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民主先生」李登輝：以馬基維利式權謀，奠定台灣30年的穩定繁榮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是少數我願意用全套敬語尊稱他的人物。李登輝先生曾被美國《時代雜誌》稱為「民主先生」，也有人稱他為「台灣之父」。這些尊稱背後所代表的是，在許多人眼中台灣近30年來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和平、繁榮都是由李登輝先生所奠定的基礎。

或許有人會質疑，在1988年李登輝先生接任總統的前一年，也就是1987年7月，蔣經國就已經解除了《戒嚴令》。而《戒嚴令》的解除，除了蔣經國本人的意願外，更多的是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以來黨外運動的努力，以及江南案以後來自美國政府與民間的國際壓力。

若是將台灣的民主化以及之後的和平、繁榮都歸功於李登輝先生是否過譽？我想李登輝先生的貢獻，並不在於促成民主化的開端，而是讓整個民主化運動有一個好的結果，確保了台灣接下來30年的穩定發展。

蔣經國在逝世前雖然就解除了《戒嚴令》，但無論是支撐白色恐怖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或是《懲治叛亂條例》等法條，或是負責執行的「警備總部」都還在。此外在憲政上，無論是「萬年國會」或是總統只能由國大代表進行「間接選舉」的選制，在在都讓民主無法真正落實。

另一方面，國民黨從聯俄容共時期便向共產黨取經，以「列寧式政黨」的模式規劃《建國大綱》。來台後建立的黨國體系與共產黨「以黨領政」的模式相同，如果無法控制黨務機器，就算身負重要政府職務也還是沒有實權。

1988年李登輝先生當時雖貴為國家元首，但在「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黨國體系中，只掌握了其中一部分。而且身處在掌握黨務的蔣宋美齡、李煥與掌握軍權的郝柏村等強敵環伺之下，隨時都有被架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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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一水之隔的南韓，在民主化的歷程中，就因為軍隊的介入經歷了兩次民主倒退。一次是文人出身的獨裁者李承晚因為「4・19學運」倒台後，軍人朴正熙發動「5・16軍事政變」讓民主的韓國第二共和只維持短短九個月就宣告夭折，取而代之的是朴正熙長達18年的獨裁統治。

第二次是朴正熙被自己麾下的情報總長金載圭槍殺後，韓國進入另一次民主化，但在不到一年後又再次因為全斗煥發動的「雙十二政變」而夭折，接著就因為全斗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發生了舉世聞名的「光州事件」。韓國這兩次民主倒退，都源於民主政權的文人總統無法阻止軍人奪權。

李登輝先生在接任總統時所面對的情況，比起南韓的那些文人總統所面對的局面更加複雜，除了面對軍人干政的威脅，還必須想辦法奪下黨務的領導權。就算有來自美國的外部力量支持台灣民主化，但要是處理不好，也難保台灣不會像茉莉花革命中得到美國支持的敘利亞、利比亞民主派一樣，陷入與保守派的長期內戰。

李登輝先生難能可貴的第一點，就是在1990年的「二月政爭」中以馬基維利式的高超謀略，瓦解了掌握國民黨傳統權力的「非主流派」對他所發動的攻擊，奪下了黨務機器。接著又在同年力邀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長，巧妙的化解了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性。

在以馬基維利式的謀略成功掌握了實權，並化解主要的反對勢力後，李登輝先生難能可貴的第二點便是沒有把自己塑造為下一個獨裁者。相反的，前述提到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1991年被終止，同年也廢止了《懲治叛亂條例》。

1992年李登輝先生拒絕了當時的警備總部司令希望轉型成「安全防衛司令部」的提案，趁該司令出國考察時將警總改編成海巡署，正式瓦解這個負責執行白色恐怖的主要力量。同年「萬年國會」也正式改選，將立法權還給台灣人民，最後更在1996年舉辦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場總統直選，奠定了台灣的民主。

過去有人會拿1989年鄭南榕受警方攻堅而自焚的事件，質疑李登輝先生是否真的擁護民主自由。但從我們前面的整理就可以知道，1989年李登輝先生雖接任總統，但其實是處在一個自身難保的危境之中，要等到1990年下半年李登輝先生才算真正能掌握兩蔣所建構的黨國體系。因此由李登輝先生所推動的民主化改革要等到1991年才能正式推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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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先生難能可貴的第三點，在於他不只對內瓦解了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對外也奠定了台灣近30年的和平繁榮基礎。中共在1996年為了阻止台灣民選總統，藉口試射飛彈引發台海危機，試圖以武力威嚇的方式，改變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意志。

然而李登輝先生並沒有向中共的武力屈服，而是一邊鎮定如常的舉辦大選，同時也做好迎戰中共入侵的一切準備，更成功說動美方派出第七艦隊增援台海。根據日本防衛省2017年出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李登輝先生沈著的指揮徹底挫敗了中共的意圖，更讓解放軍膽寒的是，他們檢討後發現只要再發生一次這樣的挫敗，中國將永遠無法阻止台灣獨立。發現這點讓中共從1996年後決定放棄武力恫嚇，改採和平讓利的方式鼓勵台商投資中國，圖謀以經濟利益統一台灣。

許多支持統一的民眾，跟因為民主化而喪失權力的黨國權貴，長期貶低李登輝先生的政績。很多台商也因為李登輝先生推動的「戒急用忍」政策而給予他負面的評價。諷刺的是，讓他們之所以被中共重視，能遊走兩岸政商之間取得大筆「統戰紅利」的原因，其實都受惠於李登輝先生在1996年成功頓挫了中國武嚇台灣的企圖。因此我們可以說，是1996年的勝利奠定了此後台灣近30年安定繁榮的基礎。

過去馬基維利留下了《君主論》跟《李維羅馬史疏義》兩本截然不同的著作，前者教導統治者要機變詭詐，後者卻歌頌羅馬共和政體的偉大。學界的通說認為馬基維利留下這兩本相反的著作，是希望義大利能有一位英雄，以權謀一統當時分裂衰弱的義大利城邦後，再重新建立古羅馬保障公民自由民主的共和政體。只可惜馬基維利在世時，並沒有機會等到這樣的人物出現。

然而台灣卻何其幸運，遇到了李登輝先生這位具備高超的權謀，卻將其用來建構台灣民主政體的人物。可惜再高超的謀略，也只能帶給台灣30年的安定繁榮。今日身處美中新冷戰將至的局勢下，台灣再次面臨歷史的十字路口。這一次台灣人是否能善用自己的智慧，運用李登輝先生留給我們的遺產再次替台灣爭取到未來30年的繁榮安定，就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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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