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耀之山》詹偉雄導讀：那座輝耀著夕照光芒的山體，永遠地改變了少年

文：詹偉雄

導讀：山，與青春的遭逢

If youth knew; if age could.
如果青春得以知曉，如果年長仍能果敢。
——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Yet all experience is an arch wherethrough
Gleams that untraveled world, whose margin fades
For ever and ever when I move.
我所有的體驗，宛彿貫穿那拱門
那無人涉渡的世界在彼處輝耀，每當我前行
它的邊界便永永遠遠地，褪走消殞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詩作〈尤里西斯〉（Ulysses）

If adventure has a final and all-embracing motive, it is surely this: we go out because it is our nature to go out, to climb mountains, and to paddle rivers, to fly to the planets and plung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oceans... When man ceases to do these things, he is no longer man.
如果探險有一個終極的、廣為人接受的動機，那當然就是這個：我們向遠方出發，乃因為我們天性就是要出發，去攀爬山岳、去操槳溯河、飛向星際、躍入大洋最深處⋯⋯；當人一旦停止去做這些事，他便不再是人了。
——威爾弗德．諾伊斯（Wilfrid Noyce），一九五三年英國聖母峰遠征隊成員

《輝耀之山》是一本關於青春的山岳文學，或有可能，也是最迷人的山岳文學。

它的作者——英國少年彼得．博德曼，在二十六歲那年，與同樣年輕的夥伴喬．塔斯克（時年二十八），相約結伴攀登印度北阿坎德邦加瓦爾區喜馬拉雅山（Garhwal Himalaya）的強卡邦峰西壁，這座山在整個由西北延長向東南二千四百公里的喜馬拉雅山脈中，高度並不出眾（六八六四公尺），即便在小區域的楠達德維保護區（Nanda Devi Sanctury）裡，它都比左側的都納吉里峰（七○六六公尺）與南方印度第一高峰楠達德維峰（七八一六公尺）要矮上一截，但在它面向落日的西邊，卻擁有一片光華耀眼、垂直陡上一千五百公尺的乳白色花崗岩壁，以巨大的威嚴，凝視下方的冰河，展示著一種宇宙洪荒般的倨傲。

一九五三年，英國遠征隊成功登頂聖母峰，大英國協紐西蘭籍的愛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ary）與嚮導雪巴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經由尼泊爾南線路徑首度登頂，鼓動了八千公尺高峰的衝頂熱潮，短短十一年間，全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峰尖，都踏上了現代登山者的冰爪足跡，對於七○年代盛世的後繼者來說，問題來了：地球表面上，還有哪些山巔，能激發出更非凡的攀登能力，能引動更曼妙、更電光石火的身心體驗與視野？

在當時，有三類答案彼此交織：八千公尺巨峰的新路線、未登峰的首登（雖然高度不及八千公尺，但難度通常更高）以及需要睿智身手的大岩壁攀登。

彼得與喬所選擇的強卡邦峰西壁，即是那個年代公認的天險之一。他們兩人花了四十天，運用彈性機動的半阿爾卑斯式攀登法，雖然仍架設固定繩、高地營帳，但不倚靠其他幫手的攀登協助，接力運補食物與繩索輜重，兩人輪流擔任先鋒攀登，總共在岩壁上垂吊露宿四個晚上，完成了當時人們認為幾近不可能的壯舉。

彼得後來將他二十六歲那年的強卡邦經驗寫成了《輝耀之山》（The Shining Mountain）。在歷程中，他有憤怒也有迷惘，有驚嘆亦曾幻滅，山與粗礪的大自然不斷衝擊少年既有的心智與世界觀，辯證放大與渺小的自我，風霜與雪片揉入了眼眶中的淚水。當他下山回到英國，少年彼得已經不再是出發時的彼得，那座輝耀著夕照光芒的山體，永遠地改變了少年。

《輝耀之山》出版於登頂的兩年之後，它的魅力，固然來自於進行岩壁攀登時，生死一線的緊張與懸疑，也來自少年以誠實的筆觸，細緻地一分一毫，刻畫了這一成長、蛻變的心靈位移。

彼得的繩伴喬．塔斯克大上彼得三歲，是敘事主角「焦慮的來源」。在好強地答應喬的輝耀之山邀約的那一刻，彼得所面對的，不只是那面絕壁投射的墜落風險，還包括在喬強大的登山事蹟背後，當一個小弟或跟班的自我懷疑，當然，也包括不時偶一迸發，想要完敗大哥的某種超越意志。

在他們啟程攀登強卡邦峰西壁的前一年，彼得與喬兩人各自完成了英國登山史上聲名大作的兩趟遠征：彼得參加的是由英國登山教父克里斯．鮑寧頓籌組、聲勢浩大（人數超過百人）的聖母峰西南壁首登隊，最終，彼得與另外兩名隊友和一名雪巴嚮導成功登頂，成為聖母峰上最年輕的英國登頂者，但也是第一次，他目睹隊友在暴風雪中消逝，領略死亡；喬所參加的遠征，則是強卡邦峰對面的都納吉里峰挑戰隊，和聖母峰登頂時所採用的大隊伍「圍攻」策略（siege strategy）不同，喬的隊伍只有他與繩伴迪克．阮修（Dick Renshaw）二人，他們在高山上刻苦求生、彈盡援絕，登頂後甚至已經沒有瓦斯可以融水解渴，阮修下山手指凍傷，還得緊急就醫治療。

在彼得與多數登山者的眼中，聖母峰的新路線首登固然博得大眾媒體青睞，但喬與迪克的那種素樸的登山法，才是直球對決的正道，而能完成這樣任務的人，在心智、技術與體能上，必定才是真正的強者。也因此，當迪克因為凍傷而無法立刻爬山，喬試探地邀約彼得時，小老弟不加思索地便一口應允。強卡邦峰西壁是喬．塔斯克心中的輝耀之山，他在爬對面的都納吉里峰時便拍下大量照片，揣摩著各種岩隙交錯的攀登路線，但對於彼得而言，強卡邦山的西壁，則是當他與喬爬上了巔峰之後，細思回顧，在人生彼端永遠隱隱約約閃爍的青春之山。寫下這本書，他彷彿走出了成長的幽暗地帶，也堅定了他成為職業登山家的心智。

「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是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布魯姆（Harold Bloom）研究英語詩歌傳統時，一個引人入勝的發現。在《影響的焦慮：詩的一種理論》（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一九七三年出版）這本書裡，布魯姆論證說：一個詩人背後必定藏著另一個詩人，所謂「the poet in a poet」，一位文學青年因為受到某個之前關鍵詩人的啟蒙，情感與心智皆獲震盪，才會投身入這門技藝。

但弔詭的是，這位帶你入門、領略抒情之美的前人，卻也會成為入行者的枷鎖，你的遣詞造句，無不蘊含師傅的遺跡和思路，這在強調獨創文采的詩歌領域，是一個永恆的焦慮。那些擺脫不了的創作者，布魯姆稱之為「羸弱詩人」（weak poet），反之，有極少數能超越前人者（例如華滋華斯與愛默生），則是「強健詩人」（strong po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