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帝國的邊境》：藉由重塑帝國神話，乾隆皇帝創造出了所謂的「多重帝國人格」

文：里博（Alfred J. Rieber）

【第二章 帝國意識形態：文化實踐】

清帝國

中國的案例在幾個面向上都是極為特殊的。首先，統治者的概念在中國完全是源自本土的，而且在很長的時間裡都非常一致。其次，漢人自己的王朝和外來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擁有同一套帝國建構的意識形態；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元朝（蒙古人）和清朝（滿人）這類由征服者建立的王朝，都試圖將中國當作龐大的資源來看待，藉此擴大自己在內亞草原地區（也就是蒙古人和滿人發源之地）的勢力。

中華帝國如此長壽，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不斷由強大的融合機制所鞏固的文化一致性，以及對外來傳統的靈活回應和寬容。源於皇帝神性傳統的整體宇宙觀，連結上了高度發展的道德倫理體系（亦即儒家思想），體現在用來界定官僚職能和皇帝義務的儀典之中。當滿人皇帝於十八世紀建立內亞帝國時，他們便試圖吸納非漢人的宗教來合理化他們的統治權力。對於蒙古人和藏人來說，皇帝就是「轉世活佛」，是佛教中文殊菩薩的轉世化身。

皇帝同時身兼至高無上的立法者、司法官和行政官。理論上他擁有絕對權力，但他受到的限制，又和俄羅斯沙皇、鄂圖曼素檀、伊朗國王或哈布斯堡王朝皇帝不盡相同。皇帝的權威是可以因為道德問題遭到挑戰的（儘管這需要一個勇敢的人挺身而出），而這些道德問題，則是根據學者對歷史的詮釋所界定的。由古代皇帝流傳下來的前例，具有很強的道德力量。皇帝可以宣稱自己「開啟了新的時代」，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麽做在本質上並不會改變「古代」的制度，例如科舉制度，或是已成規章的儀典等。

能證明儀典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多不勝數；它們為我們揭示了，將幾個相互衝突的道德規範調和在一起的做法，可能隱含了哪些問題。一五二四年，明世宗為了盡孝道，在著名的「大禮議」中試圖為他的父母追諡帝后封號，而孝道正是儒家倫理的最高美德之一。然而此舉卻與同樣源自儒家倫理的遵循歷史傳統，以及儀典正確性等概念相矛盾。家庭價值觀與國家價值觀之間的衝突，也導致了皇帝與大多數學者和官員之間的衝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皇帝罷黜了許多官員；他們如果不願屈服，就得為嚴守道德理想而付出痛苦代價。

中國皇帝並非公眾人物；他們比較像伊朗國王或鄂圖曼的素檀，而不是羅曼諾夫或哈布斯堡王朝的帝王。不過清朝初期的幾個皇帝倒是值得留意的例外。康熙皇帝擁有軍事長才，曾和軍隊一起遠赴沙場，而明朝的首位皇帝朱元璋也是如此。康熙也重啟了皇帝出巡的傳統，藉此將帝國空間重新界定為一個可以移動的核心，但這些出巡非常制式化，而皇帝也幾乎沒有機會真正接觸到人民。儘管如此，組織這些壯觀的南巡，以及在其他地區進行的短期出巡，導致各地都出現了行宮，因而在各地留下了明顯可見的皇權符號。

在北京這個真正的權力中心裡，大型的園林建築則被用來強調帝國的文化多樣性。這些園林裡的建築樣式多元，有江南樣式的宅邸、內亞風格的遊樂宮，也有來自西藏的宗教建築。尋常百姓可能無緣一見這些園林建築，因為這些建築主要服務的對象是高階官員以及來自邊境地區的使節，他們都被園林這種象徵清帝國多元文化的空間所深深吸引。

帝國政權最外顯的視覺符號，便是建有城牆的城市，尤其是北京。但即使在清朝以前，這個城市就已經是世界的地理中心，亦即象徵意義上的第五個方向；至於東、西、南、北這四個方向，則由各個蠻族所界定，例如北方是北狄，南方則是南蠻。京城的城牆、大廣場以及皇宮，分別在一條軸線上依序排列著，這條軸線代表的正是「朝覲帝國的路徑」。北京城一共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彼此由城牆區隔開來，也象徵著帝國政權的階序：紫禁城是皇帝和皇室成員的住所，皇城則有官署建築和許多官員的宅邸；內城主要供滿人、蒙古人和漢人等旗人家族居住，而大多數的老百姓則住在外城，不分族裔地混居在一起。

由於滿人皇帝來自少數民族，又必須統治講漢語的廣大漢族人口，因此選擇了文化多元的政策。乾隆皇帝認定自己是滿人、蒙古人、藏人、維吾爾人和漢人這五個民族的統治者，並且學習他們的語言。但是統治者同時也認真保存自己的語言，以此作為征服者身分的象徵，就像他們也會保護故土，以免家鄉遭到漢化。他們消除了滿洲內部的地域差異，訂立標準滿語，並把這個語言當作蒙古人和其他東北亞民族在旗人學校裡的教學語言。

他們並沒有以滿文取代漢文作為官方語言，而是將滿文列為政府的兩種語言之一。清帝國也促進了文化傳統的發展，並將中國的經典翻譯成為邊境地區人民的語言，尤其是蒙文和藏文。因此，身為「蠻族」的滿人征服者不只收編了本地菁英，還培育了來自邊疆地區以及主流漢人的幾代文人和行政官員，好讓他們接受滿人懷柔的帝國統治。

在所有帝國理想之中，「天命」是最古老，也最歷久不衰的一個概念，起源於公元前一千年。它確立了合宜行為的道德原則，並以此作為皇帝正統性的基礎；如果皇帝未能符合行為準則，天命就會遭到撤回。自然災害和外來入侵，或是其他種類的系統性危機，也可能會嚴重破壞皇帝的道德權威，並為叛變的官員和叛逃的士兵提供了合理性的來源。這種概念讓暴力革命得以實現，同時也確保新的統治者可以重新獲得天命的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