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日記揭密》: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陳菊當年不可能被釋放

《蔣經國日記揭密》: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陳菊當年不可能被釋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國的介入包括大使出面過問、在大使館約見陳菊等,則讓蔣經國深感痛惡,日記中甚至以「蠻橫」、「惡毒」、「愚蠢」、「卑鄙」、「下流」等不堪的字眼形容美國的做法。

文:黃清龍

蔣經國評論黨外人士

一、讓蔣痛恨的陳菊

閱讀蔣經國日記,除了關注他對黨內人物的評論,蔣對黨外人士的批評同樣吸引我的注意。特別是在上世紀七○年代,日記中時不時出現這類的記載,這當然和黨外運動的崛起有關。

其中,剛卸任總統府秘書長的陳菊,名字出現最為頻繁。從一九七八年六月到八月之間,蔣經國日記有以下記載:

六月二十八日記:「處理陳菊案」。

七月九日又記:「美國問我政府有關陳菊案所採取的蠻橫態度,令人痛恨,無可忍矣!美國人的做法既惡毒又愚蠢。」

七月十日再記:「陳菊案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處之以輕則將使國內反動分子益趨狂妄,處之以重則將引起美國之政治干涉,不論是輕是重,皆應以國家之利益為先,內奸外賊皆足以害我國也。」

七月十四日記:「為陳菊案,美國對我加以壓力和恐嚇,其行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益增余深愛我中國之情操。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關係,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

八月二十一日記:「美國大使竟在其使館接見我國之罪犯,行為之卑鄙可悲。美國私通國內反動分子並予支持行之多年,美國所做之事無不害人害己,不知我將忍至何時,嗚呼痛哉!」

陳菊十九歲從五專畢業後,由於父執輩的淵源,成為宜蘭省議員郭雨新的秘書。此後多年,一直幫郭聯絡全台灣的反國民黨人士。

陳菊活動力很強,不只將老、中、青三代串連一起,當時黨外和海外人權團體的聯絡,雙方資訊的流通也是透過她。她同時是許多禁書的重要來源,等於是流動地下圖書館。即使郭雨新離開台灣流亡到美國後,陳菊仍然積極到處活動。

事發背景是,警備總部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旬搜索陳菊的住處,一週後在彰化天主教堂將她逮捕。這是自「自由中國」事件之後,台灣新一波民主運動中的第一個逮捕事件。根據當時警備總部的紀錄,警總搜索她住處是因為接獲密告,陳菊在自宅中排印《選舉萬歲》,同時收藏有雷震的反政府文件。陳菊被逮捕後數日,美國大使館向台灣政府查詢案情,七月六日陳菊被釋放。

據江春男在〈陳菊逃亡記〉一文憶述,陳菊被抓關那段時間,以老康為首的黨外人士到處奔走,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召集安全局長王永樹、警備總司令汪敬煦、國防部長高魁元、外交部長沈昌煥協商處理原則,國民黨知道這是燙手山芋,有人怪罪警總闖禍,大家忙著善後,決定軟性處理。

首先請台籍將領陳守山出面與她談話,其次找陳菊同學的父親吳俊才,以長輩的身分,糾正她的錯誤觀念。國民黨會議不只決定釋放日期,舉辦記者會,安排她訪問各地建設,還要輔導她到軍事院校圖書館工作,月薪一萬元左右;釋放前要嚴正告訴她是保釋而非結案,隨時可再逮捕,並對其錯誤觀念應適時導正云云,這種處理方式學名可稱之為「軟性威權統治」。

陳菊被釋放之前,要她簽一份自白書。陳菊根本不知道她即將被放出來,她有心理準備這一簽起碼要關三、五年。她簽完後,警總立刻表示她可以出去了,並說她的父親已經在外面等她很久了。陳菊一走進會客室,陳父老淚縱橫馬上跪下來求她不要再搞政治。原來警總凌晨即到宜蘭三星把她父親帶來台北。

這一幕,陳菊永遠忘不了,但她極少提及。

對照日記的記載,很明顯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陳菊不可能被釋放。而美國的介入包括大使出面過問、在大使館約見陳菊等,則讓蔣經國深感痛惡,日記中甚至以「蠻橫」、「惡毒」、「愚蠢」、「卑鄙」、「下流」等不堪的字眼形容美國的做法。

但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談判即將完成,台灣與美國的邦交岌岌可危,使得「陳菊案成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對蔣經國來說十分棘手,「處之以輕則將使國內反動分子益趨狂妄」,「處之以重則將引起美國之政治干涉。」輕重之間該如何拿捏?難怪他會氣得在日記大罵老美以洩憤。

附記:本文五月二十六日於《蘋果日報》節錄刊出後,陳菊二十六日在臉書回應如下:

朋友告訴我,今天媒體報導蔣經國一九七九年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當時我只是黨外的小妹,蔣經國筆下又痛恨又恐懼的不是我個人,而是黨外所追求的民主自由。

威權統治者打壓我們,說我們是反動分子,跟外國勢力勾結,現在聽起來很好笑。

其實,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國際友人仗義執言,我們應該心存感謝才對。

雷震先生曾經引用宋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來鼓舞我們,果然,不管如何打壓,也擋不住沛然莫之能禦的自由民主潮流啊。

二、愛將變叛徒的許信良

許信良曾是蔣經國積極培養的本省青年,一九七三年獲國民黨提名參選台灣省議員,並順利當選。但此後許信良與國民黨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大,一九七七年,許信良連續出版《風雨之聲》和《當仁不讓》兩書,進一步對中國國民黨提出嚴厲批評,引來黨內同志的撻伐。

一九七七年台灣五項地方公職選舉,國民黨提名調查局出身的歐憲瑜參選桃園縣長,許信良違紀參選被開除黨籍。投票當天爆發中壢事件(詳第二章),後來投票所全部重新計票,最後許信良以二十二萬票對十三萬票,高票當選桃園縣長。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的蔣經國日記有以下記載:「中美斷交後,我對於如何與美方談判、中美間關係有關事宜,本已妥作安排,後來因為有暴徒混入學生遊行隊伍,毆打美國談判團後,使形勢從有利而反變不利,乃是一大不幸。而這些暴徒乃是反動派(許信良等)所雇用,而這些反動分子都是由美國特務所培養,我處境苦矣!」


猜你喜歡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