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者的道德》書評:美國總統的「道德思考」,決定他們的外交政策

《強權者的道德》書評:美國總統的「道德思考」,決定他們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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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七十年來美國霸主地位的嬗變,在於當選的總統是否表達了能吸引美國人的正式目標和價值,惟它的道德性則取決於它如何被執行。

文:吳尊傑(天主教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商學士、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法學碩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人類自私、有侵略性,而且經常是殘酷的,但是除了部分大腦受損的人外,人類幾乎普遍都有道德驅動力。」奈伊,《強權者的道德》,頁51。

本書原著(Do Morals Matter?-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是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2020年1月出版,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中文譯作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譯者為林添貴,本書上市日為2020年4月30日。

作者在本書中首要強調「道德思考」是如何形塑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後的十四位美國總統在面對外交抉擇時所採取的策略模式。從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的新政時期到時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執政任內,易言之,彼等外交決策將如何深切地影響世界的發展。

自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即強調美國例外論。而關於美國例外論,實悠來以久,對某些人而言,由於美國長期著力於思想與民族的統一,讓美國人感覺到自己的與眾不同;又有一部分人認為,單純的愛國主義不足以彰顯美國例外論的偉大之處;就此而言,這部分人傾向於認為,美國例外論是指美國人所擁有的道德價值觀是優於世界各國而存在,這裡代表的是一種沙文主義式榮耀。

然而,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主政期間,對外提出所謂溫和的道德主義;具體而言,各國皆可強調彼此的例外論,而不至於定於一尊。

相較之下,早期的美國有鑑於其與歐陸列強在實力上的差距,外交上較傾向以「孤立主義」(時稱「門羅主義」)來因應列強的帝國主義。如此的策略實有助於達到全球權力平衡的政策。惟屆一戰結束,學者出身的威爾遜總統自認是自由主義者,他提出要建立一個以集體安全公約對抗侵略者為基礎的國際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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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總統的成功之處在於他成為新型國際關係的道德領袖,關於他提出的「國際組織」的想法,深深地影響了往後的美國總統,例如:小羅斯福和杜魯門(Harry S. Truman)等,後者啟動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興盛起來。而威爾遜的主要目標,是想透過樹立有拘束力的國際法和組織,來馴服國際無政府狀態,以及試圖將體系內的國家轉化為民主國家。

「道德」是存在於人類社會中最高的價值。現代國家透過國際法,積極與各國進行形形色色的交流,惟都應是奠基在合乎道德之一國外交政策。這裡指的是「道德外交政策」,威爾遜曾說「我們說人類有道德意識,並不等於說他們天生是好人。」而是說「天生可能善良」。

孟子亦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見古今中外皆然,應置道德為人類社會之最高價值。

本書作者基於外交政策的道德推理經常被熱烈討論,在於有三個常見的錯誤:第一個錯誤者認為外交政策經常沒有選擇可言,唯有國家至上;第二個錯誤為執行者的道德性格(如:總統)與其結果時常被混為一談;最後一個則是我們經常以執行者之道德言詞而非其產生的結果為評斷標準。

作者有鑑於此,主張應循「意向」(Intentions)、「手段」(Means)和「結果」(Consequences)三個面向來作出道德評斷;這裡的「意向」不僅僅是「目標」,係包括表明的價值與個人動機;至於「手段」不僅僅是指有效達成「目標」的「手段」,更重要者乃其之品質;最後一個是涉及達成國家整體目標的「結果」,「結果」所重者為須不僅惠及美國人,更必須照顧到其他人,誠如傑佛遜總統所說的「適度考量人類的意見」。

如此方不至於被領導人透過「雙重標準」或「骯髒之手」來讓自己超乎法律之上。基此,一張合乎情境的最佳道德選擇的計分卡即應運而生:(資料來源:書中頁88的表2-1)

最佳道德選擇的計分卡

因此要制定一項良好的外交政策,光靠審慎是不夠的,更甚者乃須有清楚的外交政策願景的寄託,再從以上三個面向進行評斷。然而,縱使如此,也時常混雜不同的判準,讓外交政策不足以完美地呈現。

關於美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創始人,有三位美國總統在做決定時所扮演的角色,值得被討論,他們分別是:有號稱美國世界角色的改造者的小羅斯福、堅守美國道德主義的杜魯門和為美國創造和平與繁榮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前述三位美國總統在建構自己的世界心理地圖時,皆汲取體制暨集體安全和美國例外論的傳統見解,但他們亦非頑固的教條主義者。

舉馬歇爾計畫為例,三位總統都認識到達成戰略平衡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即必須有一個美國的安全架構,在此架構內,歐洲經濟得以統合發展,也促成了後來北大西洋組織公約(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的成立;由此可見,「硬實力」和「軟實力」是可相輔相成的,該架構的確立,有助於緩和冷戰時代緊張的氣氛。

然而,在蘇聯解體後,世界隨即進入單極時刻,這對美國總統的道德觀念會造成如何的影響?冷戰一結束,「美國暨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阿巴托夫嘲弄地說「美國失去原本能幫助他們集中精力的敵人,因此承受痛苦。」肯定此見解者認為,美國今後的傲慢將沒有任何的約束。

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曾在一九八九年撰寫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歷史的終結?〉,指出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擊敗法西斯主義,又在下半葉擊敗共產主義,如今除了自由民主主義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意識型態可供選擇。

故有批評家稱世界因而進入了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霸業」時代。單極制霸年代鬆弛了冷戰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束縛,並對外釋放出傲慢的危險,但這不是現實主義派所抱怨的威爾遜式民主的自由派傲慢心態,而是在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任內制定,一個以維持科技軍事優勢及避免新的區域霸權發展起來的戰略架構,即尋求霸主地位的一九九二年「國防政策指南」(Defense Policy Guideline)。

在小布希(George W. Bush)之前尚能被謹慎執行,然而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由於小布希陷入了對國家安全的疑懼之中,就完全拋棄其前任的執行策略,因而陷入單極時刻的傲慢,也間接為他的繼任人在應對全球議題時所採取的態度鋪平了道路。

George W. 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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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美國,歐巴馬政府試圖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求取平衡。與他的繼任人川普相比,歐巴馬除了是美國史上第五年輕的總統外,還是首位具有非裔血統的美國總統,在他早期的經歷中,有一段日子是生活在亞洲的印尼,因此這意味著他有著與歷任總統不同的「亞洲經驗」。

就任總統初期,因正值金融海嘯,除非採取緊急措施,否則極有可能陷入全面大蕭條,因此早期的歐巴馬幾乎把時間花費在處理經濟危機上,惟由於失業率的上升,卻也加劇了民粹主義興起的危機。

雖然如此,在他的任內,除了成功解決全球性大衰退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議題上取得了一定話語權,舉如談判及批准《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及在二○一五年十二月成功促成了《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

此外,他巧妙地處理跟中國、伊朗和俄羅斯等國家的關係,雖有現實主義者批評他對中國及俄羅斯的作為不夠強硬,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在推動國際合作的層面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且能在國內外開展關於全球重大議題的道德討論。

相反,他的繼任人——川普則摒棄了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並且質疑盟國和抨擊多邊體制,也貿然涉入跟中國的貿易戰,以及把美國在中東的政策重新聚焦在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身上。當然要適當地評價一位總統的外交作為,需要經過相當的一段時間,才能得到比較準確的答案;是故,現階段對他們的任何評價,也僅能歸於高度的臨時性質。

就長遠而言,美國應制定進退有度之大戰略,重新與世界各國打交道,重奪道德制高點。本書作者認為,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十四位總統中,在外交政策上能把道德與有效性結合起來的四位最佳總統,分別是小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和老布希;至於雷根(Ronald Reagan)、甘迺迪(John F. Kennedy)、福特(Gerald Ford)、卡特(Jimmy Carter)、柯林頓(Bill Clinton)和歐巴馬則居於中段班;而表現最差的四位是詹森(Lyndon B. Johnson)、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小布希,以及第一任期尚未結束的川普。

回顧過去七十年來美國霸主地位的嬗變,在於當選的總統是否表達了能吸引美國人的正式目標和價值,惟它的道德性則取決於它如何被執行。更為重要的是,由美國所提供的全球公共財(Global public goods),係具有重大道德性的產物。

最後,「情境智商」與「道德選擇」應是導致前述十四位總統之間出現重大的道德後果的差異,但泰半不是源於其自身價值觀的不同,而是在於各人的情境智商存在重大的差異,以致他們在選擇甚麼才是情況允許之最合乎道德的決定時,時常有不同的決策。

這讓後續美國總統在應對兩種全球權力轉移的挑戰時,將構成美國本世紀外交政策的脈絡,一是水平式權力轉移(如中國的再興或印度的崛起),二是垂直式權力轉移(如科技的驅動);妥當應對此兩種權力轉移的方法,關鍵在於美國是否能繼續成為全球公共財的提供者。

相反,則誠如《金融時報》的沃夫所言,美國將會面臨兩個盡頭:一個是西方領導下全球化經濟時期的盡頭;另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後冷戰『單極時刻』下全球化地緣政治的盡頭。「大美盛世」終結與否,取決於今後美國總統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是否會受到來自於國內本土主義政治興起的威脅,若是則意味著窄化他們的道德視野,而非受到國外其他國家興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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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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