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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啟政《從因果到機制》:以韋伯命題闡述「機制」作為理念型概念

葉啟政《從因果到機制》:以韋伯命題闡述「機制」作為理念型概念
Max Weber|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韋伯指出,自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以來,理性帶來的不只是對既有(宗教)信念的除魅與知性化,更引來了一個未預期的結果:意義流失現象,並造就了許多「沒有精神的專家」。

文:葉啟政

以Weber命題為例:來闡述「機制」作為具理念型性質的概念道具

在此,我無意、也無法細論Weber的理念型概念可能衍生的實質歷史意涵,僅只以他討論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理念型)所以在歐洲世界發展的說法作為例子,展顯將此一概念運用來剖析「機制」在論述策略上的特質,同時呈顯「機制」的「內涵理路」所具之「闕如化」特質的深層意涵。

套用時下流行之以「變項」概念做為主調的理解方式,當Weber探問「新教倫理」(作為自變項)與「資本主義精神」(作為依變項)的因果關係時,他所要探索的基本上是,兩種發生在歐洲(而非其他地方)之具非凡例外性質的歷史─文化現象(即此處所言的「變項」)何以可能呈顯出關係。換句話說,作為特定選擇(即片面強調)之具「理想」(即烏托邦式的)特質的社會顯象,「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兩者之間,事實上只具有著選擇性的親近(elective affinity)(因果)關係而已。

至於它們彼此之間如何親近,端看我們想知道些什麼(即追問的問題意識)、設定的存有預設、與歷史─文化意義為何等等這類具先置設定性質的命題而定奪。基本上,這乃被框架在特定文化質性下的特殊歷史問題,而非實證主義所強調之那種霸道地主張放諸四海、且超越時空範疇皆準的普遍社會規律。

毫無疑問的,順著這樣之方法論上的理路要求,作為中介於「新教倫理」作為自變項與「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因變項的「機制」概念(譬如,身心狀態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自然也就同樣地必要以具有著非凡例外性的歷史─文化質性來予以思考。對我個人來說,這正是前文提到的「機制乃具區域性」所意圖衍生的最核心部分。底下,就讓我以「身心狀態的理性化」作為解釋資本主義所以發展的「機制」為例來略加引申。

在Weber的眼中,崇尚禁欲主義的理念乃是新教倫理的核心。轉個角度來說,情形即是:在新教徒的心目中,累積財富以追求個人的消費享受是一種罪行。作為教徒,人們認定的(應當)是,「根據上帝之意志的明確啟示,只有勞動,而非休閒和享受,才能添增上帝的榮耀」,因此,「首要且原則上來說,虛擲時光乃萬惡之首」。在這樣之信念的指引下,為確保可以作為上帝的選民,在世間,人們以有條理的方式努力工作乃是一種天職,也是得以有機會以預選(predestination)的方式被上帝召喚(calling)進入天堂的要件。

況且,努力工作更是成就一種共同善(common good)的基礎,也正是禁欲主義的理念予以實踐的試煉和證明(Weber, 1958: 157-158, 161)。簡約地來說,就在如此一般之強調工作作為天職的前提下,為了避免讓財富誘使信徒追求安逸並沈溺於罪惡的享樂,以理性的態度保持著基督教教義中原先肯定的勤儉節約精神,轉化成為累積並儲蓄財富從事再投資,於是乎成為一種增進共同福祉的使命,更是榮耀上帝的方式,而如此的精神最終則帶來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未預期結果(Weber, 1958: 172-175)。

不管我們以怎樣的方式來定義「理性」,基本上,選擇宗教信念的「理性化」作為理解與解釋資本主義(衍生來看,即所謂的「現代化」)之所以孕生和發展,誠如Weber的論述意涵的,即意味著,「非理性」其實總是與「理性」隨影相伴著,至少是它(指「理性」)所針對之具隊友性質的對象狀態。更具體地來說,上述這樣之「身心狀態的理性化」的經營,基本上乃針對著重視累積財富以追求個人享樂之(被認定是)原始「非理性」身心狀態的一種具歷史意義的「反制」作用(並藉此以受到上帝祝福),而這體現在新興的中產階級又是特別明顯。

倘若我們以最簡扼的語言來說,情形即是:就歐洲資產階級興起的歷史演進過程來看, Weber即以中產階級的特殊職業氣質(如重視工作倫理)所帶出來的「理性化」生命觀作為根本來(「反制」地)檢視至少從封建時期以來特別表現在貴族階層(與上流資產階級)所營造的一種生命觀─崇尚奢侈的炫耀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並進一步地以此作為促進資本主義孕生的基本精神(勤儉、累積財富以再投資)(Weber, 1958: 176-178)。

顯而易見的,準此歷史場景,新教倫理所展顯的歷史意義即在於,針對著過去的「非理性」經濟行為作為一種具歷史階段性的「源起」狀態予以「理性」地轉化。所以,就概念的源生而言,「身心狀態的理性化」乃以對反的姿態孕生自既有的「非理性」狀態之中,二者一直是以搓揉摩盪的方式相互涵攝地「鬥爭」著。換句話說,當論及「身心狀態的理性化」時,我們必然是同時蘊涵(也是針對)著「非理性」的必然存在與其內涵的對反意義。再者,「非理性」總是以種種可能的形式不斷反撲著。因而,「理性化」充其量只是我們予以特別強調的一種「理想」的理念型式而已,儘管它也確實在現實世界中一再被(部分的)實現著。

尤有進之的,如此之「非理性/理性」的搓揉摩盪現象,並非只發生在一種特殊歷史現象(如資本主義的產生)的源起時刻,而是一直持續地衍生著。Weber即提到,如此之「非理性/理性」的搓揉摩盪現象之一、且最典型的莫過於是,「理性」的極致發展卻常常倒反地顯露出「非理性」的「闕如化」狀態。他提到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的過度膨脹即是一例。譬如,科層制原是一種趨向理性的設計,但是,它卻經常發展出過度「官僚」僵化與形式化的「非理性」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