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我們自食其力」,真的嗎?談聚集經濟與公共財

《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我們自食其力」,真的嗎?談聚集經濟與公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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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由聚集經濟而產出的利益,是因為大批大批的人群互動而來的,因此是集體成就,而造福大家,經濟學家把這件事稱為公共財。那麼,地主在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文:保羅・柯利爾(Paul Collier)

課稅及都會:「我們自食其力」,真的嗎?

課稅應該遵守道德及效率。道德在兩方面很重要,第一是道德的本質,再來是課稅若不符道德,會面臨抗拒及逃稅。效率重要的原因,在稅捐會塞進價格裡頭,例如消費者購買產品付的錢,就會高於生產者賺到的錢。如此的稅捐塞子會扭曲資源的分配,所以傷害了效率。

左派、右派意識形態認為,它們知道課稅已經極化及毒害了我們的政治,稍微動用實用主義,就能讓我們頭腦鬆綁:明智的新稅,可以就道德及效率兩標準上,擊敗現有稅制。

一項稅捐的道德基礎,就稅制而言,可能比效率更重要。稅務行政極其仰賴自願繳稅。要分析道德立論,標準的哲學方法便是務實析理。雖說務實析理是課稅政策的重心,但它不屬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系統。結果便是經濟學家大致忽略課稅的道德面向。他們出任財政部顧問時,經常建議開徵破壞承諾的稅,原因在他們認為那些承諾真是愚蠢(他們的判斷很可能沒錯)。的確,經濟學家顯然在想,他們只消考量過收入不均,就已解決道德課題;而收入不均,是透過標準的功利派計算方式來分析的。

誠如海德特所見,大多數人認為公平(fairness)的重點在「按比例」(proportionality)及「賞罰」(desert),而非平等。然而它們遭到忽視。賞罰?算了吧,若是懶人的錢比勤勞工作的人少,那麼轉移金錢還是能提升「功利」。應不應得?算了吧:假如有人努力存退休金,退休時錢比一生花在海灘度假的人多,錢轉給後者還是提升「功利」。責任?算了吧:此時你應該全部都懂了。功利派經濟學家應留心,有些金錢轉移會有抑制效應,因此沒有效率,但他們不會承認那麼做是不合道德的。這種瞠目無視更廣大道德考量,其實是更大現象的例子,也就是「西高工富發」。

一旦我們認定,賞罰這個命題在稅務設計很是重要,那麼它對聚集經濟所得的利益,就有強大影響。最早瞧出這一點的人,是十九世紀美國記者兼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他闡述完自己的思想後,便引起轟動。

亨利.喬治的宏大思想

喬治提出道德論據,支持對聚集經濟衍生的利潤進行差別課稅。他瞧出何以利潤因道德而有差別,歸結出合宜的政策,是向都市土地徵收加值稅。

讀者可以提出一系列問題而領略他的洞見。先由「誰由聚集經濟獲利?」開始。為了理解通透,眾所公認工業革命是這樣的:一開始,大家都是農夫。工業發軔於新城市,人們搬進來,到工廠工作。工廠的聚落成長,人們變得比務農時更有生產力,「聚集而增益」(gains of agglomeration)指的,便是這種額外的生產力。額外生產力反映在工資,原因是企業彼此競逐工人。但是,為了在工廠工作,人們必須住到附近,因此得向擁有土地、城市在土地上頭形成的任何人,租借土地。

所以,搬去城市取得的利益,便是較高的工資減去地租(為了讓事態單純,我們假設:除了工資比他們原先務農來得高,人們在都市的生活與鄉間並無不同)。只要務農及工業間的生產力差異,要比地租來得高,更多人願意搬到城裡。但隨著他們那麼做,地租不斷被催高,過程持續到地租高到吃光整個生產力差異為止。到此時節,人們再沒誘因想搬過來;用經濟學術語來形容的話,就是我們達到平衡。

但更興奮的是:我們歸結出強勁的一句話,而回答我們的問題:「聚集經濟的利益全以地租而歸給地主。」位居政治光譜右端的人或許會心生不安,但請放心,這項分析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喬治並非社會主義者。但他是精明的經濟學家;他死後多年,兩位經濟學者證實他的結論為定理。他們很得體地把它稱為「亨利.喬治定理」(Henry George Theorem)。

喬治接下來提出第二個問題,那在傳統經濟學框架裡是無法理解的,「地主夠資格取得那些利益嗎?」雖說經濟學家無法領會,但其他人倒是能懂。我們倒不需要什麼定理就能回答問題:我們要的只是務實析理。要了解某人是否夠格取得一筆收入,我們得回溯,找到導致他們取得收入的行動。只是,當我們由聚集經濟回溯利益時,會發現衍生利益的行動,每個在城裡工作的人都有參與;整體生產力的上升,人人都有貢獻。

由聚集經濟而產出的利益,是因為大批大批的人群互動而來的,因此是集體成就,而造福大家,經濟學家把這件事稱為公共財。那麼,地主在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們做的一切,很可能只是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確,他們消磨時光的方式,很可能就是那樣。他們收取到那筆收入,原因只在於擁有土地,而人們湊巧群聚於那裡罷了。他們的活動,並沒參與聚集而衍生利益。用經濟學叫人困惑的術語,它被歸類為「經濟租」(economic rent)。

重點在於:按理性的道德標準,地主們沒那麼夠資格取得自己土地升值而衍生的利益,因為利益遠大於他們為土地付出的心血(假使有的話),也非反映他們經由儲蓄而累積的資本收益。這倒不是說他們半點資格也沒有。身為土地的合法擁有人,他們有權依財產權而取得聚集經濟而生的利益。但這一點,與所有城市勞工集體有權取得那些利益相衝突了;集體有權是依據賞罰。理性標準發生這樣衝突的時候,實用主義會叫我們妥協,而非陷入固執己見。課稅介入之時機,正在於此。

假設社會同意,向一些賞罰與有權應得相符的人,課徵一定稅率,比如自耕農,他生產的農作物,既是他工作又是他擁有那塊農地的成果。假如公認稅率在百分之三十好了,那麼要決定因土地升值而取得的收入,該徵多高稅率,而反映聚集經濟所生的利益,我們應該把稅率訂在比百分之三十高得多。這可以反映這件事:地主對這種收入的主張權,力道遠弱於自耕農對自己收入的主張權。此外,唯有藉著向聚集經濟的增益課稅,使用這些稅款來造福整個城市,那麼造出那種增益的勞動人口,才能收到部分利益——而按上述分析,是他們應得的。

亨利.喬治的點子很早便用上務實析理,立足於區別出租金與其他形式收入之間的賞罰。他仔細分別出土地升值而生的租金,以及資本所得,而他認為後者理直氣壯:他的主張既非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民粹。

喬治的觀點離經叛道嗎?相反地,他的道德良知轟如雷鳴,《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變成整個十九世紀美國最暢銷的一本書。

很不幸……

亨利.喬治建立強大的道德立論,向都市土地的增值開徵重稅。雖然在大眾間取得迴響,他的政策卻從未妥善落實。那些因為擁有大城市中心區土地而發大財的人,反對因此而課稅。相形下,地主們沒整理出可資抗衡的道德論證,而採取的手法,是由他們暴增的財富撥些出來,去收買政治影響力。在英國,西敏公爵(Duke of Westminister)擁有中倫敦很多土地,他輕鬆地出任上議院議員,也成為英國最有錢的人。在美國有個人,他核心生意是交易紐約土地,是目前的總統。

開徵這種稅,時機永不嫌晚。選民目前教育程度遠優於亨利.喬治的時代,所以,建立一個政治同盟而克服既得利益的抵抗,應該較為容易。此外,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大都會大幅成長,反映出聚集經濟的利益大為增加。請記住,這一點是源自經濟複雜度大躍進,還有伴隨而生的技術異化加大。故此,目前聚集經濟可以拿來課稅的利益,遠大於亨利.喬治的時代,所以公共政策對此毫無作為,就變得愈發荒唐。我們沒課徵這種稅捐,反而卡在老舊意識形態造成的稅務爭執裡。

然而,掛在本節文章之首的「很不幸」,倒不是悲嘆當前公共政策的缺陷。它講的是同一種複雜性升高,既推動都會由聚集經濟取得新的利益,同時還讓亨利.喬治定理失效。他提議說,我們可以透過向土地徵稅而抓到新增利益,目前不再正確。向這些利益徵稅的立論依然強而有力,但要那麼做,必須聰明地重新設計稅制。

支持前面兩個句子的研究,立論很新穎:是我同事雲拿保斯跟我研究一件乍看並不相干的事情,因而湊巧發現的(做學術研究經常發生這種事,令人稱奇)。我打算讓讀者感受一下發現新成果有多興奮,這些思想可以表達得相當簡單:的確,我們便是這樣子湊巧發現的。你可以參透兩個簡單的場景,便抵達這個主題的經濟思想最前沿:

場景一:都會中,工人的技術不同,住屋需求也不一樣

場景一是我們由務農走向工業的故事變種,相異之處,只在這一次有著不同技術及住屋需求的人,各自決定要不要搬到大都會。大都會提供的高連結力,讓技術更有生產力:你愈是高技術,那麼身處都會區更能提升你的生產力。但隨著人們搬進城裡,租金催高一如既往,那麼,誰會搬去,而誰又留在家鄉?狀況相當清楚,搬進大都會而受益最多的,是擁有高技術的單身人士。

所以,專精企業法規的律師長時間於辦公室工作,而不工作的夜晚則待在城外,接下來再回到她的小套房,要比起於小鎮工作,生產力遠大得多,而且她不用把自己相應可觀的收入,花很多在租屋上頭。在經濟學研究裡,找出那些兩種選擇並沒造就差異的人,經常很有用。本案例中,選擇便是搬進大都會及留在小鎮。我們曉得,對他們而言,生產力的益處,恰恰好被必須多付的租金給抵銷,但這些人是誰?有些只是半技術工,他們單身,只要小套房就行,但他們賺的並沒比留在小鎮多很多。其他便是擁有高技術,但因為他們家人很多,需要很大的住居處所,而租金耗光他們額外的收入。

這些人對本研究很重要(經濟學把他們稱為「邊際人」(marginal),原因在他們只算勉強願意住到大都會。假如地主要收更高的房租,這些人就會搬走,地主就會欠缺房客。這些邊際人決定房東能索取多少租金。前述的企業法律師為自己小套房付的租金,跟租借隔壁小套房的單身半技工是一樣的。我們在此歸結出重點:那位企業法律師能夠取得聚集經濟的某些利益。

泛言之,因為技術及住居需求的差異,很多聚集經濟的利益不再歸給地主,而由高技術單身、不需要太大房舍的人拿走。雲拿保斯與我模擬大都會如倫敦或紐約發生的狀況,發現聚集而生的利益,大約半數由那類人取得,而非地主。若是我們再加入另一層差異,也就是列入較小城市,那麼地主取走的利益成數進一步下跌。最重大的後果便是:不管政府向地主課多重的稅,都無法取得聚集經濟的大部分利益。

這種新狀況很不妙,原因在支持課稅的道德論調依然很強。我馬上勾勒第二個場景,以便瞧出這一點。

場景二:大都會需要法治

這幕場景更逼近事實好幾步,而且點出的重點更強而有力。世上有兩種產品,即食物及勞務,還有很多國家。食物在各地都能生產,但勞務只能在那些有法治的國家產出。讀者大可把法治設想成代表政府在很多方面都管理完善。接下來,法治仰賴一般公民的合作,一起努力支持它。假如每個公民袖手旁觀,把守法留給別人做,也就是說,假如人人都想不勞而獲,法治這項公共財就不會出現。碰到這種場合,人們在大多數社會裡都想不勞而獲,法治這項公共財就不會出現。結果便是,唯有很少數擁有法治的社會能生產勞務;別的社會裡,大家只生產食物。

聚集經濟的利益適用於勞務,但是不適用於食物,因此在那些少數有法治的社會裡會出現大都會,而勞務在當地生產。因為能夠生產勞務的國家沒那麼多,因此勞務在世界市場銷售,溢價會比食物高。所以勞務出口國,比起食物出口國,會更為富饒。

接下來,我們探索哪些人在出口服務的國家,會受益於這種富饒。假設所有國家當中,工人有兩種:一是異常聰明的人,二是剩下來的芸芸眾生。再假設聰明無益於務農;相形下,聰明可能對生產服務很珍貴,但端賴多少聰明人群聚在一起。一個聰明工人在服務業裡受孤立,並不比一個農夫更有生產力,但愈多聰明人聚集在大都會裡,他們變得愈有生產力。最後,我們加入常見的租金現象:聰明人擠住到都會裡,租金升高。

那麼,誰由群聚經濟獲利,而他們夠資格拿嗎?誠如前一個場景裡,利益由生活於都會的工人及地主分享,我們大概猜得出這種區分想怎樣,但就當前目的而言,它並不重要。在這個場合裡,重點是只有一群人,堪稱夠格取得利益,毫不含糊,原因在只有他們肩負著對產生利益至關重要的行為,他們就是全社會的一般公民,集體維持了法治。但他們沒取得一絲一毫利益,有些利益被服務部門的聰明工人拿走,剩下的歸給地主。因為這群守法公民道德上很明確,有權拿到利益,但半無所獲,那麼課稅就有堅強理由。只是,跟前一光景一樣,單是土地稅無法課徵到大都會聰明工人拿走的利益。

這兩個光景有一重要的共通特色,就是獲利於聚集經濟的聰明工人真誠相信,自己有資格獲利。他們的信仰基礎,憑的是這樣的事實:自己收入高是因為生產力高。接下來,他們相信生產力高,是因為他們發展出很高的專業技能(場景一),不然就是因為他們異常聰明(場景二)。這些主張裡,實情含金量都夠,以至於它們對那些人如此方便好用,他們如此信仰可想而知。但這並非全部的實情。

大都會的生產力,端賴整個國家已提供的公共財,比如法治,還有過去投資於基礎建設而提升聯繫力。這些事物雨露均霑,但它們造福都會區技術工大到不成比例。由更基本面來看,聚集經濟依其本質,是集體造成的。它們是數百萬工人互動的成果,並非個別高薪員工努力的成就。技能超好的人有權保留自己高生產力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另外,他們應得的部分,也不比沒住在大都會、生產力沒因他人而增加的人,來得更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聯經出版

作者:保羅・柯利爾(Paul Collier)
譯者:潘勛

比爾・蓋茲「2019年夏季必讀五書」

資本主義正在撕裂我們的國家、社會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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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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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_-_ISBN97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