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何明修談《為什麼要佔領街頭?》:「背水一戰」的太陽花、雨傘與反送中運動

專訪何明修談《為什麼要佔領街頭?》:「背水一戰」的太陽花、雨傘與反送中運動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社會運動之所以在某個時間點出現,較可能是因抗爭者察覺當前情勢有利有機會成功。然而,若以這種「機會觀點」來審視太陽花與雨傘,完全說不通。兩場運動皆是背水一戰,在毫無政治機會的劣勢之下爆發。

採訪編輯:龔雋幃|美術編輯:林洵安

太陽花、雨傘、反送中運動

2019年,香港爆發舉世矚目的反送中運動,於此同時,中國威脅也強烈影響台灣選民的意向。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台灣、香港宛如相互映照的兩座島嶼。為何對抗議運動相對保守的兩地社會,會爆發激烈的佔領行動?我們能從中描繪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圖像?

研之有物專訪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他在《為什麼要佔領街頭?》一書探索以上問題,本書英文版也獲得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中國崛起下的「雙島記」

2014年,台灣與香港前後爆發兩場大規模佔領運動,成千上萬的民眾參與其中。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容或有著不同的政治訴求,卻分享了相同的地緣霸權威脅。

「以前,台灣如果要找一個國家做比較,一定是南韓;香港則是和新加坡比。日本殖民的基礎跟英國殖民不太一樣。」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解釋,「但變化大約出現在雨傘運動前兩年,香港發生了反國教運動,台灣則是反媒體壟斷,我們講媒體要洗腦,他們講教育要洗腦,兩邊愈來愈像。」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崛起。

在那段時間何明修也發覺,台灣常見的詞彙比如公投、自主、自覺、本土,逐漸在香港流行──這意味,香港也這麼談論自身。「兩地的公民社會、學生團體開始相互串連,相互聲援,大家發現彼此面臨同樣的壓迫,會去思考為什麼兩地學生運動長得不一樣?」這成為擺在他面前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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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何明修透過比較的視野,指陳太陽花、雨傘運動的六個知識謎團,試圖提出解答,並從更大的社會變遷脈絡觀點,分析佔領先前、當下與其後的結構和策略運用。本書英文版獲得中研院第八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今天不行動,明天就沒了

過去的西方傳統理論,較傾向從優勢機會理解社會運動。一場社會運動之所以在某個時間點出現,較可能是因抗爭者察覺當前情勢有利,對抗成本下降、有機會成功。然而,若以這種「機會觀點」來審視太陽花與雨傘,完全說不通。兩場運動皆是背水一戰,在毫無政治機會的劣勢之下爆發。

「在抗議登場前夕,執政者態度、菁英體制的穩定程度、政治盟友等條件對他們言都是不利的,或至多只能說是中性的。但台港政權後來都犯了致命的錯誤,戲劇化地提高了公民所感受的威脅感。」何明修在書中如此分析。

根據田野調查訪談,他重新提煉出一套「威脅、對峙與臨機應變」的分析框架。

首先,運動迸發的關鍵正是因為:強烈的威脅感、執政者的失算,讓抗爭者感覺到「如果再不行動,一切就來不及了」。

服貿法案二讀通過,讓抗爭者認為再無迴旋之望;雨傘的爆發則是在長達一年的「和平佔中」後,北京通過「八三一決議」,形同宣告真普選訴求徹底失敗。換言之,抗爭者並非察覺有利風向而積極參與,「大家感受到的是絕望,而不是機會。」

同時,半分忠事件、香港警察施放87枚催淚彈,都激起了公民強烈的憤怒與危機感,讓執政者錯失原本的一手好牌。何明修提出進一步分析:「威脅的產生是個綜合性結果,其中包括抗議者的策略以及執政者的失策。」

他把太陽花和雨傘的推進策略,稱為「運動的邊緣戰術」(movement brinkmanship)。「他們堅持探索每一種可用的管道,採取衝擊性越來越高的抗議手段,最終讓執政者喪失了耐心,犯下嚴重的錯誤。」

太陽花與雨傘:對峙僵局下的不同發展

2014年3月30日,林飛帆登上凱達格蘭大道的舞台演講,正式宣告占領行動光榮退場。年底12月25日,香港警察清除最後一個佔領區,雨傘運動潰散收兵。

為什麼兩場佔領運動最終走上不同的分岔路?何明修試圖從對抗爭者的臨機應變、領導模式來分析。

在不斷升高的態勢中,突如其來的對峙隨時可能爆發,當抗議者佔領公共空間、破壞秩序運作,與政府陷入長期對抗,便形成了「對峙僵局」。他指出,對峙僵局是一種高度偶然性的事件,例如,攻佔立法院其實是事發前幾小時臨時決定,後續的局勢發展也充滿了不確定性,端視運動領導者的策略謀劃與反應速度。

正因為領導型態不同,形成了兩地運動各自的路徑結果。

相較於雨傘,太陽花的領導運作從始至終都較穩固,牢牢掌控運動方向。香港則在對峙前幾天即出現內部衝突,後期更急遽分裂為非暴力與勇武。

而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共同點在於,許多公民自發奉上勞力與資源,這種廣泛動員能量如同抗爭者的保護網。過去的運動理論認為,當組織程度越高,越能帶領人民上街頭。

但近年研究開始注意到非預先安排的自發性(spontaneity)力量,例如兩地參與者都展現出自主、充滿彈性又富有創意的「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包括自行架設轉播平台、舉辦民主教室、製作懶人包、發起紐約時報廣告募資,創造出屬於參與者自己的運動。

但何明修也強調,臨機應變並非萬靈丹,最終還是要取決於運動信任網絡、現場情勢等主客觀因素。

具體來說,雨傘因為佔中行動的長期籌劃,事前便有明確的組織分工,也握有豐厚資源,但進入對峙當下,反倒成為決策遲緩不前的主因,最後氣力放盡;太陽花運動則是等到各路人馬衝進立院之後,才迅速搭建起決策討論的平台,能夠拋開既有組織的包袱,形成運動領導,最終和平退場。

反送中遊行  民眾訴求612非暴動
Photo Credit: 中央社

終局之戰:絕望反撲的驚人能量

雨傘運動落幕後,傘後組織一度遍地開花,紛紛起身「維修香港」。只是,復又歷經6位民主派議員因宣誓風波遭到DQ(當選無效),再多的民意支持,似乎還是不敵特區政府背後那隻看得見的手。等到2019年4月佔中九子案宣判,更近乎走到香港公民社會最低迷的時刻。

「戴耀廷、陳健民坐上囚車,朱耀明哭著送他們走,100多人在監獄外陪他們。那一幕對很多人來講,香港民主運動已經走到沒路了。」何明修回憶。

想不到的是,短短2個月不到,香港迎來了撼動全世界的「反送中抗爭」。

何明修認為,反送中仍反映了前述的解釋框架,在機會最渺茫、公民社會彷彿被打趴之際,抗爭火苗猛然炸開,而且爆出前所未見的猛烈火光。關鍵就在於,逃犯條例帶來的威脅感更強烈、更急迫。

「那種感覺是,這戰沒打,大家都要被送中了,到最後香港人就是豁出去。」即便是熱愛祖國的政商代表,對中國的司法審判恐怕也不抱有信心,遑論一般市民。

「我城終局之戰」成為強烈的動員能量,不是因為有可能贏,而是擔心失去更重要的東西。

「6月15日有人自殺,後來還發生好幾起,那個氛圍很可怕,大概沒有社會運動弄到已經絕望,就是放手一搏。」

從香港傘運5週年 看反送中如何走向終局之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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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者的進化:雨傘運動教會香港人的事

相較於太陽花和雨傘的策略,反送中也拓展出另一個抗爭策略:Be Water、無大台,去中心化的抗爭變得極度靈活、具有韌性,更勝佔領形式。

依循先前的解釋框架,佔領便會產生對峙僵局,對峙需要領導,要有很強的領導核心做決策。從前兩場運動來看,支撐三週已是極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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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研之有物
(資料來源:4份由偏藍的TVBS民調中心所執行,2份來自親綠的新台灣國策智庫與自由時報民調中心,另外2份分別來自《今週刊》與台灣指標民調,取用日期:201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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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研之有物
對峙僵局中,時間並不站在抗議者這方,太陽花在佔領11日後民意支持出現逆轉,雨傘運動則是在第3週。(圖片來源│《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左岸文化;圖說美化│林洵安)(資料來源:4份來自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3份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取用日期:2015年8月27日)

但反送中運動徹底打破傳統框架,抗爭遍地開花、四處遊走,和理非、街頭勇武輪番切換上陣,運動更像是一場「共同協作」。「連登討論區」形成的民主決策機制,要衝不衝,端視「Like」決定,展現出網路群眾智慧的無窮潛力。

若把運動看作是一台車,反送中就像是沒有明確駕駛者的自駕車,警察抓不到人開罰單,無大台、無「首謀」,行車路徑來自眾人共寫的程式。在去中心化的抗爭裡,心懷大局、共同協作是如何可能?

何明修分析,這場被逼到牆角的終局之戰,看似沒有領導大台,但墜樓犧牲的梁凌杰拋出「五大訴求」,以及衝入立法會的「七一宣言」,成為凝聚所有人的象徵性目標。再加上一連串警暴事件引發的義憤,讓抗爭者的共同意志更加堅不可摧。

此外,抗爭者進一步發展出和雨傘截然不同的運動邏輯,主張兄弟登山、不分化、不割蓆、不篤灰(指控告密),讓政府也無從分化。「我問過雨傘時在台上的學生,他覺得無大台是對的,有大台,責任在大台;無大台,每個人都有責任,運動就變成非常靈活、有韌性。」何明修說。

他強調,社會運動具有連續性。每一次的抗爭並不是從零開始、打掉重練,而是在先前的抗爭基礎上再進化。事實上,反送中所主張的「和勇不分」,正是來自對過去經驗的省思。「很多人一直把雨傘當時的分裂放在心上,等到這個時候,他們想的就是不要犯過去的錯。」抗爭者不再把蒙面人當作鬧場的鬼,也不再以為和理非的公民抗命就能獲得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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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Vincent Thian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雨傘運動奉行「公民不服從」,公民挺身抗法、承擔後果,勇武派被視為破壞秩序的「壞分子」。但到了反送中,從關鍵的612當日勇武派兩面包圍立法會,讓議員無法進去開會,最終逃犯條例二讀沒過,自此便確立出運動基調必定要「和勇不分」。

相較於雨傘運動時的投鼠忌器,反送中則無所畏懼,一開始就全力投入國際政治遊說。至今,美國已先後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國際壓力究竟能產生多少實質效果?何明修坦言,目前言之太早。

但無庸置疑的是,我們很可能正在見證世界局勢的關鍵轉折,中美衝突的新冷戰危機,遠比過去的冷戰更嚴峻,香港、台灣都捲入這場國際角力。

「最壞的結果是中美衝突更劇烈,美國大敗,撤出東亞、西太平洋,台灣失去老大哥保護;另一個結局是習近平撐不住、共產黨垮台,因為把這個國家逼到跟全世界為敵。最後結局可能只剩下這兩個,因為中間都沒了。」

莫以成敗論抗爭

七月,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香港倒退回不自由的黑暗深淵,一國兩制的架構至此徹底崩毀。21世紀的香港彷彿搭上時光機,穿梭回到40年前的台灣,那些習於自由與民主的年輕身體,恐將遭到黨國威權最赤裸裸的暴力。

過去一年,超過9000人被捕,上百人被依暴動罪起訴,許多人流亡海外。何明修透露,香港抗爭者曾告訴他,傳聞真正的勇武派也就大約1萬人。他認為如同去年一樣高強度、高密集的抗爭行動,很難再發生。

他從賽局的角度觀察,「去(2019)年那局已經結束了。區議會抗爭者贏了,美國人權法案贏了;但很多人被抓、很多人流亡。現在就是重新開局,Game 1結束,Game 2開始。」

抗爭未完,香港人還在繼續寫自己的歷史。在歷史成為歷史之前,永遠無法蓋棺論定運動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

「結束時看,5年後看,10年後看,可能效果不一樣。雨傘佔領結束當時,提出的訴求都沒有達到,但是很可能種子已經埋在那裡了,你不知道。」何明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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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洵安
何明修自陳,原本書架上香港的書一本也沒有,如今卻長出了好幾個櫃子。面對充滿變數的國際局勢,無人知道何時榮光才會降臨,但他仍相信,街頭之外,香港人依舊會用其他方式繼續對抗。(攝影│林洵安)

本文經研之有物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