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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日常的時間性(下):病毒綁架了日常狀態,也修改了日常的「時間性」

疫病日常的時間性(下):病毒綁架了日常狀態,也修改了日常的「時間性」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病毒綁架了日常狀態,也修改了日常的「時間性」。如果說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用世故與狡狤的眼光看待日常,那麼在病毒的肆虐下,海德格筆下那個「單調的」日常時間,顯然不可能也不應該存在。

同樣的,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班雅明在《柏林童年》中用天真與欣賞的眼光看待日常,在病毒的肆虐下,班雅明筆下那個「進步的」日常時間,也許不如想像中的美好,在《拱廊街研究計畫》裡,城市漫遊者生動活潑的進步日常,或許精準的捕捉現代性的創造力,病毒卻使得這一切的行動都變成是危險的,危險帶來道德上的疑慮,病毒的存在直指現代生活的倫理缺陷。

如果說現代性的時間經驗讓每一個人都成為存在主義的哲學家,那麼我們是否也應該期待,疫病日常的時間經驗,讓每一個人都成為規劃共同生活的倫理學家?雖然說現代意識的起源總是被回溯到啟蒙時代,作為一種時間經驗的「現代性」卻是時間性成為意識對象的近代現實,反映的是「日常」被問題化的一種存在狀態。

十九世紀以來新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在戰爭和瘟疫的襲擊下幾近崩潰邊緣,就此拉開後帝國主義時代的序幕,去殖民運動和自由主義定義了二十世紀的世界秩序,工業化、全球化和金融化成為現代性不可逆轉的趨勢。各種快速變化的現實挑戰讓日常的穩定狀態,被動時間經驗被任意性所佔據,無法迴避的日常需要一種新的時間觀來駕馭不確定的和不可預測的變化,安置在日常狀態下主動的時間經驗。

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那些曾經一度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突然之間失去前進的動能,崩潰會取代進化重新定義後瘟疫時代不可逆轉的變化趨勢嗎?瘟疫之後的人類世體制如何規劃共同生活,對病毒性的觀照帶來倫理生活的可能,對於這樣的可能性我們樂觀以待。

本文經芭樂人類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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