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之路》導論:林肯、羅斯福和艾森豪的共和黨,怎麼會變成今天這副模樣?

《通往自由之路》導論:林肯、羅斯福和艾森豪的共和黨,怎麼會變成今天這副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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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共和黨一會承諾要促進機會平等,一會又堅決捍衛財產權,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創造出惡性循環。國家陷入一種模式,每次只要黨重新回歸創黨精神時,它就會再度出現。它成了一百六十多年來共和黨無法擺脫的宿命。

文:海瑟・理察遜(Heather Cox Richardson)

導論:共和黨的三起三落

一八六二年,南北戰爭戰火熾熱,共和黨籍眾議員賈士汀.莫瑞爾(Justin Smith Morrill)在國會為黨的創舉——開徵所得稅——起身辯護。莫瑞爾大聲疾呼:政府有權利要求人民交出百分之九十九的財產。如果國家有需要,「人民的財產⋯⋯屬於國家所有」。共和黨掌控的國會通過開徵所得稅,以及其他一大堆稅目,從而建立強大的全國政府。三年之後內戰結束時,共和黨政府在全國已經打造一支人數多達兩百五十多萬的海、陸軍部隊;創立全國銀行、貨幣和稅制;提供教育和住宅給窮人;也解放全國四百萬名黑奴,讓他們獲得自由。

半個世紀之後,當大企業主宰經濟,富豪財閥伸手介入政治競爭時,共和黨籍總統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極力抨擊「一小群富可敵國、財大氣粗的人士,汲汲營營穩固及擴大權力」。羅斯福堅持,美國必須打破這個階級,以便回到「確保人人都有機會發揮本身最大能力的一種經濟制度」。羅斯福呼籲政府管制企業,禁止企業資助政治競選活動,並且課徵所得稅和遺產稅。他要求美國人民受到「公平對待」。

二十世紀中葉,另一位共和黨籍總統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重申早期共和黨人所主張的經濟機會,並把它們運用到國際社會。艾森豪相信經濟不平等會導致戰爭,而核子時代的戰爭會威脅到人類的存亡,因此他設法以提高各地人民生活水平來防止國際衝突。他不肯利用美國資源獨自增強軍備,「每建造一門巨砲、每下水一艘軍艦、每發射一枚火箭,歸結到底,都代表從飢寒交迫、衣不蔽體的人手上的偷竊。」他呼籲政府要興建學校、發電廠、公路和醫院。

在美國歷史上這些關鍵時刻,共和黨人的立場是,經濟機會是美國理想的核心,政府有責任讓每個人都過上舒服的日子。但在其他時候,共和黨人則支持美國最富有的人:國會通過圖利商人的法律,甚至允許商人訂立法律,還指責那些經濟拮据的人自作自受。雖然共和黨人聲稱支持「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政府,但是他們追求的政策其實一直不公平,而是以犧牲美國大多數人民為代價,來保護愈來愈少的一小撮富人。

過去一百六十年的歷史當中,共和黨在政治光譜的兩端反覆擺盪:他們有時候是左派,有時候是反動派。今天,共和黨再次站穩極右派立場。亞伯拉罕.林肯、狄奧多.羅斯福和德懷特.艾森豪的共和黨,怎麼會變成今天這副模樣?

一路走來,它的旅途並不是直線前進。

立國精神的深層矛盾

自從一八五○年代組黨以來,共和黨在三個不同時期,曾經從政治光譜的這一端擺動到另一端。在這三個周期中,共和黨每次都重演相同的模式。他們在有心振作時就擴大選民基礎、管制企業和提高稅率。因此之故,財富廣泛分配,美國經濟相當穩健。

可是每當共和黨提出進步主義的立法,都會刺激黨內產生反彈。在林肯之後,乃至在羅斯福和艾森豪之後亦然,共和黨領導人逐漸轉向反對本身的改革、改為保護富人的利益。他們的論據永遠是稅負會導致財富重分配、干預私人財產的基本權利。他們堅信勤奮工作的白人不容財富被轉移給懶惰的非裔美國人以及外來移民,因此他們削減教育及社會福利計畫的經費。伴隨著共和黨政策的改變,政府機器被動員來為大企業的利益服務,造成財富向上移動。這發生在一八九三年、一九二九年,以及最近的二○○八年。每次遇到這種反動期,災情慘重的經濟衰退隨即爆發。

共和黨意識形態的轉變絕對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它們反映共和黨對於該黨與整個美國始終無法徹底解決的矛盾的不斷嘗試:美國在「機會平等」和「保護財產」這兩大基本信念之間一直存在深層的緊張關係。

這種深層矛盾自從獨立建國初期以來就驅動著美國的政治生活。獨立宣言保證公民都能得到平等的經濟機會。這個強大的原則使得窮人願意為美國革命浴血奮戰,但是它只是個原則;它從來沒有真正被制訂為法律。當開國先賢起草憲法、以它作為美國立國的根本大法時,他們認為國家資源豐富可以確保機會平等。他們比較擔心的反而是社會安定,因此在憲法中慎重宣示另一個原則:財產權必須受到保護。(編註)

革命期間及之後,經濟、社會和政治一片混亂、百廢待舉,政治領袖忙著平息戰亂、擬訂可行的辦法治理國事,無暇預想還未墾殖的土地可能出現的問題。但是憲法制訂通過後不久,向西拓殖開墾很快就成為美國人生活的重心。美國人發現,機會平等和保護財產權這兩大原則相互牴觸,而且此一矛盾危及美國的民主。

財富集中與南北差距

美國革命期間,傳奇拓荒者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跨越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 Mountains)探勘維吉尼亞西方的土地,帶回來「肯塔基」(Kentucke)這片土地天然資源豐富的故事。戰爭才一結束,美國人就一股腦衝去開發這片土地。到了當地,他們很快就發現,經濟自由未必必然帶來平等的結果。有些人落腳在比別人肥沃的土地;有些人有家庭財產做後盾;有些人則運氣特別好。很快地這些人就比別人積攢更多的財富。

財富快速往社會上層集中,這個現象顯示了獨立宣言和憲法之間的差距使得美國的新興民主先天就不穩定。肯塔基的地主利用他們的財富取得政治權力,再發揮政治權力來影響立法,犧牲貧窮的拓荒者,促進本身的利益。他們援引憲法明言保護財產權的條文,來正當化他們的行動。富人透過與價值觀相同的立法人員合作來控制政府,又買下報紙、媒體等資訊管道,藉此影響選民。他們制訂的法律因而壓制了其他人出頭的能力,導致財富向上集中。機會平等的原則就被打破了。

聯邦立法人員看到肯塔基的情況,他們試圖解決獨立宣言和憲法之間的差距。一七八七年, 「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譯註)仍然有效期間,根據條例召集的議會通過一項「西北部條例」(Northwest Ordinance),透過它防止富人主宰西部新土地。這道法令禁止長子繼承制和蓄養奴隸。擬定「西北部條例」的人士,包括獨立宣言起草人湯瑪斯.傑佛遜在內,認為這些制度是造成財富集中的重要因素。接下來的五十年裡,一小撮富有的奴隸主強化他們對南方的掌控, 可是北方土地受到「西北部條例」的保護,窮人仍有可能崛起。到了一八五○年代開國先賢的孫子輩都已長大成人,南方保護財產和北方重視機會平等之間的差異形成了鮮明對比。

美國在一八四八年從墨西哥取得西部廣大的土地,使得上述兩種制度陷入衝突。南方領導人堅持,憲法明文規定的財產權保障是國家的根本原則,這包括他們擁有奴隸的所有權,他們要求有權利在新領土上推動奴隸制度。但是肯塔基墾荒者的艱苦困境讓北方人看到,奴隸制度的存在必然破壞平等的經濟機會,於是反對此一制度擴張到西部。到了一八五四年,南方的奴隸主雖然僅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左右,卻控制了白宮、聯邦參議院和最高法院,他們要把他們支持的方案推動為國家法律。這下子看來,美國似乎將放棄機會平等的承諾,轉而傾向保護財產。

奴隸主肯定相當期待這樣的結果。他們解釋說,由他們出來領導是上帝的意旨;祂讓他們比起其他美國人更富有,就證明祂偏愛他們。根據這些獨攬大權的人士之說法,一個社會要能良好運作,就要讓目不識丁、胸無大志的人乖乖聽話,默默勞動生產食品、衣物、住家,以及人類社會所有其他基本需求。拜這些辛勤工作的大多數人之助,南方領導人,也就是站在文明和優雅頂峰的這批人,才能專心致力於推進人類的進步。底層人物提供的勞力使他們這些人得以免於粗活、不必弄髒自己的手。他們大聲宣稱,這是歷史上最完美的社會制度。

奴隸主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的激烈辯護,說明他們已經不安地察覺到他們的制度相當不穩定。它的基礎是讓社會底層的人拿不到政治權力。奴隸主解釋說,底層人士若是有了投票權,他們對他們所生產的財富將會要求更大的份額,也會如另一位南方領導人所說的那樣,藉由「默不作聲的投票箱」發動革命。最後,憤怒的選民將會支持承諾實踐平等,以及保證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的領袖。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共和黨誕生了。期望改善自己生活的北方人,不能接受他們是永久的低下階層成員,一輩子只能為富人做牛做馬。他們重申獨立宣言曾經保證人人皆生而平等的理念。他們主張唯有從強大和廣泛的基礎出發、而非從上而下,國家才能蒸蒸日上;他們也堅持政府必須保證人人皆能平等取得經濟機會。奴隸主很清楚這些北方人威脅到他們的政治優勢,於是使勁詆毀他們,試圖操縱政治制度,警告國家已在革命邊緣。

但是北方人勇往直前,籌組共和黨,以對抗富有的奴隸主。林肯解釋說:「既重視人,也重視財富;但兩者若發生衝突,人勝過財富。」共和黨人堅信必須阻止富人控制政府、防範他們剝奪所有人的經濟機會,必須集結起來奪回對國家的掌控。

一八六○年,共和黨把林肯送進白宮,南方立刻退出聯邦。他們這一走,替新成立的共和黨的黨員大開方便之門,可以根據他們的理想改造美國政府。當他們從一個危機跳到下一個危機, 得為內戰籌措財源時,他們從根本上改造了美國政府,把一個保護有產階級的財富的政府,改變成促進人人的經濟機會的政府。一八六○年代,在聯邦施政需求的刺激之下,共和黨創造出一個嶄新、強大的全國政府,它努力從底層開發經濟,教育年輕人,並且授予田地給人民耕作。後來在戰情允許下,他們試圖讓美國成為不問種族或背景,只要辛勤工作人人皆可過上好日子的國度。他們廢除奴隸制度,然後賦予被解放的黑奴投票權,使他們能夠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

內戰時期的共和黨人明白地駁斥他們是在制訂福利國家的立法。他們反而聲稱,他們是合法地運用政府力量來提振經濟,使全民受惠。他們的論據很得民心,他們的立法得到跨黨派的支持。開國先賢忽略了防範富人主宰政府、讓政府淪為私人工具的野心,但是林肯領導的共和黨正視此一疏忽,並立法保護經濟的獨立,因為他們相信這是自由的核心基礎。在經歷多年的紛亂之後,美國似乎終於找到一個能實現最初承諾的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

共和黨向財閥靠攏

南北戰爭才告結束,共和黨的平等主張幾乎立刻就遭受到反彈。內戰要求美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繳納聯邦稅,當政府出資的計畫協助原先的奴隸和移民工人時,反對派看到南方領導人所預料的財富重分配現象。對東部的共和黨人來說,他們的工業在黨的經濟政策的扶植下欣欣向榮, 現在開始專心保護本身的利益,捨棄原先信奉的機會平等。短短幾年之內,他們把共和黨推向擁護為了廢除它才剛打了一場戰爭的政治主張。

到了一八七○年代,比起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早了三十多年,當權的共和黨人已經疾呼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聲稱它們可能導致政府透過由人民稅款支付的公共工程計畫和社會福利立法,重新分配財富給非裔美國人和移民工人。共和黨開始專注在保護大型企業的利益,於是金錢和權力向社會頂端集中。一八八○年代, 選民轉向民主黨,共和黨遂採取措施限制投票權,也在選舉制度上動手腳以便緊抓住權力。他們的努力失敗,選民在一八九二年選出民主黨政府重新當家作主。此時共和黨領導人預見經濟上將會出現缺口,於是煽動投資人從股市撤資,因而造成財政部庫存黃金被擠兌,引爆全國經濟崩盤。

大約五十年的期間內,共和黨把國家帶向相反的另一端。在一八六○年代,共和黨菁英是推動經濟機會的創新動能,但是一個世代之內,共和黨捨棄了照顧勞動人民之初衷,轉而以保護財產為矢志。共和黨主張,財產是個人主義的核心,任何想要管制企業或課徵稅負的作法,都是對美國制度的直接挑戰。沒有管制的資本主義意味著財富往經濟金字塔的最頂端集中,消費疲軟, 經濟蕭條無可避免席捲而來。共和黨原本是經濟安全的推手,卻搖身一變,變成經濟災難的工程師。

共和黨一會承諾要促進機會平等,一會又堅決捍衛財產權,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創造出惡性循環。國家陷入一種模式,每次只要黨重新回歸創黨精神時,它就會再度出現。它成了一百六十多年來共和黨無法擺脫的宿命。

共和黨與經濟崩盤

如同林肯以美國對自由的願景來對抗西部擴張導致的挑戰一樣,羅斯福和艾森豪也高舉自由的崇高理想,來面對他們那個時代的危機——工業化和國際衝突。林肯、羅斯福和艾森豪各自都認為政府必須不偏私袒護任何特定經濟利益,不能圖利富人,也不能重分配財富給窮人。它應該致力於促進所有辛勤勞動的美國人的利益,這個群體在一八七○年代被稱為中產階級。這三位總統的願景在關鍵時刻都重新喚醒共和黨最美好的一面。

就和過去的林肯一樣,羅斯福也注意到一個制度讓愈來愈多工人陷入貧困,同時讓財富和權力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是相當危險的。他在一八八○年代長大成年,正是美國早期工業化鼎盛的時期,此時企業主高度壟斷財富,他們靠數以百萬計、非技術城市工人的勞力建立起他們的企業帝國。羅斯福反對工業家對政府的箝制,力主回歸共和黨原始精神,以之為標竿整治他主政時期的美國。他主張政府要管制企業和推動教育,以保障全體美國人有公平的競爭環境。他的行動迫使全國領袖再度採取保護經濟自由的措施。

對中產階級的第二度擴張的反彈力道非常猛烈,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勞工和種族動盪之後。共和黨人指控工人和非裔美國人陰謀將布爾什維克革命帶進美國,要求全體美國人全心全力支持資本主義。當共和黨在一九二○年代又掌握政權時,它的領導人減稅、又削減針對企業的管制,堅稱強大的企業界可以創造財富,讓人人發大財。共和黨籍總統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說:「美國人民的首要之務就是做生意。」(“The Chief business of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

和三十年前的狀況一樣,財富向上集中在經濟金字塔的頂端,加上美國大多數民眾購買力減弱,使得經濟不穩定。當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盤吞噬老百姓的可支配所得時,沒有足夠的消費者可以點燃經濟復甦之火。美國人民呼叫政府伸出援手,可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仍然停留在一八九○年代支持大企業的共和黨思維。他和他的政府官員責備貪婪、懶惰的美國工人造成崩盤,堅持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唯一能夠點燃復甦之火的是減稅以及公部門員工減薪。美國全國遂陷入經濟大蕭條。

這些語言和模式,我們都不陌生。南北戰爭後的共和黨精英就是這麼思考的,它形成了一個看似言之成理的藍圖,指導往後幾十年的共和黨領導人,然而它們反映的不是現代生活的客觀現實,而是共和黨人的習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這個周期循環又再度開始。艾森豪重啟共和黨擴張中產階級的努力,根據客觀情勢將那些原則做了調適。艾森豪面臨的挑戰極大,他得在一個極度對峙的核子世界領導超級大國,但他堅信,美國必須在全球各地推動全面的繁榮,才能防止政治極端主義引爆戰爭。

艾森豪就和在他之前的林肯、老羅斯福一樣,回歸共和黨人對政府的古典觀點,決定運用它來保障美國在戰後世界的自由。在他領導下,中產階級擴張,國家欣欣向榮。但是又和過去一樣,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種族主義和反移民的反彈,在未來十年把黨和大企業緊緊綁在一起。共和黨經濟學家在不可思議地重複一八九○年代和一九二○年代的觀念下,接受了一套老舊的觀念,認為解除管制和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將創造出能夠嘉惠社會中每個人的財富。一直到新的千禧年,美國政府對大企業的獎掖再次導致財富向上集中,並於二○○八年十月終於宿命般地導致經濟崩潰。

林肯、羅斯福和艾森豪三位偉大的總統推動嶄新的、進步主義的美國願景,卻招來自己黨內勢力的反撲。在每一個時代,反對政府積極作為的人士都採用種族主義、仇外意識和反稅言論, 以摧毀共和黨旨在提振經濟機會的方案。然後共和黨領導人把黨和大企業綁在一起,放棄了創業家、小生意人以及勤勤懇懇的工人。財富轉移到社會的頂層,直到每個時代的崩盤摧毀了經濟。

共和黨一再重複內戰及其後某些年所奠定的路徑,從中產階級的政黨搖身一變,成為富人的政黨。我們如果不去了解建立在十九世紀末的這個模式,如何先後在老羅斯福時期和艾森豪時期重演,就不可能了解今天共和黨所處的歷史十字路口。

但是共和黨這部歷史並不只是顯示一個政黨起起落落的軌跡。它解說了為什麼自從南北戰爭以來,國家在進步主義和反動之間搖擺,以及為什麼政府在個人和大企業之間打造公平競爭環境的努力,起先會受到擁護,後來卻被抨擊為「共產主義」。這些搖擺轉折暴露了存在於美國政府之內獨特、內在的緊張關係:民主國家要如何一方面促進個人的經濟機會,一方面又能保護人民的財產權不被侵犯?


編註:美國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護並未規範於一七八九年通過的本文之中,而是條列於一七九一年通過的十條增補條款之中。憲法增補條款第四條:「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物之權,不受無理拘捕、搜索與扣押,並不得非法侵犯。」第五條:「不得強迫刑事罪犯自證其罪,亦不得未經正當法律手續剝奪其生命、自由或財產。非有公正賠償,不得將私產收為公用。」

譯註:《邦聯條例》是美國最原始十三個州在一七七六年發動獨立革命時期、由第二次大陸會議所起草制訂的第一部憲法。它賦予大陸會議領導美國獨立戰爭、與歐洲進行外交、解決領土糾紛以及與印第安人關係的權利。一七八九年,《邦聯條例》功成身退,由《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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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通往自由之路:美國共和黨的理想、墮落,及其如何被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綁架?》,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海瑟・理察遜(Heather Cox Richardson)
譯者:林添貴

解放黑奴、人人均富,原為共和黨創黨初衷。
為何如今淪為財閥企業、反智、白人至上主義的代言人!?

從林肯、羅斯福,到雷根與布希,
探索共和黨意識形態180度大翻轉的原因,從中透視美國的光明與黑暗。

在過去166年的歷史裡,共和黨的精神與主張經歷了180度的大翻轉。小政府、減稅、刪減社會福利、鬆綁企業監管等等,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共和黨的主張,正是1854年共和黨創黨時致力於掃除推翻的。

南北戰爭前夕,建國不滿百年的美國已經積弊叢生。南方的棉花田主雖然僅占全國人口的1%,卻憑藉畜養近四百萬之眾的黑奴,累積了90%以上的財富,且牢牢控制白宮與國會。他們堅持美國《憲法》對財產權的保障,反對國會採取《憲法》明言授權之外的措施,以此阻撓改革。1854年,不滿邪惡的「奴隸力量」與財閥壟斷的北方人團結起來,創立「共和黨」。1861年,步入政壇多年的林肯在大選中獲勝,帶領剛成立不久的共和黨入主白宮,南方邦聯退出聯邦,內戰旋即爆發。林肯等共和黨人一面為了實踐理念,一面為了應付戰爭,展開了永遠改變美國的重大改革。

林肯發動的共和黨改革基於兩個精神:第一,高舉《獨立宣言》承諾的「人人平等」,美國不該容許奴隸的存在,也不該容許一個剝奪弱勢的經濟體制。第二,為了實踐平等,聯邦政府應該承擔起更積極的角色,大膽介入疏濬河川、清理港口、開闢公路等公共建設。具體而言,共和黨推動了以下的改革:

  • 開徵所得稅:由全民出資承擔政府財務,從此政府不需再低頭向華爾街金融家借錢。
  • 發行貨幣:以政府信用為後盾,支付所有公私部門的債務,以籌措戰爭經費,並避免銀行倒閉。
  • 公地放領:開放願意耕種的移民認領西部土地,獎勵民眾追求經濟自主。
  • 撥地興學:政府出資在各州成立農業學院,不只給農民土地,還要授予技術。
  • 成立「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興建東西橫貫鐵路,讓想去西部拓荒的移民能有一條安全的路。

顯然,最初的共和黨的政治理想是不分階級與種族的全民政府,而且是積極有為的大政府。其崇高的理念不但從此改變美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更奠定了共和黨執政的霸業:從1861年林肯即位,一直到1933年小羅斯福當選,16任總統當中有13任屬共和黨籍。

然而,種族歧視的偏見仍然根深蒂固。1877年共和黨與民主黨達成骯髒的妥協,為了讓海斯贏得總統寶座而犧牲南方黑人的權益,成為美國民主史上最黑暗的汙點。劇烈的權力鬥爭、既得利益的誘惑、盲目的反社會主義、反政府干預意識形態的羈絆,也讓共和黨的理念不斷受到黨內黨外的挑戰。隨著新興工業鉅子累積富可敵國的財富,共和黨再度淪為財閥代言人,背棄底層勞工大眾。儘管如此,忠貞的共和黨人仍前仆後繼地效法林肯精神。1901年當選總統的羅斯福猛烈整頓大企業的壟斷。1953年入主白宮的艾森豪痛心疾首批判軍事工業複合體對美國中產階級的戕害,力圖重振林肯全民政府、積極有為的共和理想。

不幸,1950年代之後,一種結合反共、反社會主義與種族主義的保守主義綁架了共和黨,使之成為一個昧於現實、不容妥協的意識形態。美國優先、白人至上、極端的個人主義成為共和黨的註冊商標。共和黨的路越走越窄,兩黨惡鬥越烈,美國的未來也越來越晦暗。

在《通往自由之路》中,美國歷史學者海瑟.理察遜以夾敘夾議的筆法對主導美國政壇百年的大黨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內容廣泛,立論扎實。對於左右共和黨發展的各項政治與文化因素,本書也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包括:種族、階級、民族主義、企業力量、政黨競爭、基督教價值、西部個人主義的神話,以及反共意識形態。透過這本共和黨黨史,讀者將不只能更深刻地理解美國歷史的發展與各種政治衝突,更能透過美國經驗去反思更深層的價值問題:究竟自由與平等孰輕孰重?政府在財產權保障與社會階級流動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政黨又該如何在利益與理想的鋼索上永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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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