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帝國的邊境》：藉由重塑帝國神話，乾隆皇帝創造出了所謂的「多重帝國人格」

但直到二十世紀，中國人都仍無法想像，世界上可能存在其他制度可以取代皇帝的絕對權力。然而有些時候，儒家的傳統和天命之間也會出現緊張，比如在早期的滿人治下，清朝統治的正統性來源就存有不少爭議：究竟這個正統性是因為清朝吸收了中國文明中的道德標準呢，還是因為滿人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經受到天命的特別眷顧」呢？

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套詳盡而精細的道德理想和行政架構，可以將該思想傳遞給人民。儒家思想從來就不是一套單一而靜態的原則。雖然儒家思想缺乏超自然的元素，也沒有祭司教士，但它並沒有排拒像佛教和道教這樣的替代信仰體系。這三種學說體系彼此之間並非完全無法相容，它們會為了獲得皇帝和政府資源的支持而相互競爭。這個體系內部一致，但絕非靜態。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儀典規章。事實證明，儒家思想對某些種類的變革格外有用。

比如說，宋代的知識分子社群人數更多，也更自外於朝廷。他們以一視同仁的方式看待人，強調自我修養、聖賢的追求，隨之對朝廷儀式的興趣也下降了。自南宋（十二世紀）以來，在儒家傳統裡便存在著理學（亦即實證研究）與心學（亦即先天知識）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各個學派之間的爭議，卻也證明了儒學傳統的活力。隨著條件嬗變和新問題的出現，學者們開始探索如何用新的途徑解讀古代文本。理學學派集宋代新儒學的大成，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變得更加制式化與教條化，並在十六世紀時受到王陽明的嚴厲批評，因為他試圖重振知行合一的傳統。

到了清代，儒學又出現了進一步的調整。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康熙（一六五四年至一七二二年），藉由儒家思想的複雜傳統來鞏固統治，獲得了許多仍效忠前朝的漢人學者的支持。康熙下令編撰一系列新的儒家道德規範，而這些規範體現在被稱作《聖諭廣訓》的十六條聖諭之中。他所支持的新儒學，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比起早期的詮釋還更具有規範性。它強調階序分明的社會關係，強調服從和勤奮，但也對不同性別實行差別待遇，而且無論統治者本人有什麼缺點，人民都必須對統治者絕對服從。皇帝自己也參與了朝廷學者的討論，並命令官員用白話易懂的文字，將《聖諭十六條》傳播給識字的讀書人。

書畫一直是儒家體系的一部分。康熙積極延攬學者、詩人和藝術家進入朝廷，目的是為了歌頌自己所統治的盛世，描寫因失德而注定潰敗的明朝。在他的兒子雍正（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在位）統治之下，這種道德教化的工作愈演愈烈；史學家史景遷曾說，道德教化後來也成為「中國晚期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主題，無論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大叛亂之後，還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等政權統治期間，皆是如此。」孫中山在他融會諸學的《三民主義》裡納入了許多新儒學的訓誡，而蔣介石則在更具專制色彩的新生活運動中，同樣從新儒學汲取了許多元素。

滿族對儒家價值觀和中國文學傳統的認可，甚至提倡，不僅使清帝國贏得了士大夫的效忠，也獲得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忠誠。清初的皇帝曾試圖對古老的滿洲民俗文化加以正式化，以便讓它們符合中國的古典傳統。與此同時，清朝皇帝也認為必須在剛納入版圖的西北邊境地區，維持旗人軍隊中的戰士傳統。

乾隆皇帝（一七一一年至一七九九年；一七三五年至一七九六年在位）除了醉心於儒家思想，也關切滿洲戰士傳統的衰落，尤其是居住在邊疆地區的旗人。他重振了薩滿教，並在自己的詩作中浪漫化了邊疆文化的男子氣概，而這些都表現出清朝兼容並蓄的意識形態，以及邊疆地區周而復始地對帝國中心文化造成的影響。

乾隆時期，清帝國出現了最有企圖心的一次嘗試：藉由重塑帝國神話，他們創造出了歷史學家柯嬌燕所謂的「多重帝國人格」（multiple imperial personae）。皇帝在宗教上的形象，藉由意識形態抽象化的過程而得到普及；他被描繪成擁抱多種傳統和價值體系的統治者，因此不論是什麼人都可以在皇帝的神話身分中寄託自己的想望，也因此皇帝對他們而言都是有吸引力的。

無論帝國對於其他文化傳統有多寬容，儒家倫理仍持續在帝國的意識形態中占有核心位置。其在十九世紀曇花一現的改革（亦即大規模內部叛亂之後所謂的同光中興）中所扮演的角色，今日在學界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然而不論如何，有一點顯而易見。

改革者分為兩個陣營：保守派試圖借用一些西方技巧和外交手段來恢復舊有的秩序，而儒家文人和學者組成的另一派，則希望改回折衷方案，強調守法的觀念，強調為了服務國家而自我犧牲，也強調對當時的問題採取務實解決方案。十九世紀末蔚為潮流的經世致用學派，也是由他們奠定了早期的基礎。這個意識形態的漫長更新過程，引入了不少關鍵改革，其中包括以公共利益為主的盈利經濟原則，以及積極的移墾政策（尤其是在邊境省分）。

中國於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間的甲午戰爭中戰敗之後，許多人積極地想證明，儒家思想並不反對社會變革或社會進步。有些知識分子在領導被稱為「百日維新」的改革運動時，有時會採用「今文學派的超自然語言，將進步的力量寄託在天地之中。」

雖然他們的論證過程存在矛盾和含糊之處，但改革派仍然試圖調和皇帝以及一般文人的傳統概念；換句話說，皇帝傳統上被視為上天感召的聖人，因此也是擁有絕對治權的現行君主，而一般文人，就傳統上來看則是以孔子作為模範的平民聖人，他們「體認到必須將世界從混亂之中拯救出來，並弄清楚普遍原則是什麼」。這些對於經典的自由詮釋，也引起了年輕皇帝光緒（一八七一年至一九○八年）的興趣，他後來發布知名的詔書，開啟了「百日維新」時期。這個事件涉及中國的許多制度，我們將留待下一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