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記者看《港區國安法》：法案的意義不是要讓你懂，而是要讓你怕

文：陳益能（國際記者聯盟前執行委員・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前秘書長）

「它的意義不是要讓你懂，而是讓你怕。」（ The meaning is not for you to know but to be scared.）

2020年7月1日，港版國安法見人。在這一天，我訪談來自三個不同國家的外籍記者，試圖探查他們認為將如何受到這部法律的影響——像是，香港將變得更危險嗎？或者也不特別惡劣，就是回到北京上海特派他們的環境等等。

但是問完一輪，能寫下來的和問之前一樣多，三個人講的意思都等於「不知道」。香港大律師公會在當天的聲明有一條說，「要了解這部法律將如何運作，以及將對既存法律和司法系統造成的影響，需要一個徹底的研究」，似乎早就講白就是這麼回事。

瑞典籍的奧森因為接連寫了關於第一位因為支持中國人權運動而遭拘禁和強迫電視認罪的外籍人士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和銅鑼灣書店瑞典籍股東桂民海的專書，被中國拒發簽證列入黑名單，更是一語點破：這部法案的「意義本來就不是要讓你懂⋯⋯」（The meaning is not for you to know…）。《每日郵電報》亞洲特派史密斯女士說，她完全無從判斷，「這是地圖上沒有的水域」（uncharted water）。搞獨立媒體的丘琦欣比較熱血，他強調現在去香港一定要預備隨時被逮補。

三人還有一項可能大家都有的共識，就是火車已經離站了，千萬不要想說它會再回來的幻覺。一國一制不會一夜發生，但是會發生。這樣，他們反而留下更大的問號：香港的記者現在在拼什麼命？

為隨時遭到「恣意」逮補做好「思想準備」

擷取自Twitter

丘琦欣（Brian Hioe）在台灣最大的英文獨立新聞雜誌網站《破土》（New Bloom Magazine），只靠募款已經活過六歲，是一項夠讓人匪夷所思的成就。這位創辦人編輯透過行政募款，每個月交出甚至有時多達二十篇報導和評論稿件。去年夏天他已經為了報導香港飛了兩趟，靠的全是群募得來的資金。鬧窮的營利媒體或可學習我，也向他請教如何辦到那些事。

他告訴我，如果我現在去香港採訪，首先得為隨時遭到「恣意」（arbitrary）逮補做好「思想準備」，而且需要能夠在遇到那種狀況的時候「知道該說什麼話」——這需要預先找好在當地懂這些事的聯絡人向他們請教。他在上路前兩個月就開始做這件事，等他後腳走出香港海關櫃檯的時候，不只在港有人等著接應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也有人等著他在 Twitter 上發個很可能是毫無意義的廢文（表示「沒事」）。這看似浪費生命的事情，他將按照固定的時間間隔不停地重複做，直到負責載他回台灣的機長下令關手機為止。

一旦他錯過回報的時間，聯絡人們——包括在港和不在港的——就會因為沒看到他的廢文而當他出事，開始執行預先設計好的應變計畫。我想起國內一組常往東南亞跑的菁英小隊，裡面的頭兒曾經跟我談到實地採訪被種族清洗的羅興亞人，他的行前準備幾乎一致，只是他或許沒有那麼強調隨時會被逮補。

西方世界從來不曾料想到中國會這樣背叛⋯⋯

但精確地說，針對記者，丘更強調的風險是「拘留」（detain），而較少「逮補」（arrest）。因為他觀察港警「逮補」的興趣，較多是衝著抗議的人；港警雖然也抓記者、給記者上銬，或許真正的目的是「打斷」（disruption）記者所做的事或甚至是嚇唬他們。

但是丘不認為警隊會誤判自己能收拾逮捕記者引來的麻煩。他這種信心好像不能說真的和他用來進入香港的美國護照無關，但是應該更多跟他提到前年港府拒發工作簽證給《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事件有關。那還只是請編輯先生回家，捅出來的包就已經不是警隊賠得起。

尤耶・奧森（Jojje Olsson）說，「如果當年香港有今天這部法律，馬凱已經不在了」。

擷取自Twitter

後續報導似乎顯示，一直到2018年10月6日《金融時報》發布自家亞洲新聞編輯被拒換新簽證的消息之前，西方世界從來不曾料想到中國會這樣背叛它對香港的承諾。台灣人或許覺得難以理解——但是如果西方真這麼沒看見天外會來這一筆，那麼或許就能解釋丘琦欣、史密斯，和奧森，來自地球上完全不相連的三個陸地的記者，在香港被中國徹底羞辱的這一天，都提到那起西方沒料到——可能仍感到惱怒的——橫禍。它固然在當時驚動萬教，但現在看起來更像這些對香港有強烈情感的記者身上的創傷。

哀傷中切記：敵意環境訓練是絕對必要的！

擷取自Twitter

妮可拉・史密斯女士（Nicola Smith）——《每日郵電報》（The Telegraph）的亞洲特派員——告訴我「在社群媒體上」，她看到在中國的同事的「情緒（sentiment）的確是哀傷的」。當我問他會給現在要去香港的記者什麼建議，她劈頭就答「敵意環境訓練是絕對必要的」。

我再接著問「你說的訓練，和你去伊拉克之前接受的訓練，是同一件事嗎」——如果她說現在要去香港的記者，需要先學會她去戰區需要會的技能，我不能漏聽那句話。她說「是」。

她告訴我「敵意環境訓練」（Hostile environment training）的課程在過去並不普遍，但是現在在英國媒體或電影環境，這種課程有時是保險公司承保的條件，或是像她說「新聞記者大約每三年需要接受一次」，由電視臺提供給員工的訓練。那是「因為過去幾年累積的一些改變，媒體機構現在對它們的員工比起以前負責任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