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施行後，台灣與香港在自由人權價值上已是相逆而行

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台灣與香港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直至今年7月北京一意孤行推出《港區國安法》後，尤以第43條施行細則中要求台灣政治組織及其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動資料，並以刑責與罰緩脅迫台灣駐港單位及其他組織配合，這掀起了台港之間的政治風波，以及凸顯對於「國家安全」與「罪行定義」的認知差異，同時也為未來雙邊交流互動劃下重重的隔閡。

顯然《港區國安法》施行後，台港在自由人權價值的信仰上已是相逆而行。

無獨有偶，陸委會駐港機構多名官員被港府要求須簽署「一中切結書」方能取得延期簽證，這不但是台港關係發展以來首見的對台措施，更是港府配合北京意志下的政治操作手法，其背後意涵甚重。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共為能落實《港辦國安法》對於非香港籍人士及境外組織的管制，想必未來也會將類似要求適用於其他國家政府的駐港機構；二是對內產生警示效果，表面上要打造「脫離一中立場則遠離香港」的氛圍，實質上是要「孤立」香港民主派並打壓港人的民主思想與言論自由。

台灣香港，從惺惺相惜到今非昔比

回顧過去，台灣與香港有著時代悲劇下的惺惺相惜，同樣走過被大中國天朝統治後被拋棄的殖民經驗，這樣的歷史同溫感讓彼此有了可以「通話」的共鳴，尤其在國民政府退居來台後，香港某個程度上成了兩岸有限訊息的中轉地，1987年前台灣尚未解嚴且未開放民眾赴中探親，許多遠離家鄉的外省族群便透過香港來傳遞書信以懷思鄉之情。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縱然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仍保有自治身份，扮演起兩岸轉機往來的航運樞紐角色，其重要性與功能性不言而喻。

此外，在兩岸尚未直航前，香港也扮演了兩岸經貿往來的重要中間據點，當時許多台商採取經香港至中國進行投資設廠的路徑，這樣的「投資帶動貿易」模式也讓台港之間的貿易比重占有一定份量，「兩岸三地」也逐漸形成一個學理與實務對話的重要概念；台港之間能有這樣的特殊關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具有國際化與法治化的環境與條件，無論在香港回歸前後，抑或台灣處於威權體制及民主化的過程中，台港的互動往來密切，在政治經濟上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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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並不是首次港府因為政治因素不續發台灣駐港官員的簽證，早在1999年11月港府便因當時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闡述「特殊兩國論」而被拒絕續發工作簽證；雖然此次我方被拒延期簽證也是來自北京的壓力，但是卻有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與背景因素，北京加強治港力道，以及國際社會反制《港區國安法》，加上香港的特殊地位與功能逐漸殆盡，台港之間共通的自由法治價值也已今非昔比，台港關係恐怕已是「回不去了」。

今天的台灣與香港已經非常不同，卻仍有人在刻意混淆

我方拒絕簽署「一中切結書」是相當合理且正確的作法，畢竟在主權獨立的原則上，雖然台、港、中三邊有其政治上的特殊性，但都不該輕易的破壞長久互動默契，將政治前提作為台港交流的前提更是有違「維持現狀」的基本政策認識，也不符合現實情境。

此外，台灣長期關注香港民主發展，尤其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後，台灣支持港人高度自治與追求民主的立場從來沒有改變，倘若接受任何有違民主原則的政治條件，不但失去民主國家該有的道義風範，更可能因而成為港人受政治破壞的幫兇。

諷刺的是，日前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將「台港關係破裂歸責於蔡政府撐香港民主發展」，荒謬之言不但無視北京對港人高度自治的失信食言，更以「林鄭月娥對蔡英文同為女人當家是英雄惜英雄」來抬高「港府對台的恩澤庇護」，完全是不當類比，而且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說法；蔡正元刻意忽略中華民國台灣與香港的政治地位不同，同時故意混淆「民主」與「極權」之間的天淵之別——台灣總統經人民直選與香港特首由北京欽點的差異——其心可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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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政治人物更是「一手聲援香港，一手搭著中國」的功利思維，一再將香港議題作為政治算計的祭品，選舉需要時就大力蹭香港民主以達政治性尋租（Rent-seeking）的目的；見風轉舵的敏感度，強烈意識需要中國利益的選擇時，便政治正確對港情勢噤聲不語，甚至是與北京聯手轉身批評台灣政府支持港人爭取民主。

這樣倒果為因的作為，將「罪魁禍首」的中共與「加害人」的港府硬拗為「被害人」，好似「中共代理人」般的自我感覺良好，實在讓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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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