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日常的時間性（下）：病毒綁架了日常狀態，也修改了日常的「時間性」

這篇文章從與病毒同步的過程來展開疫病日常中的時間經驗，材料和論證都不嚴謹，只能算是研究日常中的隨思雜記，如果真要說出一個問題意識，我想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疫病日常的時間性會以什麼方式成為意識的對象呢？在探索日常時間性的背後，是對現代性的困惑：如果作為一種時間經驗的現代性的結束已經開始，那麼「病毒」是否可以是海德格用來定義日常時間性的「首先」與「通常」？或者更明確的說，如果病毒已經正在接管「日常」重新定義時間性，那麼疫病日常中的時間經驗是否預示著現代性及其體制將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呢？當然這些假設性的問題，都不會有明確的答案，而是作為思考疫病日常與現代性對話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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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很長的篇幅描述與病毒同步的過程，對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而言同步即時間本身，時間是「將兩個或多個在事件過程中持續運動的位置或段落『置入關係當中』」的同步手段（p34），能夠在社會世界裡定位人類活動，調節共同生活（p25）。 這是將時間視為一種「符號現實」（semiotic reality），由於事件的過程本身就是可感知的，「關係」所呈現的是認知者對這些感知的加工或者標準化的結果，在可溝通的社會象徵中被表達，應用在事件流中，就成了確定社會活動的位置或其間的手段。

Norbert Elias所說的「定位」是以人群為中心的符號現實，在病毒的肆虐下，這樣的符號現實卻顯得不堪一擊，與病毒同步的時間經驗顯示，協調人類活動和非人類病毒活動的時間符號，並不總是朝向同質、抽象與制度的異化時間演進，異化時間或許是能夠支持資本主義的時間經驗，卻也任由符號任意性褻瀆主體或他者的時間主權。

對於時間的闡釋，除了將客體化視為一種異化過程的典範以外，另一種客體化是觀照或者體察經驗結構的現象學典範。1927年海德格出版了他的曠世巨作《存在與時間》，這本書有一個遠大的計畫是通過對時間的闡釋具體探討存在的問題，現象學的取徑將時間經驗視為此在的展開狀態。對海德格而言，時間性使此在的存在成為可能，此在在各種存在狀態中展開自身，在領會、情緒、沉淪和言談等存在結構中組裝經驗，時間將經驗組合成連續序列在地平線上綻放進入空間，自身因而在時空中有了一個寓居之所。

然而，這麼一個建立在「此在」的存在主義哲學卻是敵視日常的。儘管海德格的確清楚的認識到所有能夠描述此在存在方式的那些結構都得被回收到時間性之中，海德格對日常狀態的描述卻是「單調」，「單調」是一種對日常時間性的領會，能夠「把無論這一日帶來的什麼事情都當作變化」（頁485），儘管有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有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很慢，但還是沒有能夠記得時間的樣貌，日常狀態就像是一則沒有英雄的平凡故事、沒有signature的言談、沒有歇斯底里的情緒、甚至是沒有痛感的沉淪，而這一切都指向日常時間性的「未思」，反映出此在對「他者」的漠然。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這本書裡的慣性鬼打牆，經常會對時間性與日常發出一些驚人之語。在這個與病毒時間「同步」的疫病日常裡，我思索著海德格對「日常」的敵視到底說的是一個存在主義哲學上的結論，或者是海德格對日常狀態的領會？1920年代的歐洲是個充滿驚奇彷彿所有不幸都說好了一起降臨的動盪時代，正值盛年的海德格卻迎來了許多人一生夢寐以求的日常狀態。1923年他開始擔任馬爾堡大學哲學教授，在托特瑙堡營造了他自己的別墅（the Hütte），並開始專注寫作《存在與時間》的第一稿。他的教學出眾，獲得許多榮譽，他的神學家同事也都是一時之選，使他在思索存在主義的問題上有長足的進展，1926年他把自己隱居在他的別墅，用很短的時間完成《存在與時間》初稿。

然而，對一個歧視猶太人的德意志主義狂熱者，在德國正面對生死存亡之際，享受或者說是寓居於夢寐以求的日常狀態，或許是令人難堪的。想像他隱居在別墅裡，享受著不被打擾的寫作時光，思索著存在主義的大問題，在柏林正在發生的大規模失業潮、四面楚歌的共和政府搖搖欲墜，歐洲政局每日都有新的變化，所有的擔憂與焦慮都被禁錮在一個「單調」的日常狀態之中。

或許對海德格而言，真實生活中的日常是令人尷尬也是令人沮喪的存在狀態，日常時間性像是有一種魔力，把一切所有的不穩定甚至應該是驚天動地的變化，變得平凡甚至成為一種自帶某種節奏的慣性（routine），這個無法被逃離的狀態，竟然也就成了「從時間性闡釋此在」的難點，就連海德格自己也不諱言地指出，「只有在對一般存在的意義及其種種可能的演變的原則性討論的框架內才可能充分地從概念上界說日常狀態」（頁487）。海德格「從時間性闡釋此在」的哲學計畫終究永遠沒有能夠完成。原本計劃寫作二部共六篇的《存在與時間》僅僅完成了二篇的導論部分，其餘的寫作計畫也無疾而終，甚至在1936年以後，海德格的哲學思考全面轉向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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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綁架了日常狀態，也修改了日常的「時間性」。如果說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用世故與狡狤的眼光看待日常，那麼在病毒的肆虐下，海德格筆下那個「單調的」日常時間，顯然不可能也不應該存在。海德格對日常的敵視乃至對他者的漠然，就如列維納斯對海德格的批評，過度高舉此在的倫理學反倒讓人無視主體對他者的暴虐，海德格的存在主義精準的捕捉了現代性體制的暴力，而病毒性卻能夠以一種輕巧的方式摧毀現代性的體制，這不是病毒的反抗也不是意識形態的操作，病毒就只是存在而已，它的存在顯示對他者的無視衍然就是現代性體制的缺陷，這樣的缺陷可能導致體制的全面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