團體）的主要目標為實現高經濟成長並且執行能達成此目標的政策。統治的合法性來自經濟成長。官僚必須是技術官僚，要成功的話則選拔標準必須是能力至上，因為國家缺乏法治精神。缺乏法治精神則是政治資本主義的第二個重要特徵。

鄧小平（現代政治資本主義之父），中國從一九七○年代晚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的傑出領導人，可以說是開創了現代政治資本主義。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不如說這是一套結合了私部門活力、官僚有效管理，和一黨政治制度的行動方針。曾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還有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形容鄧小平的政治觀：「〔他〕特別反對多黨政治、三權分立，和西方的議會制度，堅不接受。幾乎每次提到政治改革，他都非常確定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對鄧小平而言，經濟改革是「向事實學習」，以及放寬私部門的幅度但不到可以影響國家和政黨的地步。趙紫陽寫到，政治改革意思是提升體系的效率，僅僅是「行政改革」罷了。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的觀點和保守派「元老」陳雲（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制定者）相去不遠，陳雲曾以籠中鳥來比喻私部門的角色：如果私部門管制太嚴，鳥就像被囚禁一樣最後會窒息而亡；如果太過放任，則會飛走。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給鳥兒一個寬敞的籠子。儘管這個比喻和中國改革保守派相關，但可以說鄧小平和保守派的不同之處在於私部門的鳥籠大小。對鄧小平來說，私部門的規模多大不重要，要限制的是私部門的政治角色，也就是影響國家政策的能力。夏明做出了很好的結論，鄧小平是「規劃了從國家社會主義平穩轉型到資本主義的首席建築師」，但他也「毫不猶豫消滅任何他認為危險的想法⋯⋯他〔在一九八六年〕阻止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而且〔在一九八九年〕殘酷地鎮壓了學生示威運動」。這種雙重傳統不僅定位了鄧小平的中國，更奠下了政治資本主義的模型。

鄧小平的態度類似於喬凡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二十一世紀的譜系》（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說的亞當．斯密派「自然」市場發展，在此資本家的利益不能站上高點，而且必要時國家仍然有採行符合國家利益政策的明顯自主權來控制私部門。國家以國家利益為圭臬（非常重商主義的特質），並且控制私部門的雙重能耐是當代政治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或者我們可以稱為第三個重要特徵。為了讓國家能斬釘截鐵地行動，條件是國家必須不受法律拘束；換言之，做出專制決策的是人，不是法律（前述第二特徵）。

像所有國家一樣，政治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法律，大多數時間都適用。然而，法治不是一視同仁（意即適用所有人，無論政治關係和黨派），因為這樣會破壞體系的建立並影響主要得益者。這種任意妄為（arbitrariness）對菁英大有好處，因為當法律礙路時，不論是自己或支持者可以根本不援用法律。另一方面，出現需要受點教訓的政治對手或商業競爭者，統治階級也能夠火力全開（甚至執法過當）。

所以例如，當習近平想要在位超過原來的兩個任期，或者當佛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需要規避法律因此四度競選最高首長時，法律就不會適用在他們身上。但是政治對手擁有的公司法律就會全力執行。當然這些對手不見得是清白的（像是被放逐的俄羅斯億萬富翁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但法律的適用的確有選擇性。政治關係深厚的中國富商蕭建華下場也和霍多爾科夫斯基差不多，突然從香港最頂級的酒店被綁走。這種任意妄為的權力正是孫曉義（Flora Sapio）所說的「無法地帶」（zone of lawlessness），在此一般法律被暫停。這樣的無法地帶並不是突變，而是體系的必要部分。

這讓我們看見了現代政治資本主義的第一個矛盾：對技術官僚和高技能菁英的需要，還有菁英必須在法治選擇性適用的環境下運作。這兩件事彼此衝突。技術菁英所受的教育是遵循法治並且在理性系統範圍內運作；但在法律適用上任意妄為則直接破壞了這些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