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什麼感覺?」鼓勵青少年自殘到自殺的「藍鯨遊戲」入侵花蓮校園

「死亡是什麼感覺?」鼓勵青少年自殘到自殺的「藍鯨遊戲」入侵花蓮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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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發起人被捕,但藍鯨死亡遊戲仍未停止。他們會主動追蹤青少年的帳號,並引誘對方開始藍鯨遊戲。截至今年,訂閱者已超過20萬人,大多數均為國高中生。

花蓮有國中家長向地方縣議員反映,發現學生間流傳著一種引導學生逐步自殘的「藍鯨遊戲」,學生加入了有不知名陌生人的群組,並問家長「死亡是什麼感覺?」讓家長十分擔憂。花蓮縣教育處今(14)日表示,已緊急通知各校老師協助調查,也會加強在校園及補習班宣導。事實上這款遊戲在國外行之有年,也在全球都曾造成青少年自殺死亡。

花蓮縣議員揭露:自殘遊戲在國中生間流傳

《中央社》報導,花蓮縣議會今天召開第19屆第9次臨時大會,國民黨籍縣議員魏嘉彥指出,花蓮某國中校園流傳「藍鯨遊戲」,且成立Line通訊群組,以任務式的自殘遊戲,教唆國中生比較誰更敢玩。

魏嘉彥指出,有家長昨天晚上緊急反映,班上有不少學生被拉進疑似「藍鯨遊戲」群組,也有不知名人士主動加好友,有學生因不理解,非常害怕。他也出示某國中家長群組對話,有家長反映,憂心孩子為了氣魄表現,跟著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也有家長說,難怪孩子會詢問他「死亡是什麼感覺」。

《聯合報》報導,魏嘉彥表示,藍鯨遊戲要求參與者提供裸照、身分證件等,如果玩到一半想退出,或者洩漏遊戲內容,就會被威脅要公開個人資訊和隱私,甚至要參與者觀看血腥驚悚的影片、自殘等,玩到最後要求參與者自殺。他擔心這款遊戲一旦入侵花蓮,讓一知半解的青少年不小心接觸到,或因同儕壓力參與,造成憾事,提醒教育處要重視。

這所國中校長澄清,該校目前沒學生在玩藍鯨遊戲,但確實有學生接到邀請但尚未加入並通報學校,今天才會緊急宣導,也一併轉知其它學校校長。

《中央社》報導,花蓮縣教育處副處長翁書敏接受媒體採訪指出,過去有聽過這款遊戲,沒接獲學校回報有學生接觸這款遊戲,經議員反映後,已請3名駐區督學在全縣國中小進行了解及宣導,因適逢暑假,宣導範圍也擴大到各補習班,會盡快彙整調查內容,向議員報告。

藍鯨遊戲是什麼?

《ETToday》報導,藍鯨遊戲源自於俄羅斯的社群網路遊戲,透過洗腦的方式,鼓勵玩家在時間內完成自殘任務,最終任務是「自殺」,2013年流傳後,陸續在全球各地蔓延,有不少青少年因參與活動而傷亡。

《Essexlive News》報導,關於這一挑戰,網上有很多相關的討論和爭議。它要求參與者逐步完成一系列總共50項的挑戰。這些挑戰變得越來越嚴重。它開始於「對父母撒謊」之類的事,然後逐步升級,鼓勵孩童進行自我傷害。到了第50級,則是要求挑戰自殺。

《天下雜誌》報導50項任務難度由淺至深,包括在胳膊上切出3道淺口;在手上刻出一頭鯨魚;自己說出自己的死亡日期,並接受它;不跟任何人說話;此後每一天都4:20起床,看恐怖電影,聽恐怖音樂,進行自殘並和鯨魚說話等。

玩家必須即時向組織更新進度,並提供照片證明。因為有把柄在手,很多受害者不敢報案,使得警察破案異常困難。「藍鯨」以病毒般的速度傳播,短短4年內,就以「4點20叫醒我」、「深海鯨群」、「F58」、「靜謐的房間」等代號迅速擴散。

藍鯨挑戰藍鯨遊戲自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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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報導,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之間,這遊戲可能導致了130名青少年自殺身亡。2015年11月22日,生活在俄羅斯東南部的青少年瑞娜(Rina)在發布了一張自拍照後,隔天自殺身亡。過了1個月,2015年聖誕節那天,年僅12歲的安吉麗娜(Angelina Davydova)在俄羅斯梁贊市自殺身亡。2週後,同一城市的少年戴安娜(Diana Kuznetsova)也走了。

他們的父母檢查了女兒留下的網路帳號後,開始發現有些奇怪,這2個女孩屬於相似的網路社群。在這些社群中,有第一個死亡的女孩瑞娜的繪畫、有關自殺的發文,以及無數關於「藍鯨」的描述。這個現象很快蔓延到其他國家,美國也有16歲的青少年自殺,他身亡後家人才意識到他生前留下的藍鯨畫作可能有些特殊意義。

這些青少年的家長當中有人組成組織開始調查,媒體記者也進行報導,才讓整件事情逐漸浮出檯面。

長期關注娛樂與文化的插畫創作臉書粉絲專頁「阿尼尛 Anima」指出,這個遊戲創始人菲利普・布德金(Philip Budeikin)被逮捕時只有21歲,根據他的說法,他發起遊戲的動機是透過教唆自殺的方式來「清洗」社會,把他認為「沒有存在價值」的人從社會中剔除。

雖然發起人被捕,但藍鯨死亡遊戲仍未停止。近期IG上又出現不少以藍鯨(blue whale)或奪魂鋸經典台詞「我想玩個遊戲(I wanna play a game)」為開頭的帳號,頭像統一置換成白臉狗頭的人物,據稱他們會主動追蹤青少年的帳號,並引誘對方開始藍鯨遊戲。《天下雜誌》報導截至今年,訂閱者已超過20萬人,大多數均為國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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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

責任編輯:李秉芳
核稿編輯:黃筱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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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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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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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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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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