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罰嫖新法：性工作是女權的抬頭，抑或對女性的壓迫？

今（2020）年7月10日，以色列一項有關娼妓的法案正式生效，根據該法，試圖尋求性服務的客戶及在性服務場所、以金錢等報酬接受性服務而被發現者，將面臨處罰，初犯將被罰款2000以色列新舍克勒（約美金530元或台幣1萬7198元），三年內再犯者則會面臨兩倍的罰金，最高可面臨7萬5300新舍克勒（約美金2萬400元或台幣64萬7512元）的罰金。

以色列國會於2018年底通過這項法案，到今年7月法案正式生效，中間相隔了18個月的緩衝期，旨在讓政府能為性工作者打造庇護所，或輔導並協助性工作者轉業。為此，政府於2019年投入了3000萬新舍克勒的預算（註1）。

在此法生效之前，性販運、經營妓院、仲介色情、誘使女性為娼都已經被視為違法行為，但從事性工作本身則不違法，也不會受到處罰，這項新法首度將嫖娼納入違法行為之一。儘管此法被不少女權組織視為是對女性及性工作從業者的保護，但缺乏相關配套措施、且沒有多家考慮如何處理尋芳客性需求等問題，還是讓這項新法引發一些爭議。

以色列賣淫業概述

2017年，一份以色列司法部的調查報告估計，在以色列，女性性工作者所獲得的年收益為12億8462萬8000新舍克勒（約合美金3億4400萬、台幣110億4609萬4510元）；這份官方報告還估計，在以色列，約有1萬1500名性工作者，其中1萬人為成年女性，1000人為未成年女性，520人為成年男性，40人為未成年男性；這些性工作者每天平均接待5.5位客人，每次平均酬勞為288新舍克勒（約合美金77元、台幣2476元）。

被喻為是最古老行業的娼妓業，往往與移民或是其他方式的人口流動現象脫離不了關係。

雅法城（Jaffa）這個古老的海港城市，就是現代以色列娼妓業發展的先驅，尤其是在20世紀初，大量歐洲移民湧入之際，雅法城的娼妓業頗為發達；來到巴勒斯坦的移民以及在雅法港停泊的船員，都是娼妓業的潛在客戶（註2）；隨著歐洲猶太移民的湧入，一些來自歐洲的阿什肯納茲（Ashkenazi）猶太女性也開始投入娼妓業，這讓不少歐洲猶太移民感到不安，因為他們認為，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很可能因此對來自歐洲的猶太女性，貼上「娼妓」的刻板印象。

與現代的性販運有異曲同工之妙，當時，也有不少歐洲猶太女性是因為受到「白奴」（white slave）販子的誘騙，才被拐到巴勒斯坦從娼。

1949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國一年後，娼妓合法化（註3）。

1962年的一項法案禁止拉客、擾亂公共秩序、及經營妓院等嫖娼場所。也就是說，僅管法律沒有明文禁止娼妓，但執法單位若發現上述情事，便可以對娼妓及相關人員進行取締。

特拉維夫（Tel Aviv）向來是娼妓聚集最主要的城市。1978年，當時的市長表示，特拉維夫之所以面臨嚴重的人口外移，除了生活品質下降，還與娼妓、暴力與犯罪的猖獗脫不了關係。

學者估計，1970年代，特拉維夫有400至600位阻街娼妓（street prostitutes）、約70位在公寓或飯店提供服務的娼妓；在一些現今繁榮的商業區或高級住宅區街道，如哈亞克街（Hayarkon Street）、阿爾羅佐羅夫街（Arlosoroff Street）、本耶胡達街（Ben Yehuda Street）及諾爾道大道（Nordau Boulevard）。

以色列警方於1975至1979年間，分別逮補了683位、427位、270位及161位娼妓；同一時間，在現今媲美紐約第五大道的國家廣場（Kikar Hamedina），則有145位因為從娼相關因素遭到警方逮捕。

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市更新及仕紳化的發展，娼妓在特拉維夫聚集的地點也隨之改變。自上世紀90年代，位於特拉維夫南部的奈夫沙安南（Neve Sha'anan）這個圍繞在特拉維夫中央車站、外籍移工與來自非洲的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s）聚集的區域，逐漸成了特拉維夫娼妓群聚的中心。

過去30年來，非法移民以及不少合法移民，也成為以色列性工作的主力。一個女性組織就表示，自2001年至2009年，該組織援助了超過1600位被販賣至以色列從娼的女性，這些女性絕大多數來自東歐，也有些來自中亞，少部分來自波羅的海國家，她們的年齡多介於16歲及33歲之間，約半數為單親媽媽。

在政府採取一連串措施打擊人口販運，並遣返被販運至以色列的外國籍女性性工作者後，妓院與色情仲介業者，轉向瞄準許多從前蘇聯國家合法移民至以色列的新移民女性，或是相對弱勢的本地女性。

複製「北歐模式」

以色列這項針對娼妓所實施的新法案，是複製最早在瑞典實行的「北歐模式」（Nordic model，註4）。

簡而言之，在北歐模式下，購買性服務是違法的，但賣淫並不違法，且國家與私人組織會協助性工作者轉業。擁戴北歐模式者認為，這是最能有效減少娼妓的作法，且在處罰上針對比較「強勢」的嫖客，而非相對弱勢的性工作者；之所以不處罰性工作者，目的在鼓勵性工作者願意在遭受性暴力、其他肢體暴力或剝削等情況時，能勇於出面報案。

的確有研究證實，性工作除罪化後，性工作者在遇到問題時，會更願意向執法單位求助；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UNAIDS）在2012年出版的報告就顯示，在紐西蘭對性工作進行除罪化之後，較多的性工作者表示，他們更勇於對難搞的客戶說不，並在必要時，尋求警方的協助。

然而，一份發表於2014年，針對加拿大的研究卻顯示，在該國採用北歐模式以後，性工作者所報告的暴力攻擊數量並沒有較之前顯著增加。

此外，假定處罰嫖客真能有效減低尋芳客的數量（下一段將就此點進行簡短討論），那麼市場對娼妓的需求將下降，但對於不知道如何或無法迅速轉行的性工作者來說，這不見得是一大福音。

有評論者就撰文指出，原本預計在18個月緩衝期期間，必須建成的庇護所及其他相關輔導轉業機構，並未如期完成，這將導致以色列這項新法在執行上缺乏配套措施（註5）。如此一來，原本立意良好，欲保護及幫助相對弱勢性工作者的法案，反倒可能因為缺乏適當輔導機制，讓他們頓失生計。

性工作讓女權抬頭，抑或是對女性的壓迫？

2015年8月，約600位以色列民眾聚集在特拉維夫的一個私娼寮附近，為一位化名為潔西卡（Jessica）的性工作者進行示威，潔西卡疑似因為不堪生活及工作的困境而輕生，示威民眾不滿政府沒有妥善處罰潔西卡的雇主。

到現場參與示威的，還包括一個專門幫助性工作者轉業組織的成員，他們表示，潔西卡是自該組織從2008年成立以來，以色列第31位輕生的性工作者，他們的平均年齡為40歲。

對以色列新法案的支持者來說，該法可望減少對性服務的需求，也能保護娼妓，讓他們在受到迫害或遭遇困境時，勇於向執法機構或有關單位投訴及求助，而不會重演潔西卡的悲劇。

只是，對於性服務產業的存續，仍存在爭議。有人認為，性工作就像一般的職業一樣，牽涉利益交換，客戶給予性工作者金錢或其他方式的報酬，以換取性服務；還有人主張，性產業是少數女性在報酬上遠高於男性的產業之一，試圖以法律來減少對性服務的需求，反而會剝奪想要從事這行的女性，賺取金錢的機會。

幾年前，在以色列司法部推動這項懲罰嫖客的新法案時，便有一些娼妓寫信給當時的司法部長，呼籲該部門停止推動這項法案，因為該法案將傷害到她們的權益。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在性工作合法化的國家或地區，性工作者遭受的暴力襲擊顯著較低，因為合法甚至是制度化的妓院，反而可能為性工作者提供更安全的保護，嚇阻具有暴力傾向或其他問題的尋芳客。

相對地，主張廢娼者則質疑，性工作者與所謂「客戶」之間，其實存在著與一般職業迥異的不對等關係，他們認為，當一個人必須出賣自己的肉體以換取金錢等報酬時，不平等已經產生了。

性工作產業中，通常因此存在比其他產業更多的壓迫、剝削，及精神、肉體與心靈上的各種虐待，且通常從業人員是女性佔多數。一份調查指出，在以色列，高達95％的性工作者是女性，這也意味著，女性常是性工作產業的受害者。

最後，尋芳客的議題也是值得切入的角度。一些調查顯示，不少嫖客是性成癮者，或是因為在社交上相對疏離、對人際交往缺乏自信，才會選擇以金錢交換性服務，取代社會一般「認可」的方式，約會、結婚，以尋求性伴侶。

有專家也因此建議，單是處罰嫖客並不會自動消弭他們基於生理或心理而產生的性需求，反而可能會讓娼妓地下化，讓性工作者的安全與健康陷入進一步的危險之中；因此政府與社會，在試圖鼓勵性工作者轉業、減少性服務需求之際，也必須針對尋芳客，擬定必要的配套措施。

註釋

• 註1：根據國土報的調查，截至目前為止，實質花費的金額僅有約8到9百萬新舍克勒，也就是這項預算的約30％。
• 註2：在上世紀30與40年代駐守在巴勒斯坦的英國士兵，也曾是當地娼妓業的主要客戶之一。
• 註3：同性娼妓（homosexual prostitution）直到1954年才被合法化。
• 註4：以色列是全世界第十個採用北歐模式的國家。
• 註5：一些自發的民間組織已經開始幫助性工作者，比如一個2018年創立的臉書團體，就對想要轉業的娼妓，匿名提供各種心理與生活上的支持；在2019年初，該團體已經有12,000名成員。

參考資料

• Alroey, Gur. 2014. "Adaptation and Acclimitization in the New Land." (Ch.5) in: An Unpromising Land: Jewish Migration to Palestin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3–208.
• Lemish, Dafna. 2000. "The Whore and the Other: Israeli Image of Female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USSR." Gender and Society 14(2): 333–349.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