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工作》:過勞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代表這個人已經無法再相信世界有意義了

《不工作》:過勞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代表這個人已經無法再相信世界有意義了
Photo Credit: Sam Wolff from Phoenix, USA@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會使繭居族一直待在灰暗之中的,其實是他們相信自己「有無限可能」的幻覺,而這份幻覺的源頭則是日本教育與消費資本主義。為了要做些什麼事、成為某種人,就必須放棄做許多其他事、成為另一種人的自由,而這種可能性的限縮恰恰是繭居族無法接受的事。

文:喬許・柯亨(Josh Cohen)

心力耗竭與渴望回到無欲狀態

我的諮商室裡充斥著關於想避世隱居的各類故事,還有關於再也不工作、欲求、感受,只想從人類每天的心靈活動中徹底解脫的種種幻想。我的個案會用一種不帶苦澀或絕望的聲調告訴我:「我不想自殺,但是我偶爾會覺得一了百了也好。」或:「有時候我只希望能從世界上消失。」

他們說這話的時候其實自己也明白:等到他們一踏出諮商室,這世界就又會重重壓在他們的身體與心靈上,叫他們會感到困惑、關心、氣憤、激動、有所盼望或好奇。

他們全都陷在身而為人的困境之中:他們想要活下去,想要在這世界中參與貢獻以彰顯自己的存在,但是這份衝動同樣會生出相反的衝動,要他們收手退縮,像隻兔子一樣冷漠淡定。

只不過當他們再次感受到塵世的種種要求與慾望,他們就又會隨即忘了這種避世的念頭。這樣子兩頭拉扯當然讓人消受不了,而且就連工作和休息也都亂了套。困在這種瞎忙(exhausted busyness)的人常常都會說感到「過勞」(burned out),這個詞點出了他們主要是因為工作生活的外在壓力而感到不適,較不是因內在情緒波動而苦惱,也因此得以免於淪為憂鬱症。「過勞」一詞是德裔美籍心理學家賀伯特.J.佛洛伊登伯格(Herbert J. Freudenberger)在1974年描述心理治療的過程時首創,指的是「身體或心靈因為過度工作或壓力而崩潰」這種與日俱增的現象。

照安娜.卡特琳娜.夏夫納(Anna Katharina Schaffner)所說,佛洛伊登伯格觀察到「過勞」的人會對工作關係出現一種「去人性化」的傾向,完全漠視同事與客戶的感受與需求。過勞的人由於對自身與周邊眾人的角色過度投入,導致他們會將內心資源的絕大部分都消耗殆盡。過勞造成的耗竭會導致極度渴望休喘,同時卻又無法真正歇息的狀態,永遠都會有些命令、焦慮或分心的事項將他們又拉了回來。

心理諮商室也迴盪著同樣的束縛:個案希望能終止打擾他平靜的所有感受,卻又苦於察覺外界始終在那兒,電子郵件、語音簡訊和其他林林總總的命令、要求不斷累積,就連在我們諮商的這短短五十分鐘裡也不曾停歇。

過勞的不適其實在根本上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是這個人已經無法再相信世界有意義了。過勞是中世紀「懶惰」(acedia)或「精神危機」這種病症的現代世俗化翻版──夏夫納在追溯「心力耗竭」(exhaustion)的歷史中,已經證實了這一脈相承的關聯。

中世紀的神學家借用了acedia這個原本表示「無動於衷」或「冷漠無感」的希臘字彙,這是最危險的精神狀態,因為這種狀態不僅會腐蝕對這個對象或那個事物的信心,更會危及信仰的基礎。覺得這世界沒有意義和希望,就是從世界中拔除了上帝的存在。這對教會、修道院和其他宗教社群帶來了致命的威脅,很可能會逐步蠶食這些宗教團體賴以維繫的靈肉資源,終至消耗殆盡。

患了懶惰病的僧侶既失去投注心力的單一目標,便不免會開始在任何活動中都偷懶打混,老是分心恍神。他沒有信仰和禱告所需要的意志、紀律和精力,只做些沒有意義的事來殺時間,好比瞎聊、猛吃點心,結果反而會使他更焦慮、更阻礙與上帝的溝通。「患了懶惰病的人,」夏夫納寫道:「就像神經衰弱和過勞的人一樣,會在動不起來和靜不下來之間不停擺盪。」

這種僧侶的形象一直保留在我們對「懶散」(lethargy)這個詞的理解之中,雖然這個詞的名稱和意義如今已大不同。十九世紀晚期的醫師創出「神經衰弱」(neurasthenia)這個詞來指稱相同的症狀,而現在則認為這個詞是在現代都市化工業社會中每天產生的大量刺激──肌肉、心靈、感官、藥物、性刺激等──使得神經系統負荷超載。

會幻想暫時死亡或消失的個案通常也會談到同樣的極度疲倦,那是處在一種要動不動的曖昧狀態。而且他們也同樣渴望能夠從這周遭世界和這世界所造成的種種內心紛擾中徹底解脫。

濟慈在的〈怠惰頌〉(Ode on Indolence)裡對這種心思感官的麻木無感說得最好:

痛苦不刺疼,快樂無花冠;
噢,何不消融我,任憑感官
萬般不消受──只覺空幻?

濟慈深知我們受不了這份空寂,而苦樂悲歡則在暗中潛伏,伺機而動。我們卻也都暗藏了惰性。正是這份惰性,從我們的靈魂深處向我們訴說著濟慈對怠惰的歌詠。在我們忙於追逐慾望的背後,其實潛藏著一份根除這些慾望的渴求。

這份渴求,或者可稱為「無欲之欲」,照法國心理分析師皮耶拉.奧拉涅(Piera Aulagnier)的說法,其實是一個「奇恥大辱」,是我們內心生活最大的謎團。我們最深沉的慾望怎麼居然會是消除慾望呢?這種說法又要怎麼和那麼多人縱情遂欲的盲目堅持兜得攏?

如今無欲之欲已被認為是社會裡和精神生活上的「奇恥大辱」。更可恥的反應是回應社群媒體上的白噪音廢文,而不是說自己毫不掛懷。在工作場所與家裡四處可見的螢幕逼我們不斷花耗心思,使我們無法沉默淡定。用義大利社會學家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erardi)的話來說,我們都住在「行動神經刺激過載的認知空間」裡,處在金頂兔子的恆動慣性而非真兔子的天生慣性裡。

我們每天都遭受大量資料和刺激的連番轟炸,根本沒有餘力好好處理清查。我現在一打開電腦,幾秒內就能看遍遠方戰局、高利貸公司、名流飲食祕訣、性虐待幻想、聖戰士影片等種種內容;登入任一個社群媒體平台,追蹤、按讚、回應、更新、上傳,還能與無數的朋友和陌生人連結起來;或是下載隨便一個約會軟體,滑過一個又一個漂亮、傷心、獐頭鼠目、怒氣沖沖、心術不正或滿懷希望的臉蛋。

我們這個令人神經衰弱的世界無時不刻都逼人要做選擇、選立場、拉幫結派、挑三揀四。既是如此,那就幾乎連我們自己慾望的最低限度也沒辦法滿足了。在斯洛維尼亞哲學家兼社會理論家雷納塔.莎莉賽(Renata Salecl)所謂的「選擇權的暴政」底下,我們這份欲求的能力就像已經嚴重敗壞的器官般嚴重過勞,只能在殘人無數的選擇焦慮面前舉手求饒。

mnrb6oycst4jin8djj9gsfuwlczmzx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我在諮商室裡見證了這種日復一日的暴政威力。每天總有一些老個案、新個案大嘆關於婚姻、事業、家庭、感情關係的無解兩難。他們的思緒翻騰不停,往往希望我能幫他們從猶疑不定中抽絲剝繭,卻很少真正能放下心來或做出決定。猶豫不決和伴隨出現的焦慮消磨早就成了他們靈魂的鑄模元素。個案會帶著生活難題進諮商室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猶豫不決是個遠比心理分析古老許多的辦法,就跟人的自由一樣古老。

但是我在反覆聆聽這些相同的痛苦僵局時,我這張心理分析師的椅子就像是在專門聽取我們這時代特有病症的窗口一樣。這種病症從個案平板的倦怠聲調中就聽得出來。我有時候會覺得這種聲調其實洩露出個案的祕密心態──他們就是不想做選擇,不想承擔選擇會帶來的種種失落與動盪,他們只想什麼也不做,回到毫無行動的原點,回到無欲的狀態。

近年來,無以數計的各種暢銷書、文章和TED演講都大談特談在這個網路世代裡,我們得如何面對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種種公共與私人決策,試著為我們開立在面臨這些選擇時如何免於無力的藥方,要帶我們穿越焦慮不安的重重叢林,發掘心裡真正的渴望。但是這麼多的思忖考量裡,沒有一種考慮過我們真正想要的可能其實是可以不要做任何選擇。

我們文化中非做點什麼不可的這種精神內化程度實在有夠徹底,就連想要聽見,甚至光是想像我們可以喊停都辦不到。諮商室至少還是個可以聽到這種心願的地方。在清晨或晚間的就診時段裡,通常是個案一整天關在企業金融或法律業界的高壓鍋裡之前或之後,我都可以聽到他們用同樣平板的聲調說:「我好累!我大概會忍不住睡著。」「我受夠了!我只想要叫一切都停下來。」

繭居族

消費主義社會那種貪婪理念所表現出的深惡痛絕,在我們現在這時代的不滿人士身上表現尤甚。近年來,一向標榜為生產與效率經濟文化表率的日本就見識到了這種慣性心態的大規模爆發。

90年代初期,日本有一位師從心理分析學派的年輕精神科醫師齋藤環(Saitō Tamaki)在東京東邊的一所醫院任職,他發現來求診諮商的幾乎都是為家中孩子長年繭居家裡所苦的家長。這樣的案例件數激增,但情況卻是大同小異:有許多青少年和青年初期的孩子,尤其以男性為主,既不上學,也不工作,斷絕了一切對外界的接觸往來,只願意窩在自己臥室的小天地裡。

接下來的日子裡,齋藤從臨床與理論兩方面仔細鑽研這些年輕人的生活,過程中發現在這種社會退縮或所謂「繭居」風潮,已經影響了上百萬人及其家庭,這是日本內閣在2010年調查所得的數字。隨著齋藤在媒體上的頻頻曝光,加上他1998年出版的暢銷書《繭居青春》,總算讓日本能公開討論這些繭居族的生活。

繭居族現象是在美國記者麥可.齊連齊格(Michael Zielenziger)2006年的《不見天日》(Shutting Out the Sun)一書才首次完整披露,書中直指這種病症完完全全是日本經濟與社會的一種病態。齊連齊格認為日本工業中紀律嚴格的「單一文化」、恥辱文化和所謂的「世間體」原則(也就是個人在社會上的面子表現),長年以來都與重視彈性、創新、個人稟賦這種嶄新的美德扞格不入。因此他說,所謂的繭居,其實是對於個體差異和不同意見遭到抑止的沉默抗議與絕望表示。

不過,齋藤雖然也注意到了家庭與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強調孝道和羞恥的文化力道確實導致了這種日本獨有的避居模式,但他對齊連齊格主張這種現象並不存在於日本之外的說法倒有所質疑。齋藤在引發了西方對這一現象的學術熱之後,主張這種退縮行為是一種普世現象,而且在不同社會脈絡底下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他指出在英美國家裡也有所謂的「尼特族」(NEETs,指不在學、在業、受訓的遊蕩人口)這種隱形的下層階級,他們不像日本的繭居族那樣蝸居家中,而是比較可能成為長期領取社福補助的人口或甚至流落街頭,浪蕩漂泊。

齋藤在他的書裡讓我們看見了社會退縮的日常心理樣態。在繭居族的內心生活中,最驚人的特點大概是一種永無止盡的躁動感。跟這些年輕男女對話時,會發現他們與其說是懶散怠惰,不如說是拘束受限。「事實上,」齋藤寫道:「他們成天都在對抗自己無法融入社會的那種不耐煩和絕望。」繭居族最有別於傳統憂鬱形象之處,就在於繭居族比較不會沉浸在認命的失敗主義那份虛假慰藉之中,他們反而會一直不斷想要趕快重新振作起來。只不過,他們雖有這份決心,卻往往無力辦到;而想要重新開始的這份衝動「也就轉變成為了憤怒與絕望」。

繭居族受困在過勞的人間煉獄裡,既無法在歸零狀態達到徹底寂靜,也沒辦法在行動狀態中獲得成就滿足。他們就像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果陀》裡的流浪者一樣,只能不斷重複決定要走卻又跨不出腳步的相同情節。齋藤環因此做出了結論,認為社會退縮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病態。會使繭居族一直待在這灰暗煉獄裡的,其實是一份相信他們自己「有無限可能」的幻覺,而這份幻覺的源頭,則是日本的教育體系和這個體系所仰賴的消費資本主義。為了要做些什麼事、成為某種人,就必須放棄做許多其他事、成為另一種人的自由,而這種對可能性的限縮恰恰是繭居族無法接受的事。因此,他們只好將自己囚禁在臥室裡,才能保有自己那份無限的自由。

繭居族是我們這種不斷行動、無盡分心的文化受害者,還是昭告我們在這種文化底下唯一普世結果的先聲?這種文化會將我們所有人都變成繭居族嗎?大多數人的確都沒有他們這麼極端的症狀出現;但是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也都有個和他們一樣的祕密角落,不斷尋求著平靜安詳,可是只要我們還活著,這輩子就難以達到那個平和境界。

相關書摘 ▶《不工作》導論:假如我們不為了工作而活,那我們是什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工作:為什麼我們該停手》,立緒出版

作者:喬許・柯亨(Josh Cohen)
譯者:邱振訓

  • momo網路書店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我們活在一個比任何時代都厭惡發呆偷懶的文化中。工作、聯繫、資訊的持續湧流是這文化的常規,永無休止的忙碌讓我們根本沒有安靜的一刻。「什麼都不做」這種技巧正在逐漸消失,怪不得會有那麼多過勞的人。

精神分析師喬許.柯亨在這本《不工作》中,探討了不活動何以既是慵懶冷漠的源頭,卻也是自由創意的根據。

他分析了「不活動」所展現出的四種面貌:過勞的人、懶散的人、做白日夢的人、遊手好閒的人;他也同時列舉了分別代表這些生活形態的文藝人士:安迪.沃荷、奧森.威爾斯、艾蜜莉.狄金生、大衛.佛斯特.華萊士。他主張我們必須從永無止盡的積極活動中解脫出來,才能擁有美好人生。

這本書裡有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也有他在諮商室中的個案故事,他深入直探我們在面對當代生活的無盡要求時的那份冷漠核心;柯亨問我們:我們能怎麼活出不一樣的人生?怎麼活得更充實自在?

getImage
Photo Credit: 立緒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