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我們自食其力」，真的嗎？談聚集經濟與公共財

文：保羅・柯利爾（Paul Collier）

課稅及都會：「我們自食其力」，真的嗎？

課稅應該遵守道德及效率。道德在兩方面很重要，第一是道德的本質，再來是課稅若不符道德，會面臨抗拒及逃稅。效率重要的原因，在稅捐會塞進價格裡頭，例如消費者購買產品付的錢，就會高於生產者賺到的錢。如此的稅捐塞子會扭曲資源的分配，所以傷害了效率。

左派、右派意識形態認為，它們知道課稅已經極化及毒害了我們的政治，稍微動用實用主義，就能讓我們頭腦鬆綁：明智的新稅，可以就道德及效率兩標準上，擊敗現有稅制。

一項稅捐的道德基礎，就稅制而言，可能比效率更重要。稅務行政極其仰賴自願繳稅。要分析道德立論，標準的哲學方法便是務實析理。雖說務實析理是課稅政策的重心，但它不屬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系統。結果便是經濟學家大致忽略課稅的道德面向。他們出任財政部顧問時，經常建議開徵破壞承諾的稅，原因在他們認為那些承諾真是愚蠢（他們的判斷很可能沒錯）。的確，經濟學家顯然在想，他們只消考量過收入不均，就已解決道德課題；而收入不均，是透過標準的功利派計算方式來分析的。

誠如海德特所見，大多數人認為公平（fairness）的重點在「按比例」（proportionality）及「賞罰」（desert），而非平等。然而它們遭到忽視。賞罰？算了吧，若是懶人的錢比勤勞工作的人少，那麼轉移金錢還是能提升「功利」。應不應得？算了吧：假如有人努力存退休金，退休時錢比一生花在海灘度假的人多，錢轉給後者還是提升「功利」。責任？算了吧：此時你應該全部都懂了。功利派經濟學家應留心，有些金錢轉移會有抑制效應，因此沒有效率，但他們不會承認那麼做是不合道德的。這種瞠目無視更廣大道德考量，其實是更大現象的例子，也就是「西高工富發」。

一旦我們認定，賞罰這個命題在稅務設計很是重要，那麼它對聚集經濟所得的利益，就有強大影響。最早瞧出這一點的人，是十九世紀美國記者兼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他闡述完自己的思想後，便引起轟動。

亨利．喬治的宏大思想

喬治提出道德論據，支持對聚集經濟衍生的利潤進行差別課稅。他瞧出何以利潤因道德而有差別，歸結出合宜的政策，是向都市土地徵收加值稅。

讀者可以提出一系列問題而領略他的洞見。先由「誰由聚集經濟獲利？」開始。為了理解通透，眾所公認工業革命是這樣的：一開始，大家都是農夫。工業發軔於新城市，人們搬進來，到工廠工作。工廠的聚落成長，人們變得比務農時更有生產力，「聚集而增益」（gains of agglomeration）指的，便是這種額外的生產力。額外生產力反映在工資，原因是企業彼此競逐工人。但是，為了在工廠工作，人們必須住到附近，因此得向擁有土地、城市在土地上頭形成的任何人，租借土地。

所以，搬去城市取得的利益，便是較高的工資減去地租（為了讓事態單純，我們假設：除了工資比他們原先務農來得高，人們在都市的生活與鄉間並無不同）。只要務農及工業間的生產力差異，要比地租來得高，更多人願意搬到城裡。但隨著他們那麼做，地租不斷被催高，過程持續到地租高到吃光整個生產力差異為止。到此時節，人們再沒誘因想搬過來；用經濟學術語來形容的話，就是我們達到平衡。

但更興奮的是：我們歸結出強勁的一句話，而回答我們的問題：「聚集經濟的利益全以地租而歸給地主。」位居政治光譜右端的人或許會心生不安，但請放心，這項分析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喬治並非社會主義者。但他是精明的經濟學家；他死後多年，兩位經濟學者證實他的結論為定理。他們很得體地把它稱為「亨利．喬治定理」（Henry George Theorem）。

喬治接下來提出第二個問題，那在傳統經濟學框架裡是無法理解的，「地主夠資格取得那些利益嗎？」雖說經濟學家無法領會，但其他人倒是能懂。我們倒不需要什麼定理就能回答問題：我們要的只是務實析理。要了解某人是否夠格取得一筆收入，我們得回溯，找到導致他們取得收入的行動。只是，當我們由聚集經濟回溯利益時，會發現衍生利益的行動，每個在城裡工作的人都有參與；整體生產力的上升，人人都有貢獻。

由聚集經濟而產出的利益，是因為大批大批的人群互動而來的，因此是集體成就，而造福大家，經濟學家把這件事稱為公共財。那麼，地主在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們做的一切，很可能只是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確，他們消磨時光的方式，很可能就是那樣。他們收取到那筆收入，原因只在於擁有土地，而人們湊巧群聚於那裡罷了。他們的活動，並沒參與聚集而衍生利益。用經濟學叫人困惑的術語，它被歸類為「經濟租」（economic rent）。

重點在於：按理性的道德標準，地主們沒那麼夠資格取得自己土地升值而衍生的利益，因為利益遠大於他們為土地付出的心血（假使有的話），也非反映他們經由儲蓄而累積的資本收益。這倒不是說他們半點資格也沒有。身為土地的合法擁有人，他們有權依財產權而取得聚集經濟而生的利益。但這一點，與所有城市勞工集體有權取得那些利益相衝突了；集體有權是依據賞罰。理性標準發生這樣衝突的時候，實用主義會叫我們妥協，而非陷入固執己見。課稅介入之時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