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薇安・邁爾攝影展:不管是保母還是攝影師,女人都能為自己而活

薇薇安・邁爾攝影展:不管是保母還是攝影師,女人都能為自己而活
Photo Credit:異角藝術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薇薇安・邁爾的生活與她的影像紀錄就是她的己見。或許她的作品與生命背景可以告訴我們的不是她怎麼攝影、怎麼選景、怎麼構圖、怎麼注意小細節,而是她在生活上對自己的選擇。

「女人應該要有己見吧,我可是這麼想的。」[1]在2013年的紀錄片《尋秘街拍客》中,薇薇安.邁爾(Vivian Maier)帶著她的錄影相機,在商店中訪問路人對當時罷免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意見時,她對一名回答她「我不知道」的女子這麼說著。

薇薇安.邁爾的生平至今確實是一個謎。在2007年,邁爾自己收藏存放在外租倉庫的底片,因為無法再持續支付倉庫租金而遭受拍賣。買家John Maloof當時正在蒐集芝加哥的歷史與資料而買下了一箱又一箱未沖洗的底片。

而在這一箱又一箱的影像資料其中,不乏名字、地址等碎片式的資訊,Maloof才又在白頁電話簿上找尋地址的主人、邁爾以前照顧的孩子,並獲得另外一個倉庫中,邁爾為自己保存的物件。Maloof像偵探一般,在沒有任何邁爾本人留下的文字與敘述的情況之下,透過照片影像與邁爾生前雇主的訪談,他抽絲剝繭的嘗試要將邁爾的生平與人生找出來;他不但是要找出拍這些照片背後的人是誰、動機是什麼,還有為什麼邁爾從來沒有嘗試要給他人看這些照片?

Maloof在他自己的紀錄片中說道:「為什麼一個保母會拍這些照片?」一系列的找尋與內容探索,Maloof將這些資訊整理、框架,將邁爾的照片放在世人的眼前,用紀錄片、展覽、書籍敘述邁爾如何是一位看似「平凡無奇」的保母,同時又是一位深藏不露但又不與人分享的攝影師。

以現有影像談論邁爾用何等角度去看城市、看人物、看風景、看孩童,解說影像中的元素:顏色工整則代表對顏色的注意、紀錄政治事件則代表對時事的關心、人物肖像則代表人文關懷,邁爾現有的故事是一系列的外在解讀與人類所認知的意象建構。

在沒有邁爾自身解說或註解的情況下,她對場景的布置與她所拍攝下的風景,有再多史料的追蹤,背景的描述,我們依然可以大膽的說,我們對邁爾的故事一知半解,甚是一竅不通。而現有的故事安排,以刻意創造的階級反差,用「一個保母為何會拍這些照片」的言論,好似強調保母的工作價值不及專業攝影師,吸引觀眾在期待「反差」的狀況下觀展也成為一種重新加強階級職業觀念的關注焦點。

2020「V_M__薇薇安・邁爾攝影展」精選其最具代表性的「Street_Pho
Photo Credit: 異角藝術提供

邁爾的影像與她如影子一般的生平引起許多注目,對她感到疑惑與興趣的人,如在拼湊一顆有七面的魔術方塊一樣,怎麼轉向都不會完整,但也因此引人不斷的嘗試與各種方式的探索。

從2016年丹麥文學作家Christina Hesselholdt以邁爾生平為人物背景所著的虛構小說《薇薇安》(丹麥文: Vivian)、2017美國教授Pamela Bannos出版的 《薇薇安.邁爾: 生活與後生》(英文: Vivian Maier: a Photographer's Life and Afterlife)、2018年美國作者Ann Marks的 《顯影薇薇安.邁爾: 攝影師保母的真實故事》(英文: Vivian Maier Developed: The Real Story of the Photographer Nanny)到2019年德國學者的Nadja Köffler所寫的《薇薇安.邁爾與鏡像: 女性意象的自我肖像在影像中的位置》(德文: Vivian Maier und der gespiegelte Blick: Fotografische Positionen zu Frauenbildern im Selbstporträt),連續四年每年都有不同的專家學者為邁爾的作品與生命出專書,邁爾的故事不但不斷因此被再製與傳承,也可以看出邁爾這樣的人物,在極度缺乏她自我的論述下,如何引起各界的揣摩與分析。

在Bannos的書中提到一段,當其中一個雇主問邁爾為何不展示她的相片時,雇主回憶邁爾對他說到: 「如果我不將我的影像保密,其他人會把這些照片偷去,並用錯用它們。」[2]一樣的,我們無法了解邁爾所謂的錯用是如何,但,可見,在邁爾眼中,她的照片與她的拍攝對她是一件極其重要與私密的行為,她不為誰而拍,是自己生命的佐證,也才讓我們看到她曾經的存在。

可以依據的,除了是影像中各式帶她走過的城市、國家、街區、物件、人物等各種有方位與時代性的證據,還有她生活中特別記錄下來的經過。我們可以透過沖洗後的影像看到邁爾當時看到了什麼,但我們卻無法知道邁爾當時看到的是什麼。

New_York,_NY,_October_18,_1953(圖片提供:異角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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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在一種嚴謹的框架下討論邁爾、不以她的影像與職業做揣摩她的喜好或個性與意識,邁爾長期的攝影行動與以照顧不同家庭的孩子維生又能解釋什麼? 客觀的由她的影像地點與那一段影片中錄到的聲音去想像她在地方的走動與拍攝,或許能夠知道的是女性在她眼裡,在七零年代的背景裡,並非父權社會的從屬。

而另外一個能夠注意到,也是記錄片中朋友提到的觀點,則是她對在社會上經濟與地位較低的群體產生較大的共鳴。因此,也許可以討論的,就非這些影像怎麼拚湊邁爾這個人,而是邁爾這個人,怎麼在社會中拼湊自己。

在邁爾的影像中,有許多以社會邊緣為主體,許多不華麗的、畸零的、殘缺的皆可以在影像中直觀的表達出來。在成為保母前,邁爾曾在血汗工廠工作,據邁爾朋友所說,邁爾之所以會成為保母,就是因為她在血汗工廠的不見天日,讓她想要做一個能夠看到天空、並自由拍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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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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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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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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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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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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