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青年荼毒室《大時代的哲學》:立足於時代,回應着時代,不囿於時代

好青年荼毒室《大時代的哲學》:立足於時代,回應着時代,不囿於時代
圖片來源:天窗出版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歲月靜好,我們不問今日何日,上班下班,吃飯睡覺,然後老去死亡。但假如時代動蕩,即使我們不質疑時代,時代也會向我們發問。種族、民主、環境、科技、愛情,無一不成問題。大時代的哲學,時代問,我們亦問。

民主 (作者:廸廸仔)

「民主」作為一種現代政治體制,它的核心似乎包括了自由和平等這兩種得到廣泛認同的價值。一般認為,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政治元首和重要政治機關成員時,實踐了選民票數等值的民主投票制度,就已經彰顯了「政府權力來自人民」、「政府施政以民意為依歸」等重要的政治原則。二次大戰以來,我們漸漸接受民主是人類社會最有效而且最可靠的政治制度,認為民主比起君主專制、寡頭政治、軍事獨裁能更有系統地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在現代社會,「民主」本身已成了一種普遍追求的政治理想,某種國際社會共同推崇的「普世價值」。

然而,近年挑戰民主制度的聲音愈來愈大,尤其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以及美國總統大選後,一些知識分子就表示事件的結果已經曝露民主制度的缺陷,他們嘗試提出民主以外的其他方案。美國政治學者布倫南(Jason Brennan)在上述兩件大事發生前就出版了《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書,主張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書中指出大部分的投票者不僅無知,而且缺乏理性,而民主制就賦予這些愚眾權力去選出國家領導者,到頭來使其他人蒙受損失。布倫南認為,將政治權力交到「知識菁英」上才真正合乎所有人的利益,也更為安全。

民主制的缺陷

布倫南的理論建基於一套對選民心理及行為的理解。他利用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對一般民眾如何思考及應對政治的研究結果,依據不同的政治態度把所有選民粗略分為三類:

(一)「哈比人」(Hobbits):無心參與政治,掌握政治及經濟資訊的程度較低,這些人只想過自己的小日子,不想花太多時間心力思考政治問題;
(二)「政治流氓」:對資訊的掌握程度較高而且擁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取向,但是吸收資訊時經常帶有偏見,刻意無視或抗拒接受與自己信念相衝突的資訊或反面證據,而且只相信支持自己立場的資訊;
(三)「瓦肯人」(Vulcans):理想的選民,他們理性而且對政治及經濟相關的知識掌握程度較高,能夠自我反思,努力克服各種認知偏誤。

布倫南認為只有最後一類人有足夠能力選出合適的領導者,而「哈比人」及「政治流氓」在投票時作出的決定都不夠理性,且容易受外界的錯誤資訊影響,並不適合擔當選擇國家領袖這個重任。

(下略)


愛情 (作者:白水)

愛情至上

食物會過剩、貨物會過剩,就連人也有過剩。賣不出沒人要,就是過剩。於是有人會笑那些剩男剩女,說他們都是可悲的,留在貨物欄等待過期。這種流行於社會的想法,說明了我們似乎預設了每一個人都應該找到另一半,否則就是失敗者。

試想像,如果有一個人因為愛情而犧牲,我們會覺得他不枉此生;相反,假如一個人到死亦未曾嘗試過真愛,我們會說他這生有一大遺憾,甚至我們可能會認為他根本不曾活過。

觀乎凡此種種例證,我們似乎有足夠的信心說,愛情在今時今日重要無比,它不僅是人類眾多的情感之一,更是我們共同信奉的價值。哲學家穈爾(Simon May)甚至會說,在現代世界裡,愛情變成了新的上帝。從中世紀到啟蒙時期這漫長歲月中,基督教的上帝退場,愛情取代了上帝成為了人類新的共同信仰,賦予人類新的人生意義。

由神愛到浪漫愛

談到愛時,我們不會在「愛情」兩字前加上「自由」又或者是「浪漫」。自由戀愛和浪漫愛都是廢話。愛情當然就是自由和浪漫的。如果不自由或不浪漫,根本稱不上是愛情。

然而,戀愛變得自由和浪漫,都是新近的事。回顧歷史,愛情其實有很多種,有希臘的慾愛(eros)、友愛(philia),還有基督教式的神愛(agape)等等。浪漫愛的出現雖然跟它們或多或少有關,卻不直接等同這幾種愛。假如以為愛情就是我們現時所知的模樣,一來是誤解,二來亦忽視了各種愛之間的差異。我們今時今日之所以如此理解愛情,源流可以追溯到遠古。

(下略)



抗爭 (作者:白水)

抵抗的義務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他著名的《伯明翰獄中書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說:「一個人不只有法律責任去守法,他還有道德責任去守法。相反,他也有道德責任去拒絕服從於不義之法。」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黑人平權運動聯合創辦者托米蒂(Opal Tometi)也說過:「我們認為每一個人,不論你在哪、不論你有著怎樣的社會經濟地位、不論你做甚麼工作,你都有義務在這歷史時刻採取行動,與世世代代都被壓迫的人站在同一陣線。」

在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教授梅西耶(Pascal Mercier)的《里斯本夜車》(Night Train to Lisbon)以及同名電影作品裡,也有一句鏗鏘有力的話語:「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is a duty)。這句話在台灣太陽花運動被人用噴漆留了在台北立法院。這句話香港的梁天琦也說過,不過他說的「革命」並非一般推翻政權的革命,而是一場「光復香港」的「時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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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當不同時代的人都受自己的義務與責任感召時,似乎說明了,這些責任是跨時代、跨地域的。只要遇上不公義,無論你是黑人、白人還是黃種人,無論你在舊時代還是新世紀,都應該站出來。美國哲學家戴密詩(Candice Delmas)在2018年的著作《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就嘗試從義務角度說明我們面對種種不公義時,有義務站出來抵抗。可是一旦說到義務二字就感覺沉重,這似乎是任重道遠的事,所謂義務帶有強制性,我們理應履行。這表示我們非抗爭不可。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

我們到底有何不得不抗爭的理由?

義務

一般而言,我們說有理由去做某抗爭行為不等於我一定要去做,這只是說抗爭是道德上允許的(morally permissible)又或者策略上可取。但當我們說有義務去抗爭,戴密詩就指這是一個道德要求,需要被履行。換言之,義務帶有道德強制性,你理應完成,否則就應受道德譴責。就好像平日我們說有義務照顧父母、又或者完成答應了朋友的事情等等。

通常「應該」意味著「能夠」(ought implies can)。當說我們應該要完成一件事,就是表示我們有能力完成此事。而我們都知道抗爭很多時候代價沉重。歷史上抗爭者身陷牢獄甚至丟去性命的不計其數,南非民運領袖孟德拉(Nelson Mandela)多次入獄、甘地(Mahatma Gandhi)被刺殺。這些代價並非人人都能夠負擔,如果說抗爭是我們的義務會否太強人所難呢?戴密詩就指,她所說的義務並不要求我們盡一切方法完成,不包括要求我們犧牲自己;我們有義務抗爭表示我們起碼不能甚麼都不做,而到底要做甚麼、甚麼時候做、怎樣做都視乎我們的處境。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完成我們應完成的,這才是我們抗爭的義務。

(下略)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時代的哲學》,天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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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天窗出版社

作者:好青年荼毒室
出版社:天窗出版社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如是說。

如果歲月靜好,我們不問今日何日,上班下班,吃飯睡覺,然後老去死亡。但假如時代動蕩,即使我們不質疑時代,時代也會向我們發問。種族、民主、環境、科技、愛情,無一不成問題。大時代的哲學,時代問,我們亦問。

「好青年荼毒室」於《大時代的哲學》再展哲學思辨之旅,立足於時代,回應着時代,不囿於時代。望對諸君有所啟發。

學者推薦

「《大時代的哲學》是多位青年的哲學追尋者的集體關懷。哲學不僅僅是愛智慧的愛,更是一種社會關懷;人有內在的惻動,就自然會關懷社會。這時候,哲學才在理性的深層反思中剖析社會、政治、科技時代的處境,冀盼人類活得更好……」──陶國璋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席助理教授

作者簡介

好青年荼毒室

二千多年前,曾經有個叫蘇格拉底的人,因為荼毒青年而被判死, 最終他把毒藥一飲而盡。今天,一群中毒已深的人,建立起這個荼毒室,好等大家都能一起走進哲學的世界。這是個會荼毒人的地方,因為你會開始發現身邊的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你會開始反省,追問生命、世界、語言、科學、倫理、知識、政治等每事每物的本質。從此,你可能不再是循規蹈矩的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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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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