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資本主義的世界》:政治資本主義體系的三項特徵與兩處矛盾

《只有資本主義的世界》:政治資本主義體系的三項特徵與兩處矛盾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目前實施政治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做了點修正,在執政時納入高效率且技術嫻熟的官僚系統,特別是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是此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特徵:官僚系統(顯然是政治資本主義的主要受益團體)的主要目標為實現高經濟成長並且執行能達成此目標的政策。

文: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

政治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
三項體系特徵和兩處體系矛盾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對由政治面驅動的資本主義定義是「利用政治力實現經濟利益」。按韋伯的原句:「企業發展者、大型投機者、特許權獵人的資本主義,還有更為近代、甚至在和平時期的金融資本主義,特別是與剝削性戰爭相關的資本主義,即使在當代西方國家依然帶有這些痕跡〔透過武力、政治關係、投機來發財〕⋯⋯ 部分大型國際貿易也與此相關。」韋伯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裡對這個概念有進一步說明:「政治資本主義已經存在⋯⋯無論是包稅(tax farming,譯注:政府以一定金額將稅捐課徵一事外包出去)、國家政治需求、戰爭、海盜、大型高利貸,還有殖民。」

目前實施政治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做了點修正,在執政時納入高效率且技術嫻熟的官僚系統,特別是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是此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特徵:官僚系統(顯然是政治資本主義的主要受益團體)的主要目標為實現高經濟成長並且執行能達成此目標的政策。統治的合法性來自經濟成長。官僚必須是技術官僚,要成功的話則選拔標準必須是能力至上,因為國家缺乏法治精神。缺乏法治精神則是政治資本主義的第二個重要特徵。

鄧小平(現代政治資本主義之父),中國從一九七○年代晚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的傑出領導人,可以說是開創了現代政治資本主義。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不如說這是一套結合了私部門活力、官僚有效管理,和一黨政治制度的行動方針。曾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還有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形容鄧小平的政治觀:「〔他〕特別反對多黨政治、三權分立,和西方的議會制度,堅不接受。幾乎每次提到政治改革,他都非常確定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對鄧小平而言,經濟改革是「向事實學習」,以及放寬私部門的幅度但不到可以影響國家和政黨的地步。趙紫陽寫到,政治改革意思是提升體系的效率,僅僅是「行政改革」罷了。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的觀點和保守派「元老」陳雲(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制定者)相去不遠,陳雲曾以籠中鳥來比喻私部門的角色:如果私部門管制太嚴,鳥就像被囚禁一樣最後會窒息而亡;如果太過放任,則會飛走。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給鳥兒一個寬敞的籠子。儘管這個比喻和中國改革保守派相關,但可以說鄧小平和保守派的不同之處在於私部門的鳥籠大小。對鄧小平來說,私部門的規模多大不重要,要限制的是私部門的政治角色,也就是影響國家政策的能力。夏明做出了很好的結論,鄧小平是「規劃了從國家社會主義平穩轉型到資本主義的首席建築師」,但他也「毫不猶豫消滅任何他認為危險的想法⋯⋯他〔在一九八六年〕阻止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而且〔在一九八九年〕殘酷地鎮壓了學生示威運動」。這種雙重傳統不僅定位了鄧小平的中國,更奠下了政治資本主義的模型。

鄧小平的態度類似於喬凡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二十一世紀的譜系》(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說的亞當.斯密派「自然」市場發展,在此資本家的利益不能站上高點,而且必要時國家仍然有採行符合國家利益政策的明顯自主權來控制私部門。國家以國家利益為圭臬(非常重商主義的特質),並且控制私部門的雙重能耐是當代政治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或者我們可以稱為第三個重要特徵。為了讓國家能斬釘截鐵地行動,條件是國家必須不受法律拘束;換言之,做出專制決策的是人,不是法律(前述第二特徵)。

像所有國家一樣,政治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法律,大多數時間都適用。然而,法治不是一視同仁(意即適用所有人,無論政治關係和黨派),因為這樣會破壞體系的建立並影響主要得益者。這種任意妄為(arbitrariness)對菁英大有好處,因為當法律礙路時,不論是自己或支持者可以根本不援用法律。另一方面,出現需要受點教訓的政治對手或商業競爭者,統治階級也能夠火力全開(甚至執法過當)。

所以例如,當習近平想要在位超過原來的兩個任期,或者當佛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需要規避法律因此四度競選最高首長時,法律就不會適用在他們身上。但是政治對手擁有的公司法律就會全力執行。當然這些對手不見得是清白的(像是被放逐的俄羅斯億萬富翁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但法律的適用的確有選擇性。政治關係深厚的中國富商蕭建華下場也和霍多爾科夫斯基差不多,突然從香港最頂級的酒店被綁走。這種任意妄為的權力正是孫曉義(Flora Sapio)所說的「無法地帶」(zone of lawlessness),在此一般法律被暫停。這樣的無法地帶並不是突變,而是體系的必要部分。

這讓我們看見了現代政治資本主義的第一個矛盾:對技術官僚和高技能菁英的需要,還有菁英必須在法治選擇性適用的環境下運作。這兩件事彼此衝突。技術菁英所受的教育是遵循法治並且在理性系統範圍內運作;但在法律適用上任意妄為則直接破壞了這些原則。

第二個矛盾在於:(一)加深不平等的貪腐在系統非常普遍,因為賦與官僚的自由裁量權也被大家用來獲取金錢利益,地位越高好處越多;(二)為了維護政權合法性又必須遏制不平等。這完全符合韋伯對政治資本主義更詳細的定義。像稅收、法規執行、借貸關係、誰從公共工程中受益等決定通常都依人決定。這些決定部分是根據客觀條件,部分是根據潛在受益者是誰,還有菁英可能獲得的好處。菁英不應該僅僅被視為官僚體系,因為官僚體系和商業的界線很模糊。一個人可能有雙重身分,或是同一個「組織」中同時有這兩種角色的人,並且有「代表」分散在業界和政界。講得難聽一點,你可以說這種組織聽起來很像黑手黨。這些人創造出政商掛勾氏族,並且代表了政治資本主義盤根錯節的骨幹。隨著氏族壯大,政治資本家階級於焉誕生。

貪腐是政治資本主義的特色。任何需要人治決策的系統都會有貪腐。從菁英的角度來看,貪腐的問題是,如果程度太嚴重會破壞官僚系統的完整性還有官僚制定高度經濟成長政策的能力,維持住政治資本主義的社會契約將會潰散。人民或許能接受缺乏發言權(或者是不在乎),只要菁英們能不斷提升社會生活水準,提供可接受的司法系統,並阻止不平等擴大。但如果貪腐過了頭,這份共識不再成立:貪腐嚴重的政府無法維持高成長率,司法系統再也無法忍受,奢侈的消費也不再受控制。一切都會變得更糟。

體系始終處於危險的平衡。如果貪腐失去控制,體系可能崩潰。但如果徹底執行法律,那麼體系會急遽變化並且從一黨或一人統治變成菁英多頭競爭的體系。為了保持正常運作,菁英必須找出中間道路,過與不及都不行。某些時候體系可能偏向一側,但其他時候則偏向另一側。

有一種做法是強化法治,雖然無法徹底,畢竟自由裁量權是菁英權力的核心。這就是二○○三至二○一三年中國總理胡錦濤的策略。有些分析家錯以為胡錦濤的策略是中國最終邁向自由資本主義的第一步;雖然這不是目的,但較為遵守法律的政治資本主義的確看起來很像自由資本主義。習近平則採取另一套策略,強調打擊貪腐。這套策略並沒有碰觸決策的自由裁量權,只是打擊它最嚴重的濫用行為。結果則是政治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並沒有改變,沒有削弱官僚權力,而且政治和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巨大如昔。但這穩定了政治資本主義。

既然政治資本主義一定會有貪腐,斬草除根是不可能的。這麼做的話,體系要不變成自由資本主義要不就得變成鎖國自給自足。第四章將提到,自給自足的體系要控制貪腐不難(但有其他的問題)。

或許現在是時候總結一下我認為的政治資本主義體系特徵和主要矛盾。

三大體系特徵為:

  • 有效率的官僚系統(行政層面)。
  • 缺乏法治精神。
  • 國家的自主權。

兩大矛盾是:

  • 體系特徵一和二的衝撞;也就是對優良官僚體系進行客觀管理的需求,以及選擇性適用法律之間的對比。
  • 因為缺乏法治精神而導致貪腐,以及體系合法性的基礎。

某種程度上,矛盾是來自於系統的主要特徵。

哪些國家是政治資本主義
圖片_1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提供
「一黨專政」表示該國無其他政黨或者其他黨毫無作用;「一黨獨大」表示該國為多黨制但某黨總是贏得選舉。 資料來源:國內生產毛額資料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7年。貪腐排名來自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這份排名是根據「專家和商人對公部門貪腐程度的認知」製作。

中國和越南是政治資本主義的範例,但不是唯一。至少有其他九個國家的體系符合了政治資本主義的條件,如表三。列在表中的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是單一政黨或實質上單一政黨,允許其他政黨存在但不能贏得選舉,並且/或者由同一政黨執政長達數十年。

無論過去曾經是殖民地或類殖民地,該政權必須是在成功爭取到國家獨立後「誕生」。最後,請注意到所有列出的國家,新加坡或許除外,都是經過暴力衝突後獨立。甚至有一些還經歷了內戰。這張表也包含了在共產黨或左派政黨帶領下轉型為本土資本主義的國家(符合我所主張共產主義實現轉型成資本主義的國家)。十一個國家中有七個符合最後這一項。表中也列出了各國過去三十年的成長率,還有目前的貪腐程度。

除了安哥拉和阿爾及利亞,其他所有國家過去二十五年來的人均成長率都高於全球平均。二○一六年,表中十一國的總人口數為十七億(占了全球二四.五% ),生產總值占全球二一%(以二○一一年購買力平價為準)。回到一九九○年,它們的人口總數占全球二六%,但產值僅僅占了全球五.五%。換言之,過去三十年這些國家占全球產值的比重幾乎成長了四倍,顯然是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對其他國家深具吸引力的原因。

在貪腐方面,其中六國的排名遠低於中間國(二○一六年共列出一百七十六國,中位數為八十八)。中國的分數略好於中位數。波札那(Botswana)和新加坡為特例,因為國際透明組織所測量到的貪腐觀感非常低。

中國是目前這十一個國家裡最重要的一國,它是政治資本主義原型,而且也不斷宣揚這是大家都應該追隨的模式。因此我們也應該像對自由菁英資本主義代表國的美國一樣,仔細檢視中國體系裡的一些特徵,尤其是不平等。然而,不同的是我們對美國不平等的了解遠勝於中國。相較於中國,美國的資料不僅更久遠、更豐富,也更可靠和多面向(包括很重要的跨世代不平等傳遞),這在中國幾乎不存在。

表格註釋

1. 執政黨為共產黨或類共產黨。
2. 自2002年內戰結束後起算。
3. 自1993年內戰結束後起算。
4. 排名順序由貪腐程度最低(1)排到最高(176)。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只有資本主義的世界》,商周出版
作者: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
譯者:陳松筠、孔令新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資本主義稱霸了全球
但自由民主是否存續,卻是個問號

全球只有一種經濟體制:資本主義,但有兩種版本

在人類歷史上,世界首次被唯一一個政治經濟體系所主宰。在本書中,知名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解釋了自封建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後,這個重大歷史性轉變的原因。

米蘭諾維奇在研究各種模式的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提出質問:當資本主義成了世界唯一的政治經濟體制,未來會更美好嗎?他的結論令人擔憂,但還有轉圜餘地。資本主義有很多缺陷,但也很有幫助,我們無法逃離資本主義,但可以改善它。

自由菁英資本主義 vs. 政治/威權資本主義

米蘭諾維奇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確實「有效」。它帶來繁榮,滿足人們對自主性的渴望。但同時也讓人們付出道德上的代價,促使我們將物質成功視為最終目標。

在西方,「自由菁英資本主義」現在因為不平等和恣意妄為的資本家所扭曲而出現裂痕。書中從1914年之前的古典資本主義開始追蹤其演化,經過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來到富裕世界的自由菁英資本主義。並以美國為代表,探討自由菁英資本主義的四大特徵,包括淨所得在勞動和資本間的分配、高資本所得與高勞動所得的連結、婚姻模式,及財富的跨世代傳遞。再進一步論述這些系統性因素如何影響所得分配,並造成上層菁英階級的形成。

另一方面則是出現在部分新興國家的「政治/威權資本主義」,例如:中國、越南、新加坡等。作者認為政治資本主義大多數是殖民地或類殖民地社會發生共產革命後的產物,因此會先討論共產主義在全球歷史中的定位,以及共產革命對殖民地社會的影響。接著以中國為例,闡述政治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矛盾,還有國際角色。雖然許多人聲稱政治資本主義更有效率,但它也更容易受到貪腐的影響,而且一旦經濟成長趨緩,社會動盪便隨之而來。

資本主義與人類的未來

展望未來,米蘭諾維奇認為關鍵取決於自由菁英資本主義是否能踏入更先進的「人民資本主義」,但也可能出現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向:轉變為「金權資本主義」和政治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個有風險的系統,但也是人為(人類)的系統,我們的選擇,以及我們能否看清這些選擇,將會決定資本主義與人類的未來。

getImage-3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