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世界是否有「中美共治」(Chinamerica)的可能?

《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世界是否有「中美共治」(Chinamerica)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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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系統考察了百年來中美兩國在企業交往、技術轉讓、知識引進的具體案例,在全球化時代,這些議題是考察國家行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窗口。

文:吳翎君

結論

本書關注近代中國從19世紀末,對應一個初崛起於世界舞台邊緣的美國,到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舞台的中心,藉由數項重要主題探討近代中國在國家治理的內外策略,以及美國人如何通過企業、技術及相關的多元渠道,將中國拉入國際化的進程。從清法戰爭的海防危急、一次大戰提供的經濟發展契機、二次大戰中的國家存亡關鍵,歷經清末、北洋到民國政府,不同政權一次次把握機會,利用各種手段與美國人互相利用(mutual exploitation)和互相合作,以拯救中國正待開展的自強事業或是化解一場國際危機。

清法戰爭之際,美國正從建國以來最大的一場國家分裂戰爭中重建甦醒不久,藉由對中國事務的參與,不僅滿足了美國政府和民間向歐洲國家顯示美國作為新興國家對它在中國權益的表態,也考驗著美國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遵守歐洲列強所規範的國際法秩序。這也是本書將清法戰爭作為本書的起點,此後經歷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逐步樹立了美國在國際間大國地位及其對中國事務的影響。

美國以工商立國,大資本家和政府之間本來就有微妙難解的政商關係。19世紀末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指導者是一批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他們是1898年美國宣告門戶開放政策的催生者。美國資本家始終對中國的廣大市場帶有一種美好想像,儘管1920年代以前美國對華貿易整體量不大,但在個別的企業投資上(如煤油、航運、菸草、零件進口等)仍有不可忽視、甚且幾乎壟斷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一戰以後,美國躍升為國際強權,出於地緣政治上的考量,太平洋地區對維繫其國際強權地位愈為重要,美國國務院始積極推動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用力敲開中國大門,並由華盛頓政治精英將美國國家安全的競爭披上良善道德主義的外交詞令(先不論其動機好壞)。

在近代中美關係發展的任何階段,美國商人及後來形成的院外集團(lobby)都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中極具分量的利益團體。更有甚者,隨著美國對華商業活動的增加及其帶來的各種內外效應,對美國人而言更由此激發了一種改變中國的巨大圖像,這種巨大的想像貫穿於本書各個章節。1920年1月《密勒氏評論報》,刊出經營機械進口的美商慎昌洋行的巨幅廣告,很貼切地反映了一戰以後美國人拿著一把巨大的工程(engineering)鎖匙,期待用造橋、鋪軌、設廠、河川整治、發展航運等工業化科技,來改變「孔老夫子」國度的旺盛企圖心。

本書第一部分「企業活動、國家治理與中美關係」,探討清末自強運動以來中國與美國交往的極具代表性案例,審視兩國間如何開展一段頗不尋常的交往旅程。在清法戰爭時期通過李鴻章的運籌帷幄,私底下將招商局賣給美國旗昌洋行,使中國初新興的招商局輪船得以維持。

這件事在中美兩個國家的內政外交上都有特殊的意義。歐洲列強在1892年始將它們駐華盛頓的外交使節由公使升格為大使,當時對歐洲主要國家而言,美國尚是一個次級邊緣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衰敗的帝國,在清法戰爭時期的這樁買賣,美國政府很機巧地協助中國,且將旗昌的合約定義為私人企業間的行為,可說是兩個次等國家在清法戰爭時期進行的一樁奇特的軍工事業合作。

另一樁成功的案例,則是一戰爆發之初中美兩國均未參加大戰,但美國人也深受英國實施「協約國敵國貿易法案」(1915 年12月23)的限制和影響。此時中美兩國出於太平洋航運中急缺商船的快速需求,而讓江南造船廠成功為美國人打造了四艘巨輪,而簽約之日中國已成為協約國家陣營的一員,美國人更順勢將此約高舉為中國對協約國家打造輪船的貢獻。

在近代中外交涉中為何時常聽到美國人索取知識產權之事?儘管美國人建國之初也頻頻偷取曾為殖民母國大英帝國的發明財產權,但美國人非常保護本國人民的創制發明權利,且寫入美國憲法修正案中,美國人特別保護個人藝文創作和企業家創新精神其來有自,成為美國社會中一種尊重知識產權的共識價值。當世界第一部國際版權公約《伯爾尼公約》1886年於瑞士簽訂,中國人惶然不知此約為何;對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版權關乎中國人如何開眼看世界的途徑。中文版權頁標誌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在清末出現時,它更多的目的是在保護中國出版商而非個人的創造發明。

近代中國的追尋富強之路,從物資科技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取經的「竊書不為偷」——魯迅筆下主人翁孔乙己的偷書自辯之詞,然而在清末民初的中美版權交涉中,中國依據《中美商約》的規定取得法理正義的一方,並未有過錯;在華洋會審公廨開庭的結果,中國人總是勝訴的一方,成為清末民初中外交涉中極為罕見的勝局。本書探討的清末以來的中美版權之爭,看出美國在1903年和1946年兩次商約談判中均對中國做出較大的讓利,比起對日本的商約條件也更加寬厚,甚至1946年談判中關於知識產權的內容因中方無法達到美國提出的條件,最後仍依照1903年的商約為規範。

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大戰結束,間隔四十餘年的條約交涉歷程,中國堅持尚無給予外人保護知識產權的條件而獲得學習西學的方便之門;儘管如此,保護國際知識產權的概念也逐漸為中國人所知悉。值得注意的是一戰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氛圍中,已有知識分子意識到若能妥善處理知識產權問題,將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人呼籲應加入國際版權組織來證明中國是泱泱大國。遲至1990年代台海兩岸始加入國際版權公約成為會員,回溯清末民初中美版權之爭所顯現的文化傳遞、碰撞、妥協,以及中國如何迎向世界的大道歷程,迄今仍值得深思。

本書第二部分「商人團體、技術組織與關係網」,探討中美之間由企業和技術所帶動的多元層次關係網和國際合作的機遇。中國所缺乏的新興工業技術、工廠管理和西方工程知識,諸如工廠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工業標準化(Industrial standardization)推動、公共工程的規劃、商品品管檢驗和城市衛生的檢測等等觀念和實務,在中美之間它們又是通過怎樣的具體管道和組織建立起來?美國人在中國有許多不同類型的精英組織,通過這些組織拉起中美兩國人民的關係,它們在華活動也有多種面向,不僅僅局限於政治經貿活動,它們擴大了共同關注的議題。

本書提出1920年代以後中美工程師組織、美國商會和中國新式資本家通過組織運作,對中國現代化技術、生產質量提升、科學化管理和城市公共文明等方面相互推進,形成一種交織相映的關係網絡。這兩個組織也可以說是標誌一戰以後在教育文化的跨國交流上頗具行動力的組織;也引領了中國商會和工程師組織在1930年代得以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例如國際商會、萬國工程師大會、世界動力會議組織等等),一方面展現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平等國家一員,同時也向世界展現中國市場和地理條件的特殊性。

「美國亞洲協會」成立於1898年,在上海設有分會,是美國人在中國最早成立的商會,它同時在日本和菲律賓等地設有分會,但中國事務為其所重視,成立之初就是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主要推手。一戰爆發以後,美國設置了在中國的單獨商會——「中國美國商會」,美國在華商人終於有一個總體發聲的組織喉舌。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巨大浩劫,如何避免戰爭的重演和實現持久的和平成為戰後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一些民間人士也組建各種非政府組織來促進國際合作,到了1920年代「美國亞洲協會」逐漸轉型為文化活動組織。

美國工商界倡導自由貿易和競爭開放的市場,深信國家之間經濟的聯繫可以帶來繁榮與和平,不論是「亞洲協會」或「中國美國商會」都傳達了以美國自由市場為主導的國際主義者理念,也傳播新式管理思想和技術知識的革新。此外,從美國在華商人的機關報《美國亞洲協會期刊》的報導,可看出該協會對中國國民精神充滿正面評價及凝聚中美友好的言論。這不僅只是出於中國龐大市場的想像,而是寄望於中國可能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為中國的崛起做好準備。該刊的言論和主張,推進了一戰時期美國政府和民間開拓中國市場的積極作為,而其關注的議題,則涵蓋中國社會接納以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科學和技術的條件和適應性。

成立於1919年的「中美工程師協會」,則是共同受到中美兩國政府支持而成立的一個組織,這個群體對一戰之後中國大型公共工程和基礎建設的投入有很大的貢獻。該協會不僅和美國本土工程學會進行跨國聯結,與英人在上海創辦的「中華國際工程學會」形成南北互相輝映的組織,並且和中國本土工程師學會有微妙的互動關係。中美工程師協會在中國的活動,呈現此一群技術專家組織與中國政府合力推動中國工業化建設,引介工程知識和開創建設思路,並推動中國工業建設與世界接軌的國際化歷程。

不惟如此,1920年代中國本土的「中國工程師學會」的聲勢愈來愈壯大後,「中美工程師協會」更是樂見其成,認為中國人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和研究團隊,期待中國工程師承擔起社會責任和強化專門技術以促使中國走向真正的工程國家。在1920年代這個組織的榮譽會員和一般會員,囊括了美國工程界最頂尖優秀的人才,並且與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往來互動;加上中國第一次大戰後留美學生的歸國熱潮,共同合力推動了1920年代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的鐵路和水利建設。

中國特殊地理環境和條件對於外籍工程師提供一種特殊的挑戰機遇,這群外籍工程專家們奔勞於中國窮山惡水,與險峻的地形氣候和艱難的工程搏鬥,除了極少數像美籍工程師費禮門和陶德較活躍於中國社交和知識圈,多數的工程師並不擅於文字書寫來面對文化媒體,亦不常參與社交活動,加以工程學的專業知識較難和社會大眾有直接對話,以致較不為人所知。事實上,通過「中美工程師協會」友好組織的運作,得以引介了近代西方工業技術,並傳播近代工程學知識。正是中外工程師/群體的交會合作,且跨越不同政權的輪替與經驗傳承,使中國得以進入國際工程學和科技的舞台,甚至可說翻轉了近代中國的工程命運。

原為商人團體創辦的《美國亞洲協會期刊》在一戰後轉型為致力介紹亞洲各國文化特色,並且高舉亞洲各國應相互了解、和平共榮的旗幟。「中美工程師協會」則以重整一次大戰對文明破壞,提升生活品質的工業文明作為現代工程師的職責。很不幸的是,這兩個非政府組織在戰間期(一戰到二戰之間)所致力的知識傳遞和文化理解的和平力量,最後因世界大戰的重演而幻滅,特別是《亞洲》文化刊務早在1930年代即敲響日本侵華的警鐘,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國人的抗日立場。

如果美國政府及早聽從像「亞洲協會」等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呼籲,對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有所防範,或許美國就不需為後來對遠東的整體防禦和太平洋戰爭付出巨大的代價,亞洲的安全秩序也可能有所改觀。然而,這或許也說明了戰前期美國在華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和影響力仍是有限的,美國對華政策有更多受到國內外現實政治的考量與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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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與理想往往被視為美國對外關係的天秤,各踞美國外交的兩端,當面對國內與國外情勢的重大壓力時,兩端往往相互牽引,顯示美國外交利他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兩重性格。本書第三部分「企業、戰爭與外交」,探討中國抗戰及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在華企業的遭遇及戰後美國人如何急欲重返中國市場而率先簽訂商約。

美國商人的務實精神反映在發生國家衝突的政治危機中是否損及其商業利益,如同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太平洋戰爭時的發言「如果你要說服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參加戰爭……你一定得讓商業界從這個過程中發財」。在中國投資的美國商人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美國政府尚未宣戰之際,它們很清楚如何在中國危機中以各種手段存活下來。在戰爭時期重要的軍火物資——石油,則考驗著美國對華物資援助的底線以及美國參戰後總體戰略的考量,美國大石油公司被動員到國家戰爭中的一環,戰爭與石油企業成為一種「軍工複合體」形式,石油企業與美國政府的合作關係更加密切。

本文研究的結果,美國並不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就積極提供中國石油補給措施,事實上是在1943年下半年開始,不論是對中國石油技術的援助和補給路線才有一套縝密妥善的規劃。戰時石油嚴重匱乏,由此激起了中國人必須發展自給自足的「石油夢」,中國石油公司建立於1946年,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建國後成立國營石油企業。

1946年《中美商約》係根據1943年《中美平等新約》的規定而簽訂,從條約史的意義是中國以主權平等國家的身分進入國際法社會之後,首次進行的一場極其重要的國際談判的里程碑,而且是在艱苦抗日終獲勝利後的努力果實,然而很諷刺的是,這部商約卻在國內遭致各種嚴苛的批評;尤其被共產黨人指為賣國商約,用以激起國內反美聲浪的藉口——正是因為美國帝國主義持續援助一個無能崩壞的國民黨政府,以致國共內戰持續延燒和加速擴大。

戰後《中美商約》的交鋒,不僅是中美兩國之間對戰後中國市場如何開放的意識形態之爭,同時也是中國內部對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及黨派權力之爭,戰後商約的內部爭議正是長期以來中國人慣將內政與外交纏鬥綑綁的又一具體代表案例。中國市場是否應對外開放,特別是通過近代以來與中國親密友善的美國來對世界市場開放?或戰後中國如何以平等之姿融入國際市場的經濟體系?當時輿論的交鋒大多顯現的是內戰情緒下敵對陣營各擁其主的忿激對立,無法針對上述核心問題,展開對實質議題的理性論辯。

平心而論,1946年《商約》係標誌中美在戰後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國際關係基礎的開始,同時也是美國人再次貫徹其自由主義市場和「門戶開放政策」的一貫主張,在二次大戰後推展美國資本、技術和生活價值,並有意將中國市場拉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架構之中;實現世界範圍內的自由貿易和各國經濟的普遍發展,成為戰後美國對自由市場和國際經濟秩序的一種理念。對中國本身而言,戰後《中美商約》從條約權益、經濟立法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等各個層面,標誌了跨時代的意義。

然而,隨著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全面潰敗,也意味著美國人企圖通過企業、技術與多元關係的渠道來改變中國的想法,包括本書中提到的美國商人、工程師群體或留美歸國學人等社會精英團體所欲傳播的西方科學文明和精神價值,也因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政權的建立及其後冷戰格局所深化的壁壘屏障,終究是一場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週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已歷40年;此其時也應是重新審視國共兩黨對半個世紀前《中美商約》討論的核心實質——中國市場與美國主導下的世界交往關係,予歷史事實(truth)與真實(reality)的客觀評論。

美國跨國企業的投資和技術擴張,顯然是和美國的全球主義環環相扣的。放在以中國作為主體的全球/國際視野,怎樣來看待這一段歷史?作者更加著意的是從中美兩國的交往進程中探索一種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在19和20世紀愈來愈趨於緊密的全球關連(global connection)。當今世界幾乎所有權力中心的內部都發生重大的變化,具有不同文化、歷史和傳統秩序理論的各個地區如何能維護世界共同體系的合法性?

1971年首次訪問北京,重新打開中國市場,牽繫中美建交之路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省思自他首度訪問中國,30年後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國雖贏得了冷戰,但美中關係成為爭取世界和平與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他認為美中關係對全球穩定與和平至關重要,美中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亞洲未來的和平將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遠見,以及兩國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對方的地區歷史角色,寄望構建一個太平洋共同體的協商合作。

接著季辛吉在《世界秩序》一書,慨陳「自由」與「秩序」是世界秩序長治久安的兩條真理,它們有時被視為人類歷史經驗中的兩個極端,其實兩者應被視為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第一:沒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時的鼓噪得以維持,最後也會製造出反對自己的力量;第二,沒有一個維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會有自由。建立在此種意義的世界秩序必須靠長期培育,不能強加任何人,在即時通信和政治劇變的時代尤其如此。

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奇蹟,「中國崛起」成為全球話題,論者多從衝突著眼,特別是針對中美兩大強權勢必走向「修昔底德斯陷阱」(The Thucydides’s Trap)一決勝負的憂懼。而在台灣近年來對於19世紀中葉到1949年以前的中美關係的集體記憶,似乎停格在1979年1月台美斷交而產生的愛憎交加的不安情結中。在美國與兩岸關係如此密切的時代,兩岸對早期中美關係的學術研究似都出現一種不可言明的消沉態勢。

隨著近十年來英文學界在國際史和跨國史著作的響亮問世,如何以一種超越國境的心態來擴大國際關係史的研究視角,將非政府與政府關係融於一體,在全球化時代,這樣的研究視域尤其必要。本書側重企業、技術及群體組織等非政府力量在中美關係間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和兩國政府的國家治理的內外因素聯繫一起;在本書的具體個案中顯示兩國政府把握契機或錯失機會,由此更加突顯決策者的睿智或無能或只是一時機巧,但不論如何,非政府網絡在中美雙邊關係中,尤其是平和互惠的力量居多。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書中,提出「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為大國為了捍衞自身存在和既得利益,只能對潛在對手先發制人;在國際政治體系中沒有守夜人,一旦成為大國更需時時提高警覺,確保其大國地位,以取得國際政治的支配地位。果真大國如此作為,小國在國際關係中的生存就愈加艱難,和平更是遙遙無期。除非塑造一個真正具有理想的世界公民社會及合理的和平秩序框架,否則政治悲劇可能一再地重演。

誠如美國前歷史學會會長入江昭教授近年來在其系列著作一再倡導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係以全人類作為共有利益及普遍性原則,如果非國家行為者持續發揮提升人類共同意識的安定力量,建立起不同個體和群體間「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的感知情境,21世紀有可能建構出公民社會的世紀。這也是為何入江昭著意於「慈善與公民社會」(Philanthropy and Civil Society)兩股力量在二戰結束後的美日關係和對亞洲的諒解上扮演了相互理解和對話的重要角色。

崛起後的中國將對國際秩序造成怎樣的震盪,這世界是否仍能維持「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中國崛起究竟是對外輸出福祉或是一場災難?世界是否有「中美共治」(Chinamerica)的可能?中美兩大強權的未來發展肯定是左右國際秩序的關鍵因素。從事國際關係的學者擅於分析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在權力政治上的邏輯行為而提出一套見解或知識理論,而歷史學者的責任則是從歷史進程中找尋對當下有意義的對話。

本書系統考察了百年來中美兩國在企業交往、技術轉讓、知識引進的具體案例,在全球化時代,這些議題是考察國家行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窗口。作者從非政府與政府的關係探討百年來中美關係的多元面向,乃至於美國與戰後台灣發展的淵源,更著意於中美雙邊關係中的合作共榮,而非一面倒地強調衝突與競爭,期待歷史予人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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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關係網》,聯經出版

作者:吳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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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近代中國在國家治理上的內外策略,
吳翎君將近代中美關係的政治、經濟、商業團體、
工程技術和國際組織等元素融於一爐,
細膩且全面性的探討,
研究中美關係的必讀之作!

《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關係網》從1870年代開展自強運動不久後的革新中國,對應一個從南北戰爭結束後進行國家重建(Reconstruction Era)的美國,自此歷經20世紀兩次全球大戰的過程中,中美兩國如何在企業、技術及環扣相連的多元網絡中,拉近互惠的利益或各持一執,並向世界展示一個新的自我定位和國際參與的角色。

中美知識產權之爭、美國在華商會、中美工程師協會、石油與太平洋戰爭、1946年中美商約等重大議題,貫穿了大歷史與事件所形成的網絡互動。這些跨越政府與非政府的議題,如何形塑了近代中美兩國的交往歷程,乃至於美國與戰後台灣發展的淵源,吳翎君更著意於兩國雙邊關係中的合作共榮,而非一面強調衝突與競爭。在全球化相互依存的時代中,我們更需要從共有歷史(shared history)的視角來看待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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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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